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建帐以来：罗马汗国记 第一百零七章 与黑死病共存

　　完成了收缴工作之后，郭康熟门熟路地开始组织人手，恢复附近街区的秩序。

　　不出他所料，在行动开始之后，一些当地人就跑上街，趁乱四处放火、喊叫，准备趁火打劫。不过，郭康对此早有准备，马穆鲁克和骑士团成员很快击溃了这些四处冒出来的匪帮。扼守要道的军团兵也开始堵截，很快就抓捕了大批贼人。

　　清理完这个街区之后，郭康等人就朝下一个目标前进。就这样，一直忙到第二天天亮，都没有完工。等一切都结束，已经是下午了。

　　这次行动，不止得到了众多物资，也收获了很多宝贵的信息。因此，郭康和脱欢等人会了次面，就开始整理手头的资料。

　　经过对比，郭康很快就发现，现在粮食紧缺，不止是搜刮太紧，也是因为粮产量确实下降了。

　　按商人收税的账本显示，从五六年前开始，尼罗河的泛滥又变得不稳定了。水位有时暴涨，淹没了周围土地；有时又过低，导致取水困难。这些情况，干扰了农业生产，导致粮食的产出，收到了极大影响。

　　这件事情，在动手之前那几天，四处走访和收集消息的时候，郭康就注意到了。他对此十分重视，专门找来军团里的老营官，把资料给他，让他先做一下规划。等回头人手凑齐，就立刻开始营造，修缮水利。

　　不过，营官告诉他，如果是为了应付现在的情况，那根本不需要大兴土木，修建新的设施。因为尼罗河现在这点水位变化，完全属于正常范围内，按理来说，根本算不上“灾害”的。不知道埃及人为什么大惊小怪，搞得和天塌了一样……

　　郭康认为，就算这样，也不能轻敌，因此还是坚持大家应该去勘探下。但从这几天观察的结果看，情况确实没有他想的那么严重。

　　尼罗河周围，修建了一些水坝和运河，用来进行灌溉。拜巴尔和他的几个后继者，还进行过一系列的扩建工程。但之后，因为马穆鲁克们持续内乱，没人还有心思进行管理。尤其是布尔吉系的马穆鲁克掌权之后，一直不怎么看重水利工程的维护，导致很多设施淤积严重，几乎丧失了作用。

　　尼罗河两岸的一些耕地，位于河谷之中，在水利工程废弃之后，更加容易受到河水涨落的影响。一旦泛滥的程度出现变动，就毫无抵抗能力。正好这两年尼罗河不稳定，受到的灾害影响，也因此更加严重了。

　　不过，军团里的工程师们在实际勘察了几处地点之后，认为这也不算苏丹和底万政府的问题。因为这些所谓水利工程，规模都不是很大。有人干脆直接对郭康说，要是在河南老家，这种水坝和沟渠，也就是村里自修的级别。

　　哪怕没人来组织，大家既然在这里种田，总得自己打理吧？结果埃及人真能直接躺平，淹了也好，旱了也好，光在那儿哭，硬是没人去把水利维护下。也不知道他们到底是怎么想的……

　　而且，调查还发现，除了不会修水利的问题，埃及农民的技术水平，也低下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

　　种地并不是单纯的体力活，而是一项需要农业知识和专业技术的劳动。耕田的农夫，需要具备基本的常识和素养；同时，村里也需要有一定知识水平和经验的专业人才，开发和教授农业方面的技艺。

　　然而，埃及这边，两个条件都不具备。

　　这样的结果，就是埃及人的耕种水平其实并不高，对于各种灾害也毫无抵抗能力。隔三差五，就会遭遇各种水灾、旱灾、虫灾、冻害。减产也就成了稀松平常的事情了。

　　听到这个情况，郭康就一阵头痛。显然，想解决这些问题，真的要从最基本的组织开始做了。

　　好处是，他已经有了收编罗斯人的经验，明白怎么做这种事情，至少知道如何起步了；坏处是，之前他带罗斯人的时候，受过的各种气，估计还得再经历一遍。而且可能是完全不同的版本，又得换个角度把他拷打一次。也不知道埃及人几千年的文明，怎么混到和罗斯人坐一桌的……

