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尔岑掀开四轮马车的呢布帘，俄国冬日的晨雾里裹着几张因长期监狱伙食和苦难生活而消瘦的年轻面庞。
谁能想到，前些天第三局还称这帮青年为“自由主义的毒蘑菇”，如今这朵毒蘑菇却坐着马车从莫斯科直驱帝都彼得堡。
马车摇摇晃晃，貂皮斗篷下的玻璃瓶叮当作响。
“先生们，记得把车厢毯子里的伏特加瓶子藏好。”赫尔岑用冻得发红的手指敲了敲车窗：“咱们送的可是产自沃洛格达修道院的禁酒，不能让宪兵当作贡品扣了去。”
马车刚过特维尔哨卡时，赫尔岑突然拽开车窗。
寒风卷进来伏特加蒸馏厂的味道，熏得所有人打了个喷嚏。
赫尔岑望见扛着卡宾枪的骑兵中尉从岗哨里走出来，还不等那家伙走近，他便早已熟门熟路的从衣兜里摸出几张纸钞。
裹着熊皮斗篷的骑兵中尉靴尖踢了踢车厢底板，喉结在毛领间缓缓滚动：“我说……”
还不等他开口，赫尔岑便抢先递出通行证，随口应了声：“中尉，您有东西掉了。”
“我有东西掉了？”骑兵中尉一低头，发现自己脚边的雪堆里赫然躺着两张十卢布的纸票。
刚刚还板着脸的中尉脸上顿时多了一抹真诚的笑容：“我怎么没注意呢，真是诚实的小伙子。罢了，你们先走吧，祝您一路顺风！”
中尉草草扫了一眼证件，将它返还给赫尔岑，旋即板正的敬了个礼，扭头招手示意前方哨卡放行。
“也祝您一路顺风。”赫尔岑笑着冲对方挥手告别，在监牢中蹲了两个月的时间，他可不是一无所获，除了把那本《意大利文法辞典》倒背如流以外，他学的最多的就是如何解决人情世故的难题了。
其实总得来说，赫尔岑的监禁生涯过得还算顺利。
不论是在莫斯科警察总署期间，还是被关押于克鲁季茨兵营期间，他都没有受到过多的不公正待遇，甚至于他与那群负责看管他的宪兵们处的还相当不错。
在军官们跟赫尔岑熟悉以后，他们甚至愿意在他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总是给这位年轻人一些小小的优待和方便。
有一次他被房间内的炉火熏坏了，整个人都因为煤气中毒晕了过去，还是托一位白发苍苍老宪兵的福才得以被妥善医治。
说是医治，其实就是一些常用的土方子，煤气中毒这种现象在俄国并不罕见，要治好无非就是让病人嗅一些混杂了姜的盐，苏醒之后再喝一杯滚烫的格瓦斯。
虽然不知道这方子的原理究竟何在，但是好在效果不错，老宪兵就靠着传统手段救活了赫尔岑的命，挽救了他差点因为如此滑稽的原因而英年早逝的命运。
两个多月的牢狱生涯甚至令赫尔岑对整个宪兵团体的印象都大有改观，虽然他从不掩饰自己对于这一特务机关的厌恶，但他却惊讶的发现他们中间的大部分人是相当善良的，这些人根本不是奸细，而是误入歧途，走进宪兵营的。
那些负责看守赫尔岑等政治犯的宪兵，大多上了年纪，这是因为城防司令部的谢苗诺夫上校为了表示关心部下，通常会安排一些老兵管理犯人，做些省力的工作，免得他们站队出操，又派了一个上等兵，一个暗探和骗子，作他们的头头。
而那位帮赫尔岑医好了煤气中毒的这个老宪兵尤其单纯忠厚，老菲利蒙诺夫，人家待他好一点，他就感激涕零，看来他的一生是坎坷不幸的。
