在苏允的描述之中，蜀汉的建立以及发展是让人欣喜且充满希望的，然而随着课程的深入，蜀汉偏安一隅、封闭的缺陷渐渐暴露了出来。
而东吴的发展亦是如此，虽然占据了膏腴之地，但无险可守，最终还是让魏国步步紧逼，最终失了战略大势。
苏允并没有直接说大宋如何如何，但思想敏锐的师生，却是联想到了大宋，大宋虽然很是富裕，但亦是无险可守，乃是综合了蜀汉东吴的缺陷，思及至此，有志之士难免会觉得焦虑。
在这个过程之中，苏允穿插了诸葛亮在四川盆地里面的各种施政措施，间杂了诸多的经济理念，有听得懂的顿时意识到大宋朝的各种经济措施亦是存在不少的问题。
不过随着苏允的深入讲解，各种后世先进的知识被苏允揉了进来，太学师生们顿时一个个都感觉脑袋很痒，感觉又长了脑子一般。
苏允深入浅出的讲解，将一个讲三国的课堂，变成了一堂综合的治国理政课程，或者说是一堂大战略课程，博大精深的知识含量、大量的干货让太学师生从上到下，一个个都听得如痴如醉。
到了这个时候，已经无须苏允再去做别的事情了，单纯只是知识带来的吸引力已经足够这些师生对苏允油然而生出敬仰之情了。
这一次，所有人都觉得一扇新世界的大门被打开了。
甚至太学生之中有原本尊崇理学的，但在苏允的课程之中，他们发现，理学的理太虚无缥缈，而苏允所讲的这些，却是真正的经世济用。
无论是治国理政还是经济军事，苏允所讲述的这些东西，跟程颐等人只会从各种四书五经里面扒拉出来的理论来相比，他们发现程颐等人的理学实在是显得有些腐朽了。
当然，不是说理学没有可取之处，而是苏允所讲述的这些东西，从理论到实践，从宏观到细节，全都是清晰可辨的。
甚至苏允还用自身的经历给这些东西做佐证，也就是说，这些理论都是苏允亲身去实践过，被证实的东西！
而苏允通常还能够总结出来方法论，也就是指导人们用什么方法去做这些实践的东西。
比如说苏允提出来用矛盾论、实事求是这些方法论，又拿出来一些调查的方法，告诉太学生们，一旦对某些问题存在疑问，便可以用这些方法去进行调查取证。
到得此时，太学的师生们这才恍然大悟，这位能够在各个领域取得这么多的成就，原来已经早就悟道了。
他所讲的这些东西，已经不是单纯的术，而是已经是近乎道了。
尤其是读过苏允所写的孟子集注以及四书章句集注的太学师生，对其理解更加得深刻，此时他们油然而生一种感觉：小苏学士，着实是学究天人啊！
课后，太学教授们找到了太学祭酒，要求单独给苏允开课，祭酒自然不会忤逆众议，祭酒也是朝廷大臣，自然知道苏允的情况。
虽说太后、司马光等人有意将苏允排除出朝堂，但苏允毕竟是经义大师还是翰林学士，这样的人要讲学什么的，自然是不能阻拦的。
北宋这点还是好的，大家就算是政见上不同，但你要传你的学说，那也不会阻拦你，比如说司马光不得势，那他就窝在洛阳写书，还是时常上书抨击新法，但新法一派也不会说那你书也别修了。
程颐两兄弟讲学传道，也对新法时有攻击，但也并不会被禁止传学。
因此，这个时候的文化氛围算是颇为宽松的，太学祭酒也不担心会因此而吃挂落，于是很爽快的答应了下来。
太学教授寻到苏允，提出了单独开课的要求，苏允自然是顺势答应了下来。
苏允已经意识到，这条路是正确的，从太学师生的表现来看，这个影响已经在渐渐发酵，等到某一日，一定会开结果的。
苏允与太学约定好，两天上一次课，每次课都以公开课的方式来开，而且还提出一个要求，无论是太学生也好，外面的读书人也罢，只要愿意听的，尽皆可以进来听讲。
太学这边倒是没有什么问题，无非便是提供一个场地，然后安排人盯一下，别让那些进来的人到处乱跑就行了。
苏允与太学敲定了公开课，然后开始系统的备课。
这一次，他无须再借用三国演义的壳子了，因为已经有足够的群众基础了。
有太学师生这帮拥趸，接下来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参与进来。
如此一来，就不必用三国演义这样的噱头了，直接上干货就是了。
苏允打算直接开讲《四书章句集注》，从孟子集注开始。
实际上有许多人都有所误会，以为苏允的《孟子集注》与《四书章句集注》是两部书，其实这是不对的，因为四书章句集注是四部书。