　　当然，这几年的灾害，倒是没有导致人口减少——因为人已经死了一大堆了。

　　这些年来，埃及最大的灾害，并不是这些气候问题，甚至不是贪婪的包税人和粗疏的马穆鲁克，而是鼠疫。它对埃及的影响，甚至超过了郭康对于“黑死病”的刻板印象。

　　从1347年那次大瘟疫开始，马穆鲁克统治下的埃及和叙利亚地区，鼠疫前后持续了170年，严重的大瘟疫爆发了20次，大概八九年就要来一回。至于小型爆发，数量就更多，导致这170年里，有六十年的时间，属于鼠疫肆虐的范围。基本上，已经成了当地的风土病了。

　　每次黑死病爆发，都会导致大量的人口死亡。这些资料，郭康倒是不陌生。因为1347年的黑死病造成的影响太大，大家多少都有所了解。甚至，紫帐汗国的出现和发展，都和这次大瘟疫，有一些关联。

　　欧洲那边的情况，比较广为人知。至于埃及和叙利亚这边，紫帐汗国方面，也早就知道一些情况。当时，旅行家伊本·白图泰路过叙利亚，记录了不少鼠疫爆发的情况。后来他去金帐汗廷游历，结识了郭盖、伯颜帖木儿等人，也让他们得知了这些消息。

　　按白图泰的说法，瘟疫是从亚历山大开始的。源头估计是意大利商人，可能来自西西里，也可能是从草原运送奴隶的船只。很快，疾病就在整个埃及扩散开。

　　据说，开罗每天都要死亡几百到一千人。疫情最为严重的一个月时间里，每天死亡两万一千人之多。不过白图泰的说法，也不一定准确。因为那时候，由于死亡人数太多，底万政府已经无法进行准确记录了。

　　之后，瘟疫扩散到上埃及，并且进入了努比亚；向东，则进入西奈半岛和加沙地区。加沙每天死亡多达一千人，市场被迫关闭，城外的情况也很糟糕，许多农夫病死在田野里。当地埃米尔说，虽然是收获的季节，但他已经无力组织人手收割粮食，因为农民都已经死了。

　　许多居民点被瘟疫摧毁，在约旦河边的杰宁，只剩下一位老妇人幸存。贝都因人的部落也遭到了黑死病袭击，一些地方，帐篷里的人，甚至他们的牛、羊、狗，都全部病死了。

　　白图泰试图躲避瘟疫，却发现大马士革也已经爆发了。城里人没有办法应对，就举行斋戒。等他到达的时候，疫情已经有所缓解，每天只有两千四百人死亡。瘟疫还向北，传到了曼比季，并且进入小亚。整个马穆鲁克势力范围，都遭到了严重打击。

　　这些消息被紫帐汗国获知，已经是之后几年的事情了。

　　那会儿，他们也已经从各种渠道，得知整个欧洲都爆发了严重的瘟疫。东欧地区的情况相对好一些，但意大利和西部，据说情况极为严重。再加上埃及和叙利亚的消息，很显然，整个地中海世界，都遭到了这种致命瘟疫的袭击。

　　紫帐汗国那会儿还不大，领土也都是些穷乡僻壤，早就被各路军阀打烂了的地方。交通还没怎么恢复，整天就是和当地土贵族打来打去，商人都不怎么敢来。因此，倒是没有受到严重的影响。但这些消息，还是造成了很大震撼。

　　郭盖等人认为，如今蛮夷横行，礼义荒废，统治者不修德行，因此天地间失去了调和，五德失去了次序。因此，邪气四处肆虐，造成了这种大规模的瘟疫。

　　后来，随着统治区域的扩大，大家不断见识蛮族国家内部，因饥荒、瘟疫和暴政导致的惨状。所以，这个观念不但没有随着时间流逝逐渐淡化，反而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和完善，甚至进入了紫帐汗国的正统性叙事中，和教化蛮夷、吊民伐罪一道，成了常用的宣传口号。

　　等到郭康这个时代，吴王率领一些明朝人来到大都，在避难的时候，也带来了那边的一些故事，和中原地区流行的新思想。国中的罗马人，特别喜欢他带来的明太祖檄文。其中有“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的语句，更是广为流传。

　　可能是因为朱元璋的事迹太有激励性，这话经常被人改几个词就拿去用，说是要学习“世界光复者”朱洪武的事迹，驱除蛮族，光复罗马。把这些思路，都融合了起来。

　　而且，和后世的一些印象不同，黑死病也不是只有这一次，更不是肆虐了几年之后就突然消失了。欧洲地区，和埃及一样，也是频繁爆发的。

　　欧洲的官僚体系远不如天方教世界完善，记录也经常不完整，但就算如此，也可以断定，这个时期里，欧洲也至少有17次严重的爆发。平均十一年，黑死病就要大规模卷土重来一回。至于小规模的，同样已经无法记录了。

