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赵禹的些许异常暗自记下，刘荣便将话头一转，生硬开启下一个议题，将舆论问题暂且略过了。
——舆论这个东西，什么时候都会有的。
尤其是本次科举，与后世历朝历代的科举，都有一个根本性的不同。
诸子百家还在。
华夏思想学术界最活跃、最复杂，同时也是最为激进的时期，并没有完全被历史的车轮所碾碎。
不同于后世，那些儒家早已垄断学术界的时代——如今汉室，还保留着诸子百家当中的绝大多数‘显学’。
后世人常说：汉武大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统一了华夏思想界，奠定了华夏文明以儒家文化所推崇的仁、义、礼、智、信等道德规范，为文明根基的基础。
刘荣对此却持有保留意见。
——经过春秋战国数百年，诸子百家早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了。
即便各家学说的思想哲学偏重点有所不同，但最终想要达成的目标，和基本的道德价值体系，其实都是百变不离其宗的。
最终目标，无外乎‘致君尧舜上’，使民富、使国强，使天下安定，使国家富足。
区别只在于达成目标的具体手段，以及达成目标过程中倚靠的力量。
黄老学认为，水利万物而不争，要想让国家富强，那政府就该像水一样——用得到你的地方，你就搭把手、使把劲儿；
用不到你的时候，你就老老实实‘无为而治’，任由天下人自我发展就好。
法家则认为，百姓民生来愚钝，与其费劲巴脑的教化、开智，不如直接以法制作为约束，以国家力量去引导民众，朝着共同的远大目标使劲。
说的直白点，就是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让种地就种地，让参军就参军，让修长城修长城，让修直道修直道；
别问为什么，说了你也不懂，照做就是。
儒家算是个异类。
在儒家看来，要想让国家、文明强大，就需要让这个国家、文明的每一个个体都强大起来。
即：让每一个人，都成为文武双全，能读书认字、能骑马射箭，温润如玉、风度翩翩的道德君子。
至于具体怎么做？
——正所谓：仓禀足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所以，那些‘仓禀、衣食皆足’的地主、豪强，必然是懂礼节、知荣辱的榜样。
既然他们已经知礼节、知荣辱了，那也不用费劲儿了——就让他们发挥一下榜样的力量，带一带那些愚昧的底层民众就是……
从结果来看，这三大显学的思想哲学，显然都有些太过于理想化。
——黄老所提倡的小政府模式，虽然在和平年代降低了政府维护成本，却也大大降低了政府对地方的掌控力度，甚至隐隐朝着‘无政府’的方向靠拢。
这也是黄老学作为汉家的开国执政学派，如今却愈发衰败的原因之一。
因为随着始皇一统，华夏文明正式被注入‘统一’‘集权’的基因，中央集权，已经愈发成为华夏封建政权所向往、所想要达成的远大目标。
尤其当今汉室，在太宗孝文皇帝长达二十七年的‘无为而治’后，于先孝景皇帝年间，正式进入了‘原始资本积累完成，开始大踏步开疆拓土’的高速发展时期。
简而言之，就是从与民休息，转变为了中央集权。
也就难怪提倡小政府的黄老学，与如今汉室中央集权的总体方针相悖，故而逐渐淡出权利决策层中心了。
至于法家那一套高压政策，显然也不行。
——拿老百姓的命当国家进步的燃料，不让问、不让说，只叫百姓老老实实听话，任劳任怨的累死在基建项目上？
后世的绝大多数监狱，都没这么不人性！
追求美好生活，永远都是人类最本能的向往。
这种本能向往被压迫的越狠，最终的反弹就会来的越激烈。
秦二世而亡，一夜崩塌，就是再直白、明确不过的佐证案例。
至于儒家那一套‘乡绅治国’，寄希望于豪强地头蛇起榜样作用，乃至于先富带动后富，那就更是无稽之谈了。
——哪家地主那么好心，会教底下的佃户如何成为地主？