他参加过1805年和奥斯曼土耳其人的战争，以及1812年针对拿破仑的卫国战争。
他的胸前挂满奖章，按理说，这样的战斗英雄，而且又远远超过了25年的服役期限，这位六十多岁的老人理应早就能申请返乡了。
赫尔岑曾经问过他不回家的原因，老菲利蒙诺夫却只是眨巴着眼睛回道：“我两次往莫吉廖夫省的老家发了信，可是一直没有回音，想来家中应当是什么人也没啦。有时候，回到家乡就这么可怕，你人是到了那里，可是无家可归，最后仍旧只好到处流浪，所以算了吧，索性就留下吧。”
如果说老菲利蒙诺夫是宪兵团中普通士兵的代表，那赫尔岑认识的中下层宪兵军官则是另一种悲剧的体现。
这群人大多是没受过教育或者教育程度不够的世家子弟，他们既无财产和谋生手段，又找不到其他职业，于是只得参军当了宪兵。他们按照军队的纪律执行任务，但是他们的行为怎么看都不是自觉的。
当然，这里必须排除那些冷的像冰的宪兵副官，因为他们正是靠着恶劣的天性和狡诈的手段才当上了副官的。
有一个与赫尔岑关系不错的下层青年军官曾经偷偷告诉赫尔岑，1831年他接到一项任务，要捉拿一个潜伏在自己庄园附近的波兰地主，他的罪名是与波兰叛乱政府的密使有联系。
军官根据收集到的情报，获悉了地主隐藏的地点，率领一队人到了那里，把房子团团围住，带着两名宪兵进屋。
屋内空空的，他们搜遍所有的房间，找不到一个人，然而若干迹象显示，屋里刚才还有人来着。
小伙子把两名宪兵留在下面，第二次走上顶楼；经过仔细观察，他发现了一扇小门，小门通向贮藏室或别的什么小间。门是从里面倒锁的，他一脚踢开门，一眼就看见里边站着一个颀长的女人，生得相当漂亮。她没有作声，向他指指身旁的男人，男人双手抱着一个几乎已失去知觉的十一二岁的小姑娘。
这就是他和他的一家人。军官不知如何是好。颀长的女人看出了这一点，就问他：“您忍心杀害他们吗？”
军官表示了抱歉，讲了些庸俗平淡的废话，什么军人的无条件服从、责任等等，但看到他的话丝毫不起作用，感到无能为力，于是青年军官只得问道：“那么我该怎么办呢？”
妇人高傲地看了看他，指着门外说：“下去告诉他们，这儿一个人也没有。”
军官说到这里叹了口气：“真的，我不知道这是怎么搞的，当时我心里是怎么想的。但是我走下了顶楼，命令军士整队集合。过了两小时，我们去往另一个庄园上认真搜查那个波兰地主，但是他却已在偷越国境了。唉，女人！世上真有这种事！”
每每想到这些故事，赫尔岑的心中便涌现出各种各样奇妙的感觉，如果旁人和他聊起第三局、聊起宪兵，他一定恨得咬牙切齿，但是如果与他聊起老菲利蒙诺夫和那位青年军官，他实在没办法对这些人提起恨意。
这让他忍不住想起了先前读普希金文章时的感受，当他看见普希金谈到苏格兰场对伦敦贫民进行残酷镇压的时候，他简直恨不能对这群穿着制服的暴徒饮其血、啖其肉。
但是，偏偏下达镇压命令的那个家伙，却是帮助他摆脱了牢狱之灾的亚瑟·黑斯廷斯爵士。
他真的很难想象这位优雅、平和的英国绅士居然会做出那种事，而且在做出那种事之后，他居然还能与海因里希·海涅、亚历山大·仲马等等进步派人士保持良好关系……
或许，他也仅仅是像青年军官和老菲利蒙诺夫那样奉命行事？
或许，在这背后，还有许多他无法了解的苦衷？