　　所以，郭康等人，对于瘟疫这个现象，以及后续的影响，其实是很熟悉的。只不过，由于资料短缺，不知道这些瘟疫，到底造成了多大的损害。

　　而埃及的各种资料，尤其是底万政府的人口统计和税收记录，就能直接补足这部分的认知。

　　按照资料，埃及的经济遭到的打击，可以说是毁灭性的。1389年的时候，黑死病在上埃及爆发，卢克索地区24000个费丹的土地，只有一千个在正常耕作。十年后，瘟疫再次爆发，埃及2200个村庄，有40个完全废弃，462个税收减少。农民不是病死，就是惊慌逃走，导致当地根本无法正常征收粮食。

　　在城市里，小麦的正常价格是60到90迪尔汗，瘟疫爆发后上涨到了360。又过了十年，也就是郭康他们发起远征之前几年，同样的疾病又爆发了。这次，不止粮价上涨，商人还勾结起来，发国难财。而开罗的行政管理人员，不但不进行打击，还故意袒护粮商，限制其他人运输粮食进城，导致口粮涨到了上千迪尔汗之多。谢赫得知消息之后，罢免了开罗的总督，还紧急给市民发大饼，把粮价压到了600左右，但不管商人集团，还是黑死病，都不是他能抗衡的，因此也无法挽救整个局势。

　　人口和经济的损失，对马穆鲁克政权来说，还是比较间接的。最直接的打击，是马穆鲁克和教法学者等精英人群的死亡。

　　相对于欧洲，天方教世界的精英阶层，在面对瘟疫时，要普遍更加尽责。苏丹和埃米尔们一般会坚守本地，为了躲避瘟疫而放弃管理职责出逃的人，往往被视为懦夫，受到人们的鄙视，甚至有人被迫又返回岗位。马穆鲁克也往往会被派往一线，维持治安，组织民众恢复秩序。

　　宗教学者和管理基层的教士们，在瘟疫期间也很尽责。按照文书记录，这几次大规模鼠疫中，乌莱玛阶层始终在坚持履行职责，组织人们祈祷，为死者义务举行葬礼，安抚恐慌的民众。

　　所以，瘟疫之后，并没有出现欧洲那样，教会因为面对黑死病时无能的表现，乃至神职人员的种种丑态，受到人们普遍质疑的情况。相反，人们对于宗教和神职人员，反而更加信任了，毕竟人家有事是真的上……

　　但这种结果，却很难说是不是好事。

　　从统计看，马穆鲁克的死亡率，比普通平民还要高。实际上，第一次黑死病，就几乎把马穆鲁克阶层彻底摧毁。苏丹纳西尔·盖拉温有两万四千名马穆鲁克。他去世之后，几个儿子陷入内战，正好这时候黑死病爆发，导致马穆鲁克数量锐减。疫情之后，已经只剩下1001个人了。

　　此后的苏丹们多次进行恢复的尝试，但很少有人成功。整个布尔吉王朝期间，皇家马穆鲁克的数量，几乎没有超越过一千人。

　　更严重的是，黑死病对于儿童，杀伤力更强。15世纪初，也就是郭康这个时代，学者伊本·比尔迪根据底万户籍册的数据，进行了统计。他发现，在一次75天的疫情中，损失了男人1065人、妇女669人、儿童3969人。

　　在民间，这恐怕只能算是当代的众多悲剧之一，但对于马穆鲁克政权来说，却是致命的。

　　马穆鲁克效忠的对象是领主个人，而不是整个王朝或者国家。按照传统，老苏丹死后，他的马穆鲁克也很难被继续重用，因为新苏丹往往不太信任他们，而是更信任自己亲手购买和培养的年轻亲信。

　　更何况，按马穆鲁克政权的特色，新苏丹很大概率并不是老苏丹的子嗣，而是起兵夺位的其他军头。因此，前任苏丹的马穆鲁克，反而是怀疑和监管的对象。

　　然而黑死病爆发之后，幼年、少年的马穆鲁克学童，死亡是最严重的；而前任苏丹的马穆鲁克，都是经历过瘟疫还活下来的人，抵抗力相对较强，死亡率就不算太高。这导致新苏丹迟迟不能培养出自己的新一代班底。这个问题，甚至影响到了马穆鲁克政权内部的势力平衡。

　　上一次黑死病爆发，就在不久前的1410年。这次瘟疫从叙利亚开始，在大马士革造成了五万人死亡，许多村庄空无一人，大片农田被废弃。而埃及的情况同样严重，谢赫的马穆鲁克学校里，有几百名学徒死亡，之前耗费巨资购买和培养的人才，几乎损失一空。

