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后，众人又看向第二篇被贴上去的，也就是苏辙的文章。
苏辙的这篇策论虽然不如其兄苏轼文采飞扬，但也不失为中规中矩的应试好文，可以说是论据充分、引经据典，整体结构很完整，而文辞也同样不俗。
有了苏轼、苏辙兄弟珠玉在前，众人对于韩绛的评等标准，其实已经没什么争议了。
苏轼的文章确实好，但他也确实自己写嗨了现编典故。
对此，苏轼自己也马上就承认了。
而按照规矩，写的再好也不能给他甲等。
不然的话，以后写文章，大家全都是“沃兹基硕德”了，引经据典也就失去了意义。
——这是原则问题，韩绛肯定不能含糊。
后面林希和章惇的文章，果然也就是与苏辙文章的水平在伯仲之间，都是那种“很不错但不够完美”的应试文章。
而当章衡的文章被张贴出来，阁内外的目光瞬间聚焦其上。
到了这篇被评为“甲下”的文章，明显就比林希和章惇的水平要高出一筹了。
“赏所以劝善，非市恩也，续天地生养之机；刑所以惩恶，非立威也，补圣人教化之阙。故《书》曰‘罪疑惟轻，功疑惟重’，其旨非在宽猛，实乃体天心之不忍，尽人事之精微，此忠厚之本源也。”
章衡开篇便以精炼之语点破刑赏本质，将刑赏从简单的奖惩工具，提升至“续天地生机”、“补圣人教化”的宏大层面，赋予了其与天地造化、圣贤大道相呼应的神圣使命。
随后，更是开始延展。
他精准引用《尚书》“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一句，并深刻点明其精髓不在于宽猛之辩，而在于“体天心之不忍，尽人事之精微”，此乃“忠厚之本源”。
此句便如同定海神针，牢牢锚定了“忠厚”的核心在于对天道的体察与对人事的极致用心，让文章变得立意正大且根基稳固。
“昔圣王制刑赏，必先存哀矜。禹见罪人下车泣问，非纵有罪，诚知饥寒迫身、教化未至者，皆君德之亏；成汤解三面之网，祝曰‘欲左左，欲右右’，开示生路，导人自新；周室盛时，囹圄空虚，非刑弛也，德风所被，民耻犯禁，此忠厚之化也。”
第二段，章衡以厚重的史实为砖石，层层构筑其论证的高塔。
从大禹见罪人而泣问、成汤解网示仁，到周室囹圄空虚，他勾勒出一幅圣王以仁心为本、教化先行，从而臻于“忠厚之化”的理想图景。
这些典故不仅佐证了其开篇论点，更生动展现了“忠厚”在实践中的崇高形态。
“后世刑赏之弊，多失本心，秦法凝脂，弃灰者刑，至陈涉一呼而天下倾。盖严刑止奸，奸愈滋；厚赏劝功，功益伪。汉张释之治犯跸，文帝欲诛，释之持‘法者天下共’之义，卒罚金而止。向无释之，则君怒失度，法意荡然。”
第三段章衡则是笔锋一转，他痛陈后世刑赏之弊——失其本心。
以秦法严苛终致天下倾覆为反面教材，深刻揭示“严刑止奸，奸愈滋；厚赏劝功，功益伪”的悖论，再辅以汉文帝时张释之据理力争维护法度的正面案例，形成鲜明对比，有力论证了失却“忠厚之本”的刑赏，不仅无效，更是祸乱之源。
“故忠厚之极，在明‘刑赏乃末，仁心为本’。《礼》云‘听五刑之讼，必原父子之亲、君臣之义’，汉初缇萦雪冤，天下颂仁，若效秦法刻深，虽狱吏称职，然断肢体、绝人伦，是戕生民元气也。故皋陶明刑以弼教，管仲设令而维邦。刑赏之用，譬犹炎火，托仁德为膏薪，则辉光烛物；舍忠厚而逞威，纵赫熖灼空，终归煨烬。”
“天道春生秋肃，无非至仁；王政刑诛赏庆，皆涵大德。昔宋景公不忍移灾于卿佐，为政者诚应推此心于四海，使民如沐春阳，则画地为牢之风可复，刑措之治不远矣。”
