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叔大兄，其实对于这笔银子，善贷还有别的想法。”
想到之前筹画的事儿，魏广德继续说道。
“嗯，善贷请说。”
张居正不知道魏广德还有什么想法，不过他给自己的感觉，很多时候提出来的主张，其实都挺有意思的，而且也有一定操作性。
当然，如果没有操作性的提议，魏广德一般也不会说。
比如怂恿张居正造反，在当前大明朝所处的社会环境就很难。
因为到目前为止，上上下下其实都不具备造反的土壤。
明末造反普遍，那也是万历后期到天启这段时间，国库耗尽，让地方上有灾不能赈济，百姓衣食无着，为了生存不得已而为之。
实际上就算到了崇祯中期，即便国家陷入两线作战，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国内的流寇也曾一度被官军剿灭，出现了短暂的和平时期。
人祸虽然解决了，但是天灾依旧不断。
而之后，张献忠、李自成等人狡诈，再次揭竿而起，才又死灰复燃。
就算是到了天启朝，大明其实都没有一副要败亡的景象。
除非穿越到崇祯年间，其他皇帝时期想造反，基本必死，除非带着现代军火库穿越过去，以现代技术碾压同时代的明军。
汉人，其实也是非常善于动脑子的民族，知道吸取教训，研究新战术击败敌人。
戚继光的练兵法有用，不仅是因为他超越同时代其他武将的睿智，更是得到大明武器技术支持。
如果戚家军火器换成弓弩，其战力必然大打折扣，因为弓弩手的训练可比火器手麻烦的多，很难短时间内成军。
魏广德略做思考，还是决定和张居正坦诚相待，于是他就把张学颜所说和自己所想和盘托出，没有一丝保留。
张居正听得很认真，在魏广德说到就算朝廷大量增加赋税，国库收入倍增以后，各大衙门、地方官府也会想方设法增加支出，从朝廷国库里薅银子时，眉头还是不自觉皱了皱。
这点，张居正何尝不知道。
只是，他以为可以通过制定更严格的监督规则，杜绝这样肆意浪费的情况。
不该支用的银子，一分也不能拨，只要严格审批请款的奏疏，还是能保住大部分银子。
只是魏广德提到，有他们两人在，或许朝廷疯狂支取钱财还能得到遏制，可之后呢？
十几、二十几年以后，国库充盈，那时候的首辅可就未经历过他们这样一段困窘的时期，说不得就会很快把银子都败光。
按照后世人的看法，都以为大明朝的财政一直都很困难，从正德、嘉靖开始年年亏空，也就张居正在位的时候稍微有所好转。
但实际上，张居正死后三十年，万历皇帝把太仆寺常盈库里的银子搬回内廷，才是大明朝真正败家的开始。
如果说万历后期大笔银钱开支是为了针对辽东作战，那到了天启和崇祯初年，极短时间内败光数以百万级的银钱，那才是灾难真正的开始。
万历皇帝或许觉得把常盈库的银子搬回内廷，用起来方便很多，但是那些银子就是唐僧肉。
宦官们不仅大肆贪污，前朝文官看着眼红，也是疯狂贪污国库银钱，反正最后朝廷运转不动就把手伸向皇帝，要钱。
现在，魏广德不过是把这个问题提前揭露出来，还是因为张学颜的话让他想到的。
而之后，魏广德的提议就让张居正略微瞪大眼睛。
“善贷，你想推广社学，还要重新纳入官府管理之下，这.”