埋藏于人类基因深处的自私自利，只会让他们绞尽脑汁，以求将佃户的子孙后代，都变成永远都要为自己劳作、被自己剥削的佃户。
敲骨吸髓，人家都嫌你骨髓不够香、不够多，又怎么可能把你培养成竞争对手，一同奔赴更好的明天？
所以，无论黄老学的‘小政府无为而治’，法家的‘中央政府高压统治’，还是儒家的‘政府无为，乡绅治国’，显然都是或不符合人性、或不符合现实的，过于理想化的方法。
但他们的目标都是一致的：国富民强，国泰民安。
甚至于农家、医家，乃至家、阴阳家等，最终的目标也都是这个，只是各有各的看法、各有各的方法。
路径不同，目标一致，不外如是。
至于道德标准，那就更是高度一致了——不外乎华夏文明最朴素的：忠孝友善，人伦孝悌等。
你说儒家崇尚仁义礼智信，难不成法家，就推崇为非作歹、无恶不作了？
儒家讲究‘温润君子’，难道墨家讲的就是穷凶极恶、悍匪暴徒了？
显然都不是。
说来说去，还是那句话：诸子百家一大抄。
在道德标准层面，除去一个‘杨朱唯我，不以物累’的异类，诸子百家所推崇的，基本都是朴素的：与人平和、友善，敬重长者，友爱幼者之类。
所以，在刘荣看来，汉武大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他是‘奠定了华夏文明讲仁义礼智信的道德体系’，多少有点欺负后世人没见识，不懂诸子百家其他学说的价值体系了。
倒是统一华夏思想界，是独尊儒术实打实的现实意义。
理解起来也很简单：在汉武大帝之前，诸子百家可谓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黄老说无为而治，法家说高压统治，儒家说乡绅治国；
墨家说无政府共产，兵家说打下全世界，农家说种地就能强国……
各类说法五花八门，偏偏每一家的说法都有点道理，让你根本分不清谁对谁错。
这又会导致中央政府有什么大动作的时候，你作为生活在这个时代的普通民众，往往就会陷入无以复加的迷茫、纠结。
好比某年冬天，你所在县的县衙发布公告，说是你们县唯一的一条大渠淤堵了，要召集全县青壮，赶在开春前把渠道清理干净，以免影响来年春耕。
这本来是一件不值得思考的事——利国利民，干就完了。
但你身边的人，开始对此事发表褒贬不一的看法了。
——村头治黄老的老人家说：国家不是这么治理的，放任不管才是上策；
至于淤堵的水渠，堵到一定程度了，就会被水流自然冲开，并不需要特意投入人力物力去疏通。
这大冷天的，官府居然还征召苦命农户家的青壮，去进行无偿体力劳动，分明就是残民！
你有心反驳，但觉得老人家说的不无道理。
正当你要认可老人家的说法，决定拒绝县衙征召，并痛骂几声‘狗官残民’的时候，邻居家的远方表亲来串门，也就此事发表了观念。
据这位法家出身的青年所言，县衙征召青壮疏通水渠，这是官府关心民众、重视百姓生计的体现。
官府明明可以什么都不管，却也还是费心费力的发布了公告，决定带领老百姓疏通渠道，以更高的迎接来年春耕。
这是善政。
生活在这样的县，有这样积极向上、将百姓放在心上的父母官，你做梦都该偷着乐！
这个说法，你也觉得有点道理。
但有些无法判断这个说法，和村头老先生那个说法，二者到底谁对说错。
不等你做出抉择、判断，村长家的老儒又发话了：哎呀~
事儿是好事儿；
但这种事儿，怎么能让贪墨成习、受贿成风的官吏来做呢？
这分明就是把一件大好事，交给一群道德败坏的人去干呐~
又怎么可能会得出好结果呢？
这种事儿，还是应该由地方表率，也就是乡绅这样的代表性人物去办。
然后，你就麻了。
不就是挖个渠吗？
家里有地，觉得通渠对自己家有利的，便派家中青壮去帮忙不就是了？
怎么还整出这么多弯弯绕？
搞得你这个原本知道这是好事儿的人，都有些分不清这事儿是好是坏，甚至办这事儿的人，究竟该不该负责这件事儿了。
这都还算好的。
——你们县只有这么三个不同学派的知识分子，这都还算好的。
据说隔壁县，还有一个墨家出生的墨者，一听要疏通水渠，就自发召集民众把活儿给干了。