　　为了应对可能的外敌，只能顶着高价，走土库曼商人的路子，再紧急购入奴隶补充。而这些新人，无论是质量还是数量，都比不上之前，培训的也非常将就。当地学者记录说，就算集结全部的皇家马穆鲁克和哈勒噶军团，也就只有五千人，其中恐怕只有一千人堪战。

　　在这种情况下，谢赫想尽了办法，聚集了大量兵力，但质量十分堪忧，大部分其实都是临时凑数的。连战争爆发的时候，他投入战场，作为总预备队的皇家马穆鲁克，素质都参差不齐——为了弥补数量的严重不足，谢赫甚至只能让新学徒也加入阵列。结果，很多所谓精锐，其实就是一群半大小孩，训练时间可能也就比义务制的普通军团兵，稍微长一点。他们的实战表现，自然也无法保证了。

　　知道了这些，郭康才明白，为什么当时敌人表现的这么奇怪。

　　经济和军事上的问题，进一步动摇了马穆鲁克的统治。1410年的瘟疫中，巴勒斯坦的乡村，受影响不是很大，但苏丹却想把城里损失的税收，加在幸存的村民头上，以此保证军费不下降。结果，人们纷纷逃离村落，躲避赋税。之前的农耕区，甚至开始游牧化了。

　　在紫帐汗国和叙利亚军阀筹备南下的时候，埃及方面没有从此北上的打算，当地人也完全是躺平的心态，可能就是因为之前已经被折腾惨了。无论是地方领主，还是普通人，都实在不想再去拼命了。

　　如果从未来看，这个趋势也不会就此停止下来，而是会再持续一百年之久，直到马穆鲁克政权灭亡。因为在之后的时间里，黑死病依然会不断爆发。

　　1460年，黑死病导致1400名皇家马穆鲁克死亡；1476年的爆发杀死了2000人；1497年，又有1000名皇家马穆鲁克亡于瘟疫。布尔吉王朝执政时间最长的苏丹凯特贝，一度也尝试过恢复经济和军事，但在历次瘟疫中，他的马穆鲁克死亡超过八千人。史学家们直白地记录说，“皇家马穆鲁克的城堡空空荡荡，因为他们都已经死亡”。所有的努力，最终都归于失败。

　　在国际局势上，马穆鲁克政权也长期处于被动。

　　安达卢西亚的残余势力，早在几十年前，就开始四处求援。原本，作为这一带最强大的天方教政权，马穆鲁克就是他们最主要的求助对象。当时的苏丹，也确实有过出兵支援，打断十字教“再征服”运动的想法。

　　但黑死病导致的士兵损失，让马穆鲁克军队丧失了跨海远征的能力，计划最终泡汤，没能阻止敌人的继续南进。安达卢西亚人病急乱投医，最终都找到大都去了，才有了之后的事情。

　　而在历史上，直到灭亡，马穆鲁克都没缓过来。因为经济崩溃，军费不足，马穆鲁克甚至长期没有大规模列装火器。奥斯曼人记录说，在早年，他们和马穆鲁克的交战中，马穆鲁克们军饷充足，武器优良，每次都能占据上风。但到了16世纪，同奥斯曼人对阵的，却是一群迟钝、沮丧、没有军饷和军械陈旧的暴徒。

　　到1516年，奥斯曼和马穆鲁克决战的时候，马穆鲁克的战术依然是传统的全骑兵硬冲。尽管这些马穆鲁克还是一举冲垮了奥斯曼征召的炮灰，迫使耶尼切里陷入苦战，表现的比波斯骑兵还好一些，但其实已经没有战略上取胜的可能性了。

　　想避免这个情况，真正把埃及消化好，而不是和马穆鲁克——或者代替他们的奥斯曼一样，单纯把这里当提款机，恐怕首先就得面对这个问题。如果按之前世界的历史，1414年当年的夏秋，就会再来一次小规模黑死病爆发，算起来都没多长时间了。郭康等人固然可以带兵跑路，但光靠逃避，恐怕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因此，郭康也加紧进行整理，看目前有哪些可以利用的资源。包括物资上、组织上，乃至思想上，都要抓紧进行研究，加以利用。

　　平心而论，这个时代的天方教世界，相比于欧洲十字教诸国，还是有一些优势的。他们这里的医学更加发达，组织也更完善。对此，双方其实都是承认的。但和马穆鲁克过于尽责地执行命令，反而害了大家一样，这种优势，也带来了巨大的副作用。