张居正有些犹豫。
不过魏广德也是深思熟虑后做出的决定，毕竟后世推行义务教育成效显著。
虽然后世杠精说义务教育不等于免费教育，但实际上之所以叫“义务教育”，本身就是从西方传过来的舶来品。
西方一切讲究等价交换，要推广基础教育，自然不可能有偿，否则谁愿意花钱让孩子读书。
所以，西方的义务教育其实都是免费的，不免费的那是私立学校，收费很贵，当然教学质量也很高。
欧美国家推行的义务教育一般是13年，美国不少的州在向15年免费教育过渡。
在美国，公立学校提供的基础教育统称为K-12教育，是从幼儿园到高中12年级一共13年免费义务教育的总称，而现在部分地区开始推行免费上大学。
所以，抠字眼是没意思的，不能说“义务教育”没有“免费”二字就是要收费的强迫教育
只能说“舶来品”被人“断章取义”，“去其糟粕”。
当然，在后世中国还有一句话，那就是“免费的才是最贵的”。
那么在大明，有没有类似的教育？
其实是有的，这就是社学，区别于官学、私塾和族学的一种教育方式。
官学，自然就是官府在各府县开办的学堂，有朝廷任命的教谕负责教授，只不过针对的是有功名的读书人，一般都是秀才才有资格入学。
私塾和族学，则是类似于私立学校的性质。
而社学，最早起源自元朝，明朝建立以后得以继续发展。
社学形成于元代，盛行于明清，带有“普及教育”性质。
“社学者，一社之学也。百又十户为里，里必有社，故学于里者名社学”。
社学一般由绅民捐办，负责启蒙本社童子，童子年长有成，可参加地方儒学的入学考试，中试者进入儒学，成为儒学生员。
社学在全国普遍设立，洪武八年诏令各地“延师以教民间子弟”，但仅过数年就因弊端丛生，下令停罢。
至洪武十六年，又诏令民间自行延聘师儒，建立社学，不准地方官员干涉，社学遂在全国推广开来。
古代读书成本实在太高，就是私塾也未必多少百姓读得起，族学也只有大家族才能办的起来，而官学招生名额有限。
因此朱元璋为了鼓励百姓识字，当然更是为了推广大明律法和自己思想，于是参考元制，号令各地建立社学，由地方政府帮助民间办学。
既然是捐办，所以社学在古代还有个名字，那就是义塾。
义塾是由私人出资兴办的学校，以教授宗族及乡里子弟，它与官宦富贵之家族学的不同之处在于可接纳乡邻子弟入学，具有服务一乡一社的性质。
只不过，社学好坏，大多看地方主官对教育的重视程度而定。
弘治十七年，朝廷再次明令各府州县建立社学，并规定民间幼童年龄在15岁以下者，应送社学读书。
江西的社学在这个时期就有较大发展，并在全国具有独特地位，这主要得益于李梦阳、王阳明两人。
明正德年间，李梦阳为江西提学副使，改革过去社学的弊端，大力发展社学。
他首先在南昌、新建二县办起16所社学，典型示范，先远后近，逐步推广到全省。
他要求管理学校的官吏，按照规定精选社学教师，免除他们的徭役，尊重和敬礼他们，不准他们擅自向学生征收课金、鸡米、酒食，以免使人民感到入学是种苦役而设法逃避。
对社学教师好的提升，不好的开除，有奖有罚，有利于办好社学。为了使人们重视社学，还规定今后不是社学出来的学生，不能进县州府学。
在李梦阳的推动督导下，江西社学有了一个较大的发展。
正德十三年，王阳明在平定江西南部暴动后，认为“民风不善，由于教化不明”，于是颁令，要求南赣所属各县“父老子弟，互相戒勉，兴立社学，延师教子，歌诗习礼。”并颁行《社学教条》，使江西社学又得到一次大的发展。
社学传授的知识，其实主要是让人识字，并将道德教育摆在首位，以培养少年儿童懂得并遵行“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为社学教育目标。