搞得当地县衙往上报，都不知道该怎么写报告——写事儿办成了也不行，说没办成也不对，怎么都别扭……
更要命的是：不单你这么个老百姓纠结、迷茫，就连县衙那些个官老爷，也被这五花八门的说法给整麻了。
县令觉得黄老说的有道理，这事儿就不该官府去管，迟迟不肯在动工书上签字；
县尉觉得法家说的有理，无论是为了使命还是仕途，这事儿都必须得干。
为了这事儿，二人还起了不小的争执。
顶头两个神仙打架，底下的‘池鱼’也争的面红耳赤。
主簿说了：儒家说得对，这事儿就该乡绅去干；
吏篆又说了：墨家的人有本事，把事儿交给他们准没错，省时又省力，还什么都不用做……
就这么乱了好几年，渠道也迟迟没能疏通。
灌溉不足，导致县里的农田肥力越来越差，当地官员被迁、免了一茬又一茬。
而水渠疏通的事儿，也随着县衙班子换了又换，而周而复始的陷入扯皮循环，迟迟没能落到实处……
等汉武大帝独尊儒术，一切就都简单多了。
——中央明确规定：儒家是对的！
那无论是底层民众，还是地方官员，大家谁都不用纠结了——就按儒家说得来。
该乡绅负责就乡绅负责，官府该支持的时候支持，该闭嘴的时候闭嘴。
等事儿办完了，老百姓的农田不缺水灌溉了，乡绅也赚到自己想要的名望了，地方官员也不费吹灰之力，就把政绩拿到手了。
一切都是那么的完美，凡是与此事有关的各方，就没有不受益的……
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
历史告诉刘荣——并非如此。
就拿同样一件事：疏通渠道举例。
头一回，乡绅负责此事，自然是替官府代劳，充当一个组织者的角色。
但慢慢的，随着官员因政绩累计升迁，而走了一茬又一茬，地方乡绅也愈发‘德高望重’，事态，就会变得有些不一样了。
——原本应该分发给青壮的吃食、工钱，没了；
——原本该疏通的公共大渠，开始变成了乡绅家的私渠。
再然后，青壮们开始‘付钱上班’了；
十里八乡，但凡哪家富户需要重劳力，就都要通过这种‘乡绅治国’的方式了。
政府拨的项目款，乡绅吃了；
青壮上交的‘上班费’，乡绅也吃了。
顺带着，乡绅家以后再有什么活儿，也都再也不用花钱了不说，甚至还能从苦哈哈的农户青壮手里，收上来一笔‘上班费’。
美其名曰：孝敬。
再然后，力工们找不到活计了；
地方官府越来越懒、越来越习惯于把所有的事，都丢给乡绅去负责。
时日一久，官府就成了看客，乡绅反倒成了地方的统治者。
如此数百年后，某一届官府班子突然想起来：诶，不对啊？
这地方，应该是我说了算啊？
这时候，乡绅就会站出来，满是疑惑地问出一句：您哪位啊？
官儿？
谁家的官儿，还真管事儿啊？
几百年来，不都是官儿负责加官进爵，我辈乡绅负责治理百姓——官儿升官，乡绅发财的吗？
我家祖祖辈辈都是这么干的，您家祖祖辈辈的官老爷们，不也都是这么过来的吗？
于是，国家统治者在潜移默化中，从中央政府下辖的地方政府，润物细无声的，转变成了地方豪强富户，也就是所谓的‘乡绅’。
在他们的‘治理’下，国家土地兼并加剧，底层百姓民不聊生；
逼不得已，最终一人登高而呼，百姓民揭竿而起，彻底推翻了这个逼得他们失去活路的‘腐朽’王朝。
至于那些‘乡绅’们？
则面部红心不跳，转头就对新朝的地方官员表示：官爷，您要政绩不要？
只要您开金口，我辈乡绅马上就给您送来！
不用您出钱，不用您出力；
只要您老乖乖窝在县衙，该办的事儿，俺们这些乡绅都给您办妥。
什么？
您问我图什么？
嗨~
还不就是仰慕您，为您的风姿所折服，想要为您老办点事儿嘛~
国家兴亡，乡绅有责嘛！
什么？
土地兼并，残民害民？
怎么可能！
我辈乡绅躬耕传家，读的那都是圣贤书，张口仁义道德，闭口道德仁义的；
又怎么可能干这种伤天害理的事儿呢……
——舆论这个东西，什么时候都会有的。
尤其是本次科举，与后世历朝历代的科举，都有一个根本性的不同。
诸子百家还在。
华夏思想学术界最活跃、最复杂，同时也是最为激进的时期，并没有完全被历史的车轮所碾碎。