自从离开了牢狱后，赫尔岑头一次感到按照道德概念，按照行业的主要特征，把人分门别类，贴上标签，不加区分，一律看待，这究竟是多么没见识、多么不人道的一件事。
让·保尔·里希特尔说得很对：孩子撒了谎，应该警告他这是做坏事，告诉他，他骗了人，可不要说他是骗子。
因为假使您把他定义为骗子，就使他丧失了精神上的自信心。
大多数人听到“这人是凶手”，马上会想起暗藏的匕首，野蛮的相貌和阴谋诡计，仿佛杀人是他的本行和职业，实际上这人一生只偶然杀过一个人。
诚然，英国人不可能既是暗探，既是拿别人的堕落作交易的奸细，又是正人君子。
但他可能既是宪兵军官，又没有完全丧失人的尊严，正如在腐败的社会造成的不幸的牺牲者身上，我们常常可以看到温柔的性格，慈祥的心灵，甚至光明磊落的行为。
马车早已驶入了彼得堡的主街道，顺着涅瓦大街来到与亚瑟在彼得堡的租屋前停下。
当亚瑟从赫尔岑的口中听到这位年轻人对近期生活的评价时，约克老骗子一反常态的僵硬了一下。
对于一个笃定了从今往后要当坏人的家伙来说，没有什么能比“你一定是有苦衷的”这句话杀伤性更大了。
受到千夫所指是预料之中的事情，因此，亚瑟从不害怕。
他甚至不担心当高加索事件真相大白后，可能会造成的一系列外交影响，更不担心与帕麦斯顿子爵甚至沙皇尼古拉一世交恶。
但是发生此种意料之外的变故，突如其来的被人原谅，却是他不能忍受的。
赫尔岑，这位莫斯科大学的数理系毕业生身上正萌发着哲学家的嫩芽。
他捧着热乎乎的茶杯，嘴里念叨着：“有人不能、不愿或不肯费力跨过名称的束缚，向前多看一步，透过罪行，透过紊乱的假象，看清事实，却采取清高的回避态度，或者粗暴的否定态度，这种人我是讨厌的。这样做的家伙，通常是脱离现实、不切实际的人，或者是自私自利的人，间或高尚得令人作呕的人。否则就是那种还没有暴露，还不打算公开撕下假面具的卑鄙无耻之徒。这种人混迹于肮脏的底层完全是出于自愿，他在那里如鱼得水、兴风作浪，而不像其他底层人是失足掉下去的。”
亚瑟用银质茶匙搅动杯中沉淀的锡兰红茶末，骨瓷碰撞声像极了伦敦法庭的法槌余响。
他注视着茶水表面晃动的倒影，忽然释怀似的笑了笑：“我在苏格兰场见过太多人用指南针找北，最后他们都掉进泰晤士河淹死了。您在这个年纪就有这样的见解，看来人生的突然变故对您来说也不是完全没有好处，挫折和坎坷令您变得成熟了不少。”
赫尔岑并没有否认亚瑟的言论，因为他同样是这么认为的：“总而言之，您应该也猜到了。我们这一趟过来，是为了向您致谢的。”
他一边说着，一边让听差们去马车上取下从莫斯科带来的各种土特产品。
透过窗户可以看见几个听差从马车搬下几捆散发着焦油味的桦树皮包裹，拆开第一层防水布时，修道院蜂蜜的甜腻混着沃洛格达特酿的酒精味直冲鼻腔。
亚瑟闻言只是轻轻摇了摇头，半真半假的回道：“你们更应该感谢城防司令斯塔阿尔将军和莫斯科总督德米特里·戈利岑公爵。”
“斯塔阿尔将军也便罢了，为什么要感谢戈利岑呢？”与赫尔岑同来的萨京摘下帽子，显出了在审问期间秃了小半边的头皮，仅仅从他的这个扮相就能看出，他应该是这群年轻人里遭罪最多的了。
他不止比在莱比锡初遇期间头发脱落了一部分，而且也肉眼可见的瘦了。
据这家伙介绍，赫尔岑-奥加辽夫小组集体被捕的时候，他正在坦波夫省母亲的农庄上。