正是因为有了断断续续的社学，所以明朝的识字率其实并不算低。
众所周知，四大名著有三本出自明朝，到了明末话本更是数不胜数，《金瓶梅》、《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封神演义》等，无一例外的都是针对普通小市民。
如此众多的“低俗”出现，代表有大量的读书需求。
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到，明朝普通人识字率很高，不然就缺乏生产土壤。
需要注意的是，从明初一直到明末，明朝这一类低俗，都是层出不穷。
而这一切正因为明朝二百多年对社学的推广，所以明朝很多市井百姓都能识字，不少人都粗通文墨。
只是清军入关之后，明朝话本的繁荣盛景不见，识字率急速下滑，民众眼里只有“麻木不仁”。
值得一提的是，如今我们谈及“愚民政策”，都会认为是“封建社会”的罪恶之一。
然而，从汉唐宋明来看，说朝廷实行“愚民政策”，实在有些牵强。
否则，朱元璋也不必下旨推行社学，传播《大诰》。
只不过到了魏广德这里，社学的经费就由之前士绅捐赠变成官府列支，当然依旧接受捐赠。
“叔大兄，我大致测算过，下等县，一年靠着换帖银至少能收入百两银子，中、上等县，三五百两也不是难事儿，完全足够社学所需，还有富余。”
魏广德还在那里继续述说，这些天他也不是光想，收集了京畿周围府县牙行交易的记录，按照记录的交易金额，推算出应得的税银。
当然，这还是按照明制三十税一进行的计算。
至于把一些精品或者说奢侈品提到高到十税一，只是他的设想。
后世，关于奢侈品税的建议不少，魏广德自然也听说过，所以就想着最好一步到位，反正富人有钱也不在乎多花几个子儿。
甚至，因此提高自己用品的价格，还能把自己和其他人拉开档次。
古代等级观念，其实无时无刻不存在。
就算是魏广德来了这么久，也早就习以为常。
“之前社学，受官员重视程度不同，好坏参半，但办不好的主要原因还是因为经费时断时续，师长无心社学授课，大多选择回家开私塾谋生。
有了朝廷换帖银持续稳定投入，社学就能一直维持下去，不至于像原来般飘摇不定。
正好之前叔大兄不是提议整饬学风，我看其中禁创书院和禁止讲学结社很容易遭到士林反对。
朝廷开征换帖银，将其中部分用于地方社学发展，就可以有力的回应他们的贬诋言辞。”
魏广德当然知道张居正整顿学风十八条措施，根本目的其实在于钳制言论，打击言论造势和争夺意识形态的话语权，防止因此动摇权力基础。
因为之前张居正推出的改革措施，已经损害了不少人的利益，魏广德都是置身事外，所以朝野上下不少人声讨张居正专权祸国。
“善贷，《申旧章饬学政疏》你同意了？”
张居正听到魏广德说起之前自己草拟的奏疏，立马开口追问道。
“《申旧章饬学政疏》中一些措施可以实行，但一些还是需要商榷。”
魏广德可不敢说支持禁学院，禁讲学一类的话，传出去士林公议还不把他也喷了。
“比如禁毁书院一事，就须三思而行。
书院，本是学子进学之地，官学名额有度，而学子有心进学，所以才会去书院读书。
毁之，就等于断了这些生员上进之路，不可取。
不过对于聚众讲学，倒是可以禁止。
记得隆庆时，高肃卿就曾推动，先帝为此下诏《禁提学宪臣聚徒讲学诏》。
讲学徒侣众盛，异趋为事，大者摇撼朝廷，爽乱名实，小者匿蔽丑秽，趋利逃名。”
魏广德侃侃而谈道，这些，其实就是当初高拱述说的理由。