在充分的史实铺垫后，章衡水到渠成地亮出其核心观点。
也就是“忠厚之极，在明‘刑赏乃末，仁心为本’”。
此论直指根本，将刑赏定位为“末”，而将仁心确立为治国之“本”，清晰界定了二者的主从关系。
他还引用《礼记》“听讼原情”之义，结合汉初缇萦救父感动天下、促使废除肉刑的史实，进一步阐明，若效法秦之刻深，即便狱吏称职，其“断肢体、绝人伦”的酷刑本身就是在“戕生民元气”，从根本上违背了生养教化的天道仁心。
其点睛之笔，则在于“刑赏之用，譬犹炎火，托仁德为膏薪，则辉光烛物；舍忠厚而逞威，纵赫熖灼空，终归煨烬”这句精妙的比喻。
这既是对历史教训的总结，也是对当政者的警世箴言，将刑赏与仁德的关系剖析得淋漓尽致。
文章最后，章衡将视野提升至天道自然的高度，指出刑赏亦应如四季运行般，蕴含“至仁”的本质。他再引宋景公不忍移祸于臣子的典故，呼吁为政者推此仁心于四海，使万民如沐春风，最终展望那“画地为牢之风可复，刑措之治不远”的至高理想境界。
纵观章衡此文，其立意纯正宏大，紧扣“忠厚”之本在于仁心与教化，论证绵密厚重，圣王典范与历史教训信手拈来，正反相衬，层层递进。
可以说，其文展现出的深厚学养、严谨思辨与稳健气度，完美体现了传统儒家经典义理与史论结合的巅峰造诣，是标准的、典范式的应试雄文。
这篇文章，与不编典故的苏轼的文章，基本上是同一水平的。
然而，其光芒虽盛，终究是在既有的、精熟的“正道”上攀登至顶。
当第六篇，也就是陆北顾那篇立意更为奇崛、思辨更为锋锐、直指“治本”核心、带有某种颠覆性的文章出现时。
章衡这轮皓月般的圆满，便不可避免地成为那轮即将喷薄而出的旭日的映衬背景。
苏辙的这篇策论虽然不如其兄苏轼文采飞扬，但也不失为中规中矩的应试好文，可以说是论据充分、引经据典，整体结构很完整，而文辞也同样不俗。
有了苏轼、苏辙兄弟珠玉在前，众人对于韩绛的评等标准，其实已经没什么争议了。
苏轼的文章确实好，但他也确实自己写嗨了现编典故。
对此，苏轼自己也马上就承认了。
而按照规矩，写的再好也不能给他甲等。
不然的话，以后写文章，大家全都是“沃兹基硕德”了，引经据典也就失去了意义。
——这是原则问题，韩绛肯定不能含糊。
后面林希和章惇的文章，果然也就是与苏辙文章的水平在伯仲之间，都是那种“很不错但不够完美”的应试文章。
而当章衡的文章被张贴出来，阁内外的目光瞬间聚焦其上。
到了这篇被评为“甲下”的文章，明显就比林希和章惇的水平要高出一筹了。
“赏所以劝善，非市恩也，续天地生养之机；刑所以惩恶，非立威也，补圣人教化之阙。故《书》曰‘罪疑惟轻，功疑惟重’，其旨非在宽猛，实乃体天心之不忍，尽人事之精微，此忠厚之本源也。”
章衡开篇便以精炼之语点破刑赏本质，将刑赏从简单的奖惩工具，提升至“续天地生机”、“补圣人教化”的宏大层面，赋予了其与天地造化、圣贤大道相呼应的神圣使命。
随后，更是开始延展。
他精准引用《尚书》“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一句，并深刻点明其精髓不在于宽猛之辩，而在于“体天心之不忍，尽人事之精微”，此乃“忠厚之本源”。
此句便如同定海神针，牢牢锚定了“忠厚”的核心在于对天道的体察与对人事的极致用心，让文章变得立意正大且根基稳固。