四书章句集注包括孟子集注、论语集注、大学章句以及中庸章句。
苏允之所以选择讲四书章句集注，是因为他所写的《四书章句集注》，不仅是将四书正本归原，还将后世的先进的哲学思想，包括阳明心学、毛列主义等都给糅合了进去！
可以说，这四书章句集注四册书里面的理论，甚至拿到后世都不会过时，更别说在这千年之前的大宋朝。
苏允已经将目光盯向宋明理学了。来来，你们将屁股挪一挪，以后这位置我苏学要了！
有人说功业会消亡，但思想不会。
但苏允却是觉得，有了思想，功业才会因此成就。
后世教员的经历告诉我们，打造一个拥有先进思想的团队，才可以成就一番事业。
于是苏允开始在太学讲《四书章句集注》。
《四书章句集注》之前在太学流传已经有两年时间，早已经被列入选读读本之一，有不少太学生是看过的，但看过跟著作者亲自来讲是不一样的。
尤其是涉及到哲学理论上的东西，若是没有人领进门，就算是看了，可能也是懵懵懂懂的。
而有苏允的讲解之下，太学师生这才知道苏允所写的四书章句集注里面内涵是何等博大精深，这已经是一门已经极为成熟且系统的学说了！
关键是什么，这门学说不仅在理论上极为成熟，而且有与其配套的方法论、研究方法以及实践方法，这在儒家发展史上都是极为罕见的。
通常大家都说四书五经如何博大精深，读懂四书五经便懂得了做事做人的方法，可怎么做呢，四书五经里面所说的并不具体，非得悟性极高之人，才能够依照里面大而论之的说法摸索出来一条道路来。
但大多数人只是普通人而已，通常只能引经据典，似是而非的过一生，以至于世人对儒生有一种误解，叫‘百无一用是书生’。
然而若是按照苏允所写的四书五经以及配套的方法来做事，却是能够真正做出实事来的。
这可是真了不得。
众多太学生似乎找到了一条前所未有的道路来，学习的热情顿时更加暴涨起来。
而汴京里的其他读书人也是闻名而来，在苏允的公开课中听讲，一时竟是成了一种风尚。
苏学之名一时间也竟是风靡了起来，众多读书人宴饮来往之时，无不以讨论苏学为荣。
而这种风尚，也在京朝官之中蔓延。
近来司马光的身体不是很好，从他上《请革弊札子》，又在《请更新新法札子》废除了保甲法，又废除了方田均税法、市易法、保马法后，身体便渐渐不好起来。
司马光自觉身体已经扛不住，于是上表请求辞位，但高太后对他很倚重，不但不准辞位，反下诏除授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正式拜为宰相，并允许他免去朝觐，乘坐肩舆，每隔“三日一入省”。
而他最近的精力主要放在废除免役法以及青苗法上，他得知苏允在太学讲学的事情，自然是有心人告知他的。
哦，这个有心人叫程颐。
程颐告诉司马光，说苏允在太学散播一些反对废除新法的言论，为新党做伥。
司马光听说了这个说法之后很是关切，不过却没有听从程颐所建议的直接禁了苏允的讲学，倒不是看在苏轼的面子上，而是他对苏允在学术上的成就还是存有敬意的。
而且，司马光知道程颐与苏允之间乃是存在着龃龉的，毕竟一个理学，一个苏学，可是存在着道统之争的，因此司马光还是存着谨慎的态度。
司马光使人去太学取了苏允的讲学笔记，司马光看了之后，虽然心中有些不喜苏允在军事上的态度，但在其他方面却是感觉没有倾向上的问题，甚至觉得苏允在经义上的造诣已经是当世第一人。
司马光最为人称道的是《资治通鉴》，但他在经学上的研究亦是颇为精深，尤其是对易学等经学研究和在老子、扬雄等诸子研究方面尤为精深。
司马光素来弘扬儒术，力辟佛老，对儒家经义做了许多开创性的阐释，有重要的地位。
而且同二程的观点相比，司马光重史亦重经，与理学家的经细史粗说不同。
司马光从苏允的经义研究之中看到苏允的研究方法与自己颇为相似，都是史经并重，因此颇有好感。
于是，在看到苏允近来不讲三国只讲经义后，对于军事上不再多讲，便不想多生枝节。
毕竟当下要废除青苗法、免役法已经引起范纯仁、苏轼等人的不满，若是再禁苏允的学说，那可能会影响到对新法的废除，反而是得不偿失了。
所以司马光将此事搁置不提。
(本章完)