　　在黑死病最初几次的发作中，埃及人也对自己的医生和教士有足够的信心，以至于瘟疫爆发后，和欧洲人逃离城市不同，埃及人反而涌向城市，因为城里有更丰富的医疗资源，也有更多的寺院和神职人员——在大家的印象中，这里的医术和祈祷，应该是能拯救自己的。

　　然而，对于这个时代的医学来说，黑死病还是过于超纲了。这种行为，不但没有拯救难民的生命，反而导致了城里的人口密度提高，传染也更加严重。

　　对于瘟疫本身，医生和学者们有一些隐约的了解，知道疾病会在人和人、人和动物之间传播。不过，他们大多认为，传播的途径，是遭到污染的空气。

　　老海胆和伊德里斯他们的师祖，也就是那位总结周期律的历史学家伊本·赫勒敦，发现瘟疫之前，老鼠总是有些异常表现。不过这种发现，也只是出于直觉，他自己也没能研究出鼠患和瘟疫有什么直接联系。对于如何进行应对，大家也没能拿出有效的办法。

　　因为医学方面的措施都没有什么效果，从苏丹到普通人，都只能求助于宗教。但哪怕当代人自己，都已经发现，宗教方面的努力，同样效果不佳。

　　在圣训里，有一些关于瘟疫的条目。比如要求信徒在瘟疫爆发时，不要前往发生地；自己所在的地方发生瘟疫，也不要慌忙逃离。老先知还告诉众人，瘟疫同样是成为烈士的征兆，在瘟疫中去世的信徒，也算是烈士。因此，在瘟疫发生时，天方教信徒要比法兰克人之类，更好管理一些。一些虔诚的人也乐意冒着危险留下，积极参与防治活动。

　　这些教规，很多都是老先知的生存经验总结，对于当时人应对各种灾难很有价值。但几百年下来，很多地方还在吃老本。那些有优势的地方，往往也没能继续发扬下去，甚至走向了抽象的方向。

　　之前黑死病爆发时，束手无策的苏丹就求助于教法学家，问他们，这是否真的是胡大对于众人的惩罚。教法学家们分析之后认为，这都是因为民众多行奸事，尤其是埃及的女人们，甚至白日里都在街上卖俏行奸导致的。

　　苏丹于是下达命令，除了年老的妇人，禁止一切妇女出门，还组织了巡逻队，看到街上的女人，就暴打她们。此外，也严格禁止大家饮酒、赌博，试图让胡大息怒。

　　然而，瘟疫还是没有就此停止。甚至，事后统计死亡人数，女人比男人还低得多。苏丹对此十分困惑不解，教法学家们也解释不了是怎么回事。

　　此外，他们还尝试过各种奇怪的方式。除了限制和歧视妇女，还制定过歧视性的政策，要求齐米阶层的异教徒穿奇装异服，穿戴明确的标识。

　　这些措施，也同样没有取得明确的效果。不过和欧洲同行相比，马穆鲁克们普遍比较……质朴。发现歧视没什么用，他就不歧视了。因此，这些政策也没有持续多久，就渐渐荒废了……

　　在这种环境下，想做好预防和防治工作，大概真的需要费一番功夫了。

　　按后世的描述，好像只要大家躺平等死，让黑死病带走那些倒霉蛋，很快瘟疫就会自己消失，留下一个更加适合发展工业和资本主义的王道世界。

　　但从目前的资料来看，肯定不可能是这样。

　　无论欧洲还是中东，黑死病都根本没有突然消失，而是一直在给社会放血。埃及的情况已经够严重了，欧洲那边的条件更加恶劣，说没有多少损失，郭康才不会相信。只可能是因为很多地方根本没有记录，所以没记录就等于没死人，大家就和黑死病成功共存了。

　　黑死病确实造成了大量工匠死亡，导致技术工人的薪酬大幅上涨。但是，埃及同样发生了这种情况，但工匠地位和薪酬的突然提升，却没有引发技术的进步，反而扰乱了市场秩序，破坏了生产。因为很多人反而因此更加摆烂，不再研究怎么改进技术，提高效率——反正雇主也没别人可选。

　　这就难免让郭康怀疑，之前听说的那种说法，是否也是个知道结果，再去论证过程的成功学神话。实际的情况，估计就是瘟疫没有任何积极作用，能对抗还是必须尽力对抗。编这种段子，估计就是要给自己找个面子挽尊吧。

　　所以，很多事情，现在就得开始着手去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