“昔圣王制刑赏，必先存哀矜。禹见罪人下车泣问，非纵有罪，诚知饥寒迫身、教化未至者，皆君德之亏；成汤解三面之网，祝曰‘欲左左，欲右右’，开示生路，导人自新；周室盛时，囹圄空虚，非刑弛也，德风所被，民耻犯禁，此忠厚之化也。”
第二段，章衡以厚重的史实为砖石，层层构筑其论证的高塔。
从大禹见罪人而泣问、成汤解网示仁，到周室囹圄空虚，他勾勒出一幅圣王以仁心为本、教化先行，从而臻于“忠厚之化”的理想图景。
这些典故不仅佐证了其开篇论点，更生动展现了“忠厚”在实践中的崇高形态。
“后世刑赏之弊，多失本心，秦法凝脂，弃灰者刑，至陈涉一呼而天下倾。盖严刑止奸，奸愈滋；厚赏劝功，功益伪。汉张释之治犯跸，文帝欲诛，释之持‘法者天下共’之义，卒罚金而止。向无释之，则君怒失度，法意荡然。”
第三段章衡则是笔锋一转，他痛陈后世刑赏之弊——失其本心。
以秦法严苛终致天下倾覆为反面教材，深刻揭示“严刑止奸，奸愈滋；厚赏劝功，功益伪”的悖论，再辅以汉文帝时张释之据理力争维护法度的正面案例，形成鲜明对比，有力论证了失却“忠厚之本”的刑赏，不仅无效，更是祸乱之源。
“故忠厚之极，在明‘刑赏乃末，仁心为本’。《礼》云‘听五刑之讼，必原父子之亲、君臣之义’，汉初缇萦雪冤，天下颂仁，若效秦法刻深，虽狱吏称职，然断肢体、绝人伦，是戕生民元气也。故皋陶明刑以弼教，管仲设令而维邦。刑赏之用，譬犹炎火，托仁德为膏薪，则辉光烛物；舍忠厚而逞威，纵赫熖灼空，终归煨烬。”
“天道春生秋肃，无非至仁；王政刑诛赏庆，皆涵大德。昔宋景公不忍移灾于卿佐，为政者诚应推此心于四海，使民如沐春阳，则画地为牢之风可复，刑措之治不远矣。”
在充分的史实铺垫后，章衡水到渠成地亮出其核心观点。
也就是“忠厚之极，在明‘刑赏乃末，仁心为本’”。
此论直指根本，将刑赏定位为“末”，而将仁心确立为治国之“本”，清晰界定了二者的主从关系。
他还引用《礼记》“听讼原情”之义，结合汉初缇萦救父感动天下、促使废除肉刑的史实，进一步阐明，若效法秦之刻深，即便狱吏称职，其“断肢体、绝人伦”的酷刑本身就是在“戕生民元气”，从根本上违背了生养教化的天道仁心。
其点睛之笔，则在于“刑赏之用，譬犹炎火，托仁德为膏薪，则辉光烛物；舍忠厚而逞威，纵赫熖灼空，终归煨烬”这句精妙的比喻。
这既是对历史教训的总结，也是对当政者的警世箴言，将刑赏与仁德的关系剖析得淋漓尽致。
文章最后，章衡将视野提升至天道自然的高度，指出刑赏亦应如四季运行般，蕴含“至仁”的本质。他再引宋景公不忍移祸于臣子的典故，呼吁为政者推此仁心于四海，使万民如沐春风，最终展望那“画地为牢之风可复，刑措之治不远”的至高理想境界。
纵观章衡此文，其立意纯正宏大，紧扣“忠厚”之本在于仁心与教化，论证绵密厚重，圣王典范与历史教训信手拈来，正反相衬，层层递进。
可以说，其文展现出的深厚学养、严谨思辨与稳健气度，完美体现了传统儒家经典义理与史论结合的巅峰造诣，是标准的、典范式的应试雄文。
这篇文章，与不编典故的苏轼的文章，基本上是同一水平的。
然而，其光芒虽盛，终究是在既有的、精熟的“正道”上攀登至顶。
当第六篇，也就是陆北顾那篇立意更为奇崛、思辨更为锋锐、直指“治本”核心、带有某种颠覆性的文章出现时。
章衡这轮皓月般的圆满，便不可避免地成为那轮即将喷薄而出的旭日的映衬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