萨京算是个孝子，他听到这个消息后，赶忙与母亲告别，瞒着她连夜赶回莫斯科。而这只为了免得宪兵们大驾光临农庄，吓坏他的母亲。
但不幸的是，半路上他感冒了，回到莫斯科家中时还发高烧。
要不是宪兵和警察及时赶来逮捕，估计他弄不好就得在床上昏迷不醒，直接睡死过去了。
而由于他病的太重，实在没办法带往警察局，所以他就被拘禁在家中，卧室门内安排了一名警察站岗，卧榻旁边又坐了一个宪兵。这俩人既是他的狱卒，又像他的护士。
每当萨京从昏迷中醒来时，看到的不是警察窥探的目光，便是宪兵酩酊大醉的嘴脸。
后来，他又被转去了列福特军医院住院，但是由于那段时间抓人太多，所以留给犯人的秘密病房居然连一间空的也不剩了。可怜的萨京于是便被安置在没有炉火的南面露台上，在那儿单独隔出了一个角落，还派了岗哨。
重感冒发烧的病人在莫斯科三四月的天气里住在露台上，想也知道最终会发生什么结果。
万幸医院当局也终于发现，在这么靠近北极的地方，不可能有热带的气温，于是在萨京彻底被折腾死之前，特事特办的专门给他换了房间，把他从露台调去了给冻僵的病人擦热身体的屋子旁边。
事后来看，萨京不想让母亲担心的想法固然是好的。但是他没让母亲知道自己被捕，也间接造成了他的恶劣待遇。
毕竟不论是赫尔岑、奥加辽夫还是索科洛夫斯基等赫尔岑小组成员，这帮家伙刚一被捕，家里人便立马活动了起来，即便家里的活动不能让他们被释放，可最起码能保证他们在牢里不至于过得太苦。
倘若不是萨京命大，而他们的释放命令又来的足够及时，这年轻人这回可就不止是掉些头发那么简单了。
谁能想到，前些天第三局还称这帮青年为“自由主义的毒蘑菇”，如今这朵毒蘑菇却坐着马车从莫斯科直驱帝都彼得堡。
马车摇摇晃晃，貂皮斗篷下的玻璃瓶叮当作响。
“先生们，记得把车厢毯子里的伏特加瓶子藏好。”赫尔岑用冻得发红的手指敲了敲车窗：“咱们送的可是产自沃洛格达修道院的禁酒，不能让宪兵当作贡品扣了去。”
马车刚过特维尔哨卡时，赫尔岑突然拽开车窗。
寒风卷进来伏特加蒸馏厂的味道，熏得所有人打了个喷嚏。
赫尔岑望见扛着卡宾枪的骑兵中尉从岗哨里走出来，还不等那家伙走近，他便早已熟门熟路的从衣兜里摸出几张纸钞。
裹着熊皮斗篷的骑兵中尉靴尖踢了踢车厢底板，喉结在毛领间缓缓滚动：“我说……”
还不等他开口，赫尔岑便抢先递出通行证，随口应了声：“中尉，您有东西掉了。”
“我有东西掉了？”骑兵中尉一低头，发现自己脚边的雪堆里赫然躺着两张十卢布的纸票。
刚刚还板着脸的中尉脸上顿时多了一抹真诚的笑容：“我怎么没注意呢，真是诚实的小伙子。罢了，你们先走吧，祝您一路顺风！”
中尉草草扫了一眼证件，将它返还给赫尔岑，旋即板正的敬了个礼，扭头招手示意前方哨卡放行。
“也祝您一路顺风。”赫尔岑笑着冲对方挥手告别，在监牢中蹲了两个月的时间，他可不是一无所获，除了把那本《意大利文法辞典》倒背如流以外，他学的最多的就是如何解决人情世故的难题了。
其实总得来说，赫尔岑的监禁生涯过得还算顺利。
不论是在莫斯科警察总署期间，还是被关押于克鲁季茨兵营期间，他都没有受到过多的不公正待遇，甚至于他与那群负责看管他的宪兵们处的还相当不错。