而张居正这份《请申旧章饬学政以振兴人才疏》则更直接指斥讲学是“群聚徒党”、“空谈废业”，造成各级官员“宁抗朝廷之明诏，而不敢挂流俗之谤议；宁坏公家之法纪，而不敢违私门之请托”。
张居正把讲学的危害看得极为严重，而讲学多依托民间书院，故而张居正原本打算是把书院全部禁了。
可魏广德对此自然反对，他早年就游历江西，去了不少书院进学，考功名的卷子，可都依托这些书院里的存稿。
毁掉，实在有些可惜。
不等张居正说话，魏广德继续说道：‘就算毁了书院，他们依旧可择名山大川，西子湖畔讲学，书院虽会加速传播其言，但却非必备，实无必要。’
想到之前筹画的事儿，魏广德继续说道。
“嗯，善贷请说。”
张居正不知道魏广德还有什么想法，不过他给自己的感觉，很多时候提出来的主张，其实都挺有意思的，而且也有一定操作性。
当然，如果没有操作性的提议，魏广德一般也不会说。
比如怂恿张居正造反，在当前大明朝所处的社会环境就很难。
因为到目前为止，上上下下其实都不具备造反的土壤。
明末造反普遍，那也是万历后期到天启这段时间，国库耗尽，让地方上有灾不能赈济，百姓衣食无着，为了生存不得已而为之。
实际上就算到了崇祯中期，即便国家陷入两线作战，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国内的流寇也曾一度被官军剿灭，出现了短暂的和平时期。
人祸虽然解决了，但是天灾依旧不断。
而之后，张献忠、李自成等人狡诈，再次揭竿而起，才又死灰复燃。
就算是到了天启朝，大明其实都没有一副要败亡的景象。
除非穿越到崇祯年间，其他皇帝时期想造反，基本必死，除非带着现代军火库穿越过去，以现代技术碾压同时代的明军。
汉人，其实也是非常善于动脑子的民族，知道吸取教训，研究新战术击败敌人。
戚继光的练兵法有用，不仅是因为他超越同时代其他武将的睿智，更是得到大明武器技术支持。
如果戚家军火器换成弓弩，其战力必然大打折扣，因为弓弩手的训练可比火器手麻烦的多，很难短时间内成军。
魏广德略做思考，还是决定和张居正坦诚相待，于是他就把张学颜所说和自己所想和盘托出，没有一丝保留。
张居正听得很认真，在魏广德说到就算朝廷大量增加赋税，国库收入倍增以后，各大衙门、地方官府也会想方设法增加支出，从朝廷国库里薅银子时，眉头还是不自觉皱了皱。
这点，张居正何尝不知道。
只是，他以为可以通过制定更严格的监督规则，杜绝这样肆意浪费的情况。
不该支用的银子，一分也不能拨，只要严格审批请款的奏疏，还是能保住大部分银子。
只是魏广德提到，有他们两人在，或许朝廷疯狂支取钱财还能得到遏制，可之后呢？
十几、二十几年以后，国库充盈，那时候的首辅可就未经历过他们这样一段困窘的时期，说不得就会很快把银子都败光。
按照后世人的看法，都以为大明朝的财政一直都很困难，从正德、嘉靖开始年年亏空，也就张居正在位的时候稍微有所好转。
但实际上，张居正死后三十年，万历皇帝把太仆寺常盈库里的银子搬回内廷，才是大明朝真正败家的开始。
如果说万历后期大笔银钱开支是为了针对辽东作战，那到了天启和崇祯初年，极短时间内败光数以百万级的银钱，那才是灾难真正的开始。
万历皇帝或许觉得把常盈库的银子搬回内廷，用起来方便很多，但是那些银子就是唐僧肉。
宦官们不仅大肆贪污，前朝文官看着眼红，也是疯狂贪污国库银钱，反正最后朝廷运转不动就把手伸向皇帝，要钱。
现在，魏广德不过是把这个问题提前揭露出来，还是因为张学颜的话让他想到的。
而之后，魏广德的提议就让张居正略微瞪大眼睛。
“善贷，你想推广社学，还要重新纳入官府管理之下，这.”