而东吴的发展亦是如此，虽然占据了膏腴之地，但无险可守，最终还是让魏国步步紧逼，最终失了战略大势。
苏允并没有直接说大宋如何如何，但思想敏锐的师生，却是联想到了大宋，大宋虽然很是富裕，但亦是无险可守，乃是综合了蜀汉东吴的缺陷，思及至此，有志之士难免会觉得焦虑。
在这个过程之中，苏允穿插了诸葛亮在四川盆地里面的各种施政措施，间杂了诸多的经济理念，有听得懂的顿时意识到大宋朝的各种经济措施亦是存在不少的问题。
不过随着苏允的深入讲解，各种后世先进的知识被苏允揉了进来，太学师生们顿时一个个都感觉脑袋很痒，感觉又长了脑子一般。
苏允深入浅出的讲解，将一个讲三国的课堂，变成了一堂综合的治国理政课程，或者说是一堂大战略课程，博大精深的知识含量、大量的干货让太学师生从上到下，一个个都听得如痴如醉。
到了这个时候，已经无须苏允再去做别的事情了，单纯只是知识带来的吸引力已经足够这些师生对苏允油然而生出敬仰之情了。
这一次，所有人都觉得一扇新世界的大门被打开了。
甚至太学生之中有原本尊崇理学的，但在苏允的课程之中，他们发现，理学的理太虚无缥缈，而苏允所讲的这些，却是真正的经世济用。
无论是治国理政还是经济军事，苏允所讲述的这些东西，跟程颐等人只会从各种四书五经里面扒拉出来的理论来相比，他们发现程颐等人的理学实在是显得有些腐朽了。
当然，不是说理学没有可取之处，而是苏允所讲述的这些东西，从理论到实践，从宏观到细节，全都是清晰可辨的。
甚至苏允还用自身的经历给这些东西做佐证，也就是说，这些理论都是苏允亲身去实践过，被证实的东西！
而苏允通常还能够总结出来方法论，也就是指导人们用什么方法去做这些实践的东西。
比如说苏允提出来用矛盾论、实事求是这些方法论，又拿出来一些调查的方法，告诉太学生们，一旦对某些问题存在疑问，便可以用这些方法去进行调查取证。
到得此时，太学的师生们这才恍然大悟，这位能够在各个领域取得这么多的成就，原来已经早就悟道了。
他所讲的这些东西，已经不是单纯的术，而是已经是近乎道了。
尤其是读过苏允所写的孟子集注以及四书章句集注的太学师生，对其理解更加得深刻，此时他们油然而生一种感觉：小苏学士，着实是学究天人啊！
课后，太学教授们找到了太学祭酒，要求单独给苏允开课，祭酒自然不会忤逆众议，祭酒也是朝廷大臣，自然知道苏允的情况。
虽说太后、司马光等人有意将苏允排除出朝堂，但苏允毕竟是经义大师还是翰林学士，这样的人要讲学什么的，自然是不能阻拦的。
北宋这点还是好的，大家就算是政见上不同，但你要传你的学说，那也不会阻拦你，比如说司马光不得势，那他就窝在洛阳写书，还是时常上书抨击新法，但新法一派也不会说那你书也别修了。
程颐两兄弟讲学传道，也对新法时有攻击，但也并不会被禁止传学。
因此，这个时候的文化氛围算是颇为宽松的，太学祭酒也不担心会因此而吃挂落，于是很爽快的答应了下来。
太学教授寻到苏允，提出了单独开课的要求，苏允自然是顺势答应了下来。
苏允已经意识到，这条路是正确的，从太学师生的表现来看，这个影响已经在渐渐发酵，等到某一日，一定会开结果的。
苏允与太学约定好，两天上一次课，每次课都以公开课的方式来开，而且还提出一个要求，无论是太学生也好，外面的读书人也罢，只要愿意听的，尽皆可以进来听讲。
太学这边倒是没有什么问题，无非便是提供一个场地，然后安排人盯一下，别让那些进来的人到处乱跑就行了。
苏允与太学敲定了公开课，然后开始系统的备课。
这一次，他无须再借用三国演义的壳子了，因为已经有足够的群众基础了。
有太学师生这帮拥趸，接下来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参与进来。
如此一来，就不必用三国演义这样的噱头了，直接上干货就是了。
苏允打算直接开讲《四书章句集注》，从孟子集注开始。
实际上有许多人都有所误会，以为苏允的《孟子集注》与《四书章句集注》是两部书，其实这是不对的，因为四书章句集注是四部书。
四书章句集注包括孟子集注、论语集注、大学章句以及中庸章句。