在军官们跟赫尔岑熟悉以后，他们甚至愿意在他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总是给这位年轻人一些小小的优待和方便。
有一次他被房间内的炉火熏坏了，整个人都因为煤气中毒晕了过去，还是托一位白发苍苍老宪兵的福才得以被妥善医治。
说是医治，其实就是一些常用的土方子，煤气中毒这种现象在俄国并不罕见，要治好无非就是让病人嗅一些混杂了姜的盐，苏醒之后再喝一杯滚烫的格瓦斯。
虽然不知道这方子的原理究竟何在，但是好在效果不错，老宪兵就靠着传统手段救活了赫尔岑的命，挽救了他差点因为如此滑稽的原因而英年早逝的命运。
两个多月的牢狱生涯甚至令赫尔岑对整个宪兵团体的印象都大有改观，虽然他从不掩饰自己对于这一特务机关的厌恶，但他却惊讶的发现他们中间的大部分人是相当善良的，这些人根本不是奸细，而是误入歧途，走进宪兵营的。
那些负责看守赫尔岑等政治犯的宪兵，大多上了年纪，这是因为城防司令部的谢苗诺夫上校为了表示关心部下，通常会安排一些老兵管理犯人，做些省力的工作，免得他们站队出操，又派了一个上等兵，一个暗探和骗子，作他们的头头。
而那位帮赫尔岑医好了煤气中毒的这个老宪兵尤其单纯忠厚，老菲利蒙诺夫，人家待他好一点，他就感激涕零，看来他的一生是坎坷不幸的。
他参加过1805年和奥斯曼土耳其人的战争，以及1812年针对拿破仑的卫国战争。
他的胸前挂满奖章，按理说，这样的战斗英雄，而且又远远超过了25年的服役期限，这位六十多岁的老人理应早就能申请返乡了。
赫尔岑曾经问过他不回家的原因，老菲利蒙诺夫却只是眨巴着眼睛回道：“我两次往莫吉廖夫省的老家发了信，可是一直没有回音，想来家中应当是什么人也没啦。有时候，回到家乡就这么可怕，你人是到了那里，可是无家可归，最后仍旧只好到处流浪，所以算了吧，索性就留下吧。”
如果说老菲利蒙诺夫是宪兵团中普通士兵的代表，那赫尔岑认识的中下层宪兵军官则是另一种悲剧的体现。
这群人大多是没受过教育或者教育程度不够的世家子弟，他们既无财产和谋生手段，又找不到其他职业，于是只得参军当了宪兵。他们按照军队的纪律执行任务，但是他们的行为怎么看都不是自觉的。
当然，这里必须排除那些冷的像冰的宪兵副官，因为他们正是靠着恶劣的天性和狡诈的手段才当上了副官的。
有一个与赫尔岑关系不错的下层青年军官曾经偷偷告诉赫尔岑，1831年他接到一项任务，要捉拿一个潜伏在自己庄园附近的波兰地主，他的罪名是与波兰叛乱政府的密使有联系。
军官根据收集到的情报，获悉了地主隐藏的地点，率领一队人到了那里，把房子团团围住，带着两名宪兵进屋。
屋内空空的，他们搜遍所有的房间，找不到一个人，然而若干迹象显示，屋里刚才还有人来着。
小伙子把两名宪兵留在下面，第二次走上顶楼；经过仔细观察，他发现了一扇小门，小门通向贮藏室或别的什么小间。门是从里面倒锁的，他一脚踢开门，一眼就看见里边站着一个颀长的女人，生得相当漂亮。她没有作声，向他指指身旁的男人，男人双手抱着一个几乎已失去知觉的十一二岁的小姑娘。
这就是他和他的一家人。军官不知如何是好。颀长的女人看出了这一点，就问他：“您忍心杀害他们吗？”