张居正有些犹豫。
不过魏广德也是深思熟虑后做出的决定，毕竟后世推行义务教育成效显著。
虽然后世杠精说义务教育不等于免费教育，但实际上之所以叫“义务教育”，本身就是从西方传过来的舶来品。
西方一切讲究等价交换，要推广基础教育，自然不可能有偿，否则谁愿意花钱让孩子读书。
所以，西方的义务教育其实都是免费的，不免费的那是私立学校，收费很贵，当然教学质量也很高。
欧美国家推行的义务教育一般是13年，美国不少的州在向15年免费教育过渡。
在美国，公立学校提供的基础教育统称为K-12教育，是从幼儿园到高中12年级一共13年免费义务教育的总称，而现在部分地区开始推行免费上大学。
所以，抠字眼是没意思的，不能说“义务教育”没有“免费”二字就是要收费的强迫教育
只能说“舶来品”被人“断章取义”，“去其糟粕”。
当然，在后世中国还有一句话，那就是“免费的才是最贵的”。
那么在大明，有没有类似的教育？
其实是有的，这就是社学，区别于官学、私塾和族学的一种教育方式。
官学，自然就是官府在各府县开办的学堂，有朝廷任命的教谕负责教授，只不过针对的是有功名的读书人，一般都是秀才才有资格入学。
私塾和族学，则是类似于私立学校的性质。
而社学，最早起源自元朝，明朝建立以后得以继续发展。
社学形成于元代，盛行于明清，带有“普及教育”性质。
“社学者，一社之学也。百又十户为里，里必有社，故学于里者名社学”。
社学一般由绅民捐办，负责启蒙本社童子，童子年长有成，可参加地方儒学的入学考试，中试者进入儒学，成为儒学生员。
社学在全国普遍设立，洪武八年诏令各地“延师以教民间子弟”，但仅过数年就因弊端丛生，下令停罢。
至洪武十六年，又诏令民间自行延聘师儒，建立社学，不准地方官员干涉，社学遂在全国推广开来。
古代读书成本实在太高，就是私塾也未必多少百姓读得起，族学也只有大家族才能办的起来，而官学招生名额有限。
因此朱元璋为了鼓励百姓识字，当然更是为了推广大明律法和自己思想，于是参考元制，号令各地建立社学，由地方政府帮助民间办学。
既然是捐办，所以社学在古代还有个名字，那就是义塾。
义塾是由私人出资兴办的学校，以教授宗族及乡里子弟，它与官宦富贵之家族学的不同之处在于可接纳乡邻子弟入学，具有服务一乡一社的性质。
只不过，社学好坏，大多看地方主官对教育的重视程度而定。
弘治十七年，朝廷再次明令各府州县建立社学，并规定民间幼童年龄在15岁以下者，应送社学读书。
江西的社学在这个时期就有较大发展，并在全国具有独特地位，这主要得益于李梦阳、王阳明两人。
明正德年间，李梦阳为江西提学副使，改革过去社学的弊端，大力发展社学。
他首先在南昌、新建二县办起16所社学，典型示范，先远后近，逐步推广到全省。
他要求管理学校的官吏，按照规定精选社学教师，免除他们的徭役，尊重和敬礼他们，不准他们擅自向学生征收课金、鸡米、酒食，以免使人民感到入学是种苦役而设法逃避。
对社学教师好的提升，不好的开除，有奖有罚，有利于办好社学。为了使人们重视社学，还规定今后不是社学出来的学生，不能进县州府学。
在李梦阳的推动督导下，江西社学有了一个较大的发展。
正德十三年，王阳明在平定江西南部暴动后，认为“民风不善，由于教化不明”，于是颁令，要求南赣所属各县“父老子弟，互相戒勉，兴立社学，延师教子，歌诗习礼。”并颁行《社学教条》，使江西社学又得到一次大的发展。
社学传授的知识，其实主要是让人识字，并将道德教育摆在首位，以培养少年儿童懂得并遵行“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为社学教育目标。
正是因为有了断断续续的社学，所以明朝的识字率其实并不算低。
众所周知，四大名著有三本出自明朝，到了明末话本更是数不胜数，《金瓶梅》、《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封神演义》等，无一例外的都是针对普通小市民。