苏允之所以选择讲四书章句集注，是因为他所写的《四书章句集注》，不仅是将四书正本归原，还将后世的先进的哲学思想，包括阳明心学、毛列主义等都给糅合了进去！
可以说，这四书章句集注四册书里面的理论，甚至拿到后世都不会过时，更别说在这千年之前的大宋朝。
苏允已经将目光盯向宋明理学了。来来，你们将屁股挪一挪，以后这位置我苏学要了！
有人说功业会消亡，但思想不会。
但苏允却是觉得，有了思想，功业才会因此成就。
后世教员的经历告诉我们，打造一个拥有先进思想的团队，才可以成就一番事业。
于是苏允开始在太学讲《四书章句集注》。
《四书章句集注》之前在太学流传已经有两年时间，早已经被列入选读读本之一，有不少太学生是看过的，但看过跟著作者亲自来讲是不一样的。
尤其是涉及到哲学理论上的东西，若是没有人领进门，就算是看了，可能也是懵懵懂懂的。
而有苏允的讲解之下，太学师生这才知道苏允所写的四书章句集注里面内涵是何等博大精深，这已经是一门已经极为成熟且系统的学说了！
关键是什么，这门学说不仅在理论上极为成熟，而且有与其配套的方法论、研究方法以及实践方法，这在儒家发展史上都是极为罕见的。
通常大家都说四书五经如何博大精深，读懂四书五经便懂得了做事做人的方法，可怎么做呢，四书五经里面所说的并不具体，非得悟性极高之人，才能够依照里面大而论之的说法摸索出来一条道路来。
但大多数人只是普通人而已，通常只能引经据典，似是而非的过一生，以至于世人对儒生有一种误解，叫‘百无一用是书生’。
然而若是按照苏允所写的四书五经以及配套的方法来做事，却是能够真正做出实事来的。
这可是真了不得。
众多太学生似乎找到了一条前所未有的道路来，学习的热情顿时更加暴涨起来。
而汴京里的其他读书人也是闻名而来，在苏允的公开课中听讲，一时竟是成了一种风尚。
苏学之名一时间也竟是风靡了起来，众多读书人宴饮来往之时，无不以讨论苏学为荣。
而这种风尚，也在京朝官之中蔓延。
近来司马光的身体不是很好，从他上《请革弊札子》，又在《请更新新法札子》废除了保甲法，又废除了方田均税法、市易法、保马法后，身体便渐渐不好起来。
司马光自觉身体已经扛不住，于是上表请求辞位，但高太后对他很倚重，不但不准辞位，反下诏除授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正式拜为宰相，并允许他免去朝觐，乘坐肩舆，每隔“三日一入省”。
而他最近的精力主要放在废除免役法以及青苗法上，他得知苏允在太学讲学的事情，自然是有心人告知他的。
哦，这个有心人叫程颐。
程颐告诉司马光，说苏允在太学散播一些反对废除新法的言论，为新党做伥。
司马光听说了这个说法之后很是关切，不过却没有听从程颐所建议的直接禁了苏允的讲学，倒不是看在苏轼的面子上，而是他对苏允在学术上的成就还是存有敬意的。
而且，司马光知道程颐与苏允之间乃是存在着龃龉的，毕竟一个理学，一个苏学，可是存在着道统之争的，因此司马光还是存着谨慎的态度。
司马光使人去太学取了苏允的讲学笔记，司马光看了之后，虽然心中有些不喜苏允在军事上的态度，但在其他方面却是感觉没有倾向上的问题，甚至觉得苏允在经义上的造诣已经是当世第一人。
司马光最为人称道的是《资治通鉴》，但他在经学上的研究亦是颇为精深，尤其是对易学等经学研究和在老子、扬雄等诸子研究方面尤为精深。
司马光素来弘扬儒术，力辟佛老，对儒家经义做了许多开创性的阐释，有重要的地位。
而且同二程的观点相比，司马光重史亦重经，与理学家的经细史粗说不同。
司马光从苏允的经义研究之中看到苏允的研究方法与自己颇为相似，都是史经并重，因此颇有好感。
于是，在看到苏允近来不讲三国只讲经义后，对于军事上不再多讲，便不想多生枝节。
毕竟当下要废除青苗法、免役法已经引起范纯仁、苏轼等人的不满，若是再禁苏允的学说，那可能会影响到对新法的废除，反而是得不偿失了。
所以司马光将此事搁置不提。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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