军官表示了抱歉，讲了些庸俗平淡的废话，什么军人的无条件服从、责任等等，但看到他的话丝毫不起作用，感到无能为力，于是青年军官只得问道：“那么我该怎么办呢？”
妇人高傲地看了看他，指着门外说：“下去告诉他们，这儿一个人也没有。”
军官说到这里叹了口气：“真的，我不知道这是怎么搞的，当时我心里是怎么想的。但是我走下了顶楼，命令军士整队集合。过了两小时，我们去往另一个庄园上认真搜查那个波兰地主，但是他却已在偷越国境了。唉，女人！世上真有这种事！”
每每想到这些故事，赫尔岑的心中便涌现出各种各样奇妙的感觉，如果旁人和他聊起第三局、聊起宪兵，他一定恨得咬牙切齿，但是如果与他聊起老菲利蒙诺夫和那位青年军官，他实在没办法对这些人提起恨意。
这让他忍不住想起了先前读普希金文章时的感受，当他看见普希金谈到苏格兰场对伦敦贫民进行残酷镇压的时候，他简直恨不能对这群穿着制服的暴徒饮其血、啖其肉。
但是，偏偏下达镇压命令的那个家伙，却是帮助他摆脱了牢狱之灾的亚瑟·黑斯廷斯爵士。
他真的很难想象这位优雅、平和的英国绅士居然会做出那种事，而且在做出那种事之后，他居然还能与海因里希·海涅、亚历山大·仲马等等进步派人士保持良好关系……
或许，他也仅仅是像青年军官和老菲利蒙诺夫那样奉命行事？
或许，在这背后，还有许多他无法了解的苦衷？
自从离开了牢狱后，赫尔岑头一次感到按照道德概念，按照行业的主要特征，把人分门别类，贴上标签，不加区分，一律看待，这究竟是多么没见识、多么不人道的一件事。
让·保尔·里希特尔说得很对：孩子撒了谎，应该警告他这是做坏事，告诉他，他骗了人，可不要说他是骗子。
因为假使您把他定义为骗子，就使他丧失了精神上的自信心。
大多数人听到“这人是凶手”，马上会想起暗藏的匕首，野蛮的相貌和阴谋诡计，仿佛杀人是他的本行和职业，实际上这人一生只偶然杀过一个人。
诚然，英国人不可能既是暗探，既是拿别人的堕落作交易的奸细，又是正人君子。
但他可能既是宪兵军官，又没有完全丧失人的尊严，正如在腐败的社会造成的不幸的牺牲者身上，我们常常可以看到温柔的性格，慈祥的心灵，甚至光明磊落的行为。
马车早已驶入了彼得堡的主街道，顺着涅瓦大街来到与亚瑟在彼得堡的租屋前停下。
当亚瑟从赫尔岑的口中听到这位年轻人对近期生活的评价时，约克老骗子一反常态的僵硬了一下。
对于一个笃定了从今往后要当坏人的家伙来说，没有什么能比“你一定是有苦衷的”这句话杀伤性更大了。
受到千夫所指是预料之中的事情，因此，亚瑟从不害怕。
他甚至不担心当高加索事件真相大白后，可能会造成的一系列外交影响，更不担心与帕麦斯顿子爵甚至沙皇尼古拉一世交恶。
但是发生此种意料之外的变故，突如其来的被人原谅，却是他不能忍受的。
赫尔岑，这位莫斯科大学的数理系毕业生身上正萌发着哲学家的嫩芽。
他捧着热乎乎的茶杯，嘴里念叨着：“有人不能、不愿或不肯费力跨过名称的束缚，向前多看一步，透过罪行，透过紊乱的假象，看清事实，却采取清高的回避态度，或者粗暴的否定态度，这种人我是讨厌的。这样做的家伙，通常是脱离现实、不切实际的人，或者是自私自利的人，间或高尚得令人作呕的人。否则就是那种还没有暴露，还不打算公开撕下假面具的卑鄙无耻之徒。这种人混迹于肮脏的底层完全是出于自愿，他在那里如鱼得水、兴风作浪，而不像其他底层人是失足掉下去的。”