如此众多的“低俗”出现，代表有大量的读书需求。
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到，明朝普通人识字率很高，不然就缺乏生产土壤。
需要注意的是，从明初一直到明末，明朝这一类低俗，都是层出不穷。
而这一切正因为明朝二百多年对社学的推广，所以明朝很多市井百姓都能识字，不少人都粗通文墨。
只是清军入关之后，明朝话本的繁荣盛景不见，识字率急速下滑，民众眼里只有“麻木不仁”。
值得一提的是，如今我们谈及“愚民政策”，都会认为是“封建社会”的罪恶之一。
然而，从汉唐宋明来看，说朝廷实行“愚民政策”，实在有些牵强。
否则，朱元璋也不必下旨推行社学，传播《大诰》。
只不过到了魏广德这里，社学的经费就由之前士绅捐赠变成官府列支，当然依旧接受捐赠。
“叔大兄，我大致测算过，下等县，一年靠着换帖银至少能收入百两银子，中、上等县，三五百两也不是难事儿，完全足够社学所需，还有富余。”
魏广德还在那里继续述说，这些天他也不是光想，收集了京畿周围府县牙行交易的记录，按照记录的交易金额，推算出应得的税银。
当然，这还是按照明制三十税一进行的计算。
至于把一些精品或者说奢侈品提到高到十税一，只是他的设想。
后世，关于奢侈品税的建议不少，魏广德自然也听说过，所以就想着最好一步到位，反正富人有钱也不在乎多花几个子儿。
甚至，因此提高自己用品的价格，还能把自己和其他人拉开档次。
古代等级观念，其实无时无刻不存在。
就算是魏广德来了这么久，也早就习以为常。
“之前社学，受官员重视程度不同，好坏参半，但办不好的主要原因还是因为经费时断时续，师长无心社学授课，大多选择回家开私塾谋生。
有了朝廷换帖银持续稳定投入，社学就能一直维持下去，不至于像原来般飘摇不定。
正好之前叔大兄不是提议整饬学风，我看其中禁创书院和禁止讲学结社很容易遭到士林反对。
朝廷开征换帖银，将其中部分用于地方社学发展，就可以有力的回应他们的贬诋言辞。”
魏广德当然知道张居正整顿学风十八条措施，根本目的其实在于钳制言论，打击言论造势和争夺意识形态的话语权，防止因此动摇权力基础。
因为之前张居正推出的改革措施，已经损害了不少人的利益，魏广德都是置身事外，所以朝野上下不少人声讨张居正专权祸国。
“善贷，《申旧章饬学政疏》你同意了？”
张居正听到魏广德说起之前自己草拟的奏疏，立马开口追问道。
“《申旧章饬学政疏》中一些措施可以实行，但一些还是需要商榷。”
魏广德可不敢说支持禁学院，禁讲学一类的话，传出去士林公议还不把他也喷了。
“比如禁毁书院一事，就须三思而行。
书院，本是学子进学之地，官学名额有度，而学子有心进学，所以才会去书院读书。
毁之，就等于断了这些生员上进之路，不可取。
不过对于聚众讲学，倒是可以禁止。
记得隆庆时，高肃卿就曾推动，先帝为此下诏《禁提学宪臣聚徒讲学诏》。
讲学徒侣众盛，异趋为事，大者摇撼朝廷，爽乱名实，小者匿蔽丑秽，趋利逃名。”
魏广德侃侃而谈道，这些，其实就是当初高拱述说的理由。
而张居正这份《请申旧章饬学政以振兴人才疏》则更直接指斥讲学是“群聚徒党”、“空谈废业”，造成各级官员“宁抗朝廷之明诏，而不敢挂流俗之谤议；宁坏公家之法纪，而不敢违私门之请托”。
张居正把讲学的危害看得极为严重，而讲学多依托民间书院，故而张居正原本打算是把书院全部禁了。
可魏广德对此自然反对，他早年就游历江西，去了不少书院进学，考功名的卷子，可都依托这些书院里的存稿。
毁掉，实在有些可惜。
不等张居正说话，魏广德继续说道：‘就算毁了书院，他们依旧可择名山大川，西子湖畔讲学，书院虽会加速传播其言，但却非必备，实无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