亚瑟用银质茶匙搅动杯中沉淀的锡兰红茶末，骨瓷碰撞声像极了伦敦法庭的法槌余响。
他注视着茶水表面晃动的倒影，忽然释怀似的笑了笑：“我在苏格兰场见过太多人用指南针找北，最后他们都掉进泰晤士河淹死了。您在这个年纪就有这样的见解，看来人生的突然变故对您来说也不是完全没有好处，挫折和坎坷令您变得成熟了不少。”
赫尔岑并没有否认亚瑟的言论，因为他同样是这么认为的：“总而言之，您应该也猜到了。我们这一趟过来，是为了向您致谢的。”
他一边说着，一边让听差们去马车上取下从莫斯科带来的各种土特产品。
透过窗户可以看见几个听差从马车搬下几捆散发着焦油味的桦树皮包裹，拆开第一层防水布时，修道院蜂蜜的甜腻混着沃洛格达特酿的酒精味直冲鼻腔。
亚瑟闻言只是轻轻摇了摇头，半真半假的回道：“你们更应该感谢城防司令斯塔阿尔将军和莫斯科总督德米特里·戈利岑公爵。”
“斯塔阿尔将军也便罢了，为什么要感谢戈利岑呢？”与赫尔岑同来的萨京摘下帽子，显出了在审问期间秃了小半边的头皮，仅仅从他的这个扮相就能看出，他应该是这群年轻人里遭罪最多的了。
他不止比在莱比锡初遇期间头发脱落了一部分，而且也肉眼可见的瘦了。
据这家伙介绍，赫尔岑-奥加辽夫小组集体被捕的时候，他正在坦波夫省母亲的农庄上。
萨京算是个孝子，他听到这个消息后，赶忙与母亲告别，瞒着她连夜赶回莫斯科。而这只为了免得宪兵们大驾光临农庄，吓坏他的母亲。
但不幸的是，半路上他感冒了，回到莫斯科家中时还发高烧。
要不是宪兵和警察及时赶来逮捕，估计他弄不好就得在床上昏迷不醒，直接睡死过去了。
而由于他病的太重，实在没办法带往警察局，所以他就被拘禁在家中，卧室门内安排了一名警察站岗，卧榻旁边又坐了一个宪兵。这俩人既是他的狱卒，又像他的护士。
每当萨京从昏迷中醒来时，看到的不是警察窥探的目光，便是宪兵酩酊大醉的嘴脸。
后来，他又被转去了列福特军医院住院，但是由于那段时间抓人太多，所以留给犯人的秘密病房居然连一间空的也不剩了。可怜的萨京于是便被安置在没有炉火的南面露台上，在那儿单独隔出了一个角落，还派了岗哨。
重感冒发烧的病人在莫斯科三四月的天气里住在露台上，想也知道最终会发生什么结果。
万幸医院当局也终于发现，在这么靠近北极的地方，不可能有热带的气温，于是在萨京彻底被折腾死之前，特事特办的专门给他换了房间，把他从露台调去了给冻僵的病人擦热身体的屋子旁边。
事后来看，萨京不想让母亲担心的想法固然是好的。但是他没让母亲知道自己被捕，也间接造成了他的恶劣待遇。
毕竟不论是赫尔岑、奥加辽夫还是索科洛夫斯基等赫尔岑小组成员，这帮家伙刚一被捕，家里人便立马活动了起来，即便家里的活动不能让他们被释放，可最起码能保证他们在牢里不至于过得太苦。
倘若不是萨京命大，而他们的释放命令又来的足够及时，这年轻人这回可就不止是掉些头发那么简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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