不同于后世，那些儒家早已垄断学术界的时代——如今汉室，还保留着诸子百家当中的绝大多数‘显学’。
后世人常说：汉武大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统一了华夏思想界，奠定了华夏文明以儒家文化所推崇的仁、义、礼、智、信等道德规范，为文明根基的基础。
刘荣对此却持有保留意见。
——经过春秋战国数百年，诸子百家早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了。
即便各家学说的思想哲学偏重点有所不同，但最终想要达成的目标，和基本的道德价值体系，其实都是百变不离其宗的。
最终目标，无外乎‘致君尧舜上’，使民富、使国强，使天下安定，使国家富足。
区别只在于达成目标的具体手段，以及达成目标过程中倚靠的力量。
黄老学认为，水利万物而不争，要想让国家富强，那政府就该像水一样——用得到你的地方，你就搭把手、使把劲儿；
用不到你的时候，你就老老实实‘无为而治’，任由天下人自我发展就好。
法家则认为，百姓民生来愚钝，与其费劲巴脑的教化、开智，不如直接以法制作为约束，以国家力量去引导民众，朝着共同的远大目标使劲。
说的直白点，就是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让种地就种地，让参军就参军，让修长城修长城，让修直道修直道；
别问为什么，说了你也不懂，照做就是。
儒家算是个异类。
在儒家看来，要想让国家、文明强大，就需要让这个国家、文明的每一个个体都强大起来。
即：让每一个人，都成为文武双全，能读书认字、能骑马射箭，温润如玉、风度翩翩的道德君子。
至于具体怎么做？
——正所谓：仓禀足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所以，那些‘仓禀、衣食皆足’的地主、豪强，必然是懂礼节、知荣辱的榜样。
既然他们已经知礼节、知荣辱了，那也不用费劲儿了——就让他们发挥一下榜样的力量，带一带那些愚昧的底层民众就是……
从结果来看，这三大显学的思想哲学，显然都有些太过于理想化。
——黄老所提倡的小政府模式，虽然在和平年代降低了政府维护成本，却也大大降低了政府对地方的掌控力度，甚至隐隐朝着‘无政府’的方向靠拢。
这也是黄老学作为汉家的开国执政学派，如今却愈发衰败的原因之一。
因为随着始皇一统，华夏文明正式被注入‘统一’‘集权’的基因，中央集权，已经愈发成为华夏封建政权所向往、所想要达成的远大目标。
尤其当今汉室，在太宗孝文皇帝长达二十七年的‘无为而治’后，于先孝景皇帝年间，正式进入了‘原始资本积累完成，开始大踏步开疆拓土’的高速发展时期。
简而言之，就是从与民休息，转变为了中央集权。
也就难怪提倡小政府的黄老学，与如今汉室中央集权的总体方针相悖，故而逐渐淡出权利决策层中心了。
至于法家那一套高压政策，显然也不行。
——拿老百姓的命当国家进步的燃料，不让问、不让说，只叫百姓老老实实听话，任劳任怨的累死在基建项目上？
后世的绝大多数监狱，都没这么不人性！
追求美好生活，永远都是人类最本能的向往。
这种本能向往被压迫的越狠，最终的反弹就会来的越激烈。
秦二世而亡，一夜崩塌，就是再直白、明确不过的佐证案例。
至于儒家那一套‘乡绅治国’，寄希望于豪强地头蛇起榜样作用，乃至于先富带动后富，那就更是无稽之谈了。
——哪家地主那么好心，会教底下的佃户如何成为地主？
埋藏于人类基因深处的自私自利，只会让他们绞尽脑汁，以求将佃户的子孙后代，都变成永远都要为自己劳作、被自己剥削的佃户。
敲骨吸髓，人家都嫌你骨髓不够香、不够多，又怎么可能把你培养成竞争对手，一同奔赴更好的明天？
所以，无论黄老学的‘小政府无为而治’，法家的‘中央政府高压统治’，还是儒家的‘政府无为，乡绅治国’，显然都是或不符合人性、或不符合现实的，过于理想化的方法。
但他们的目标都是一致的：国富民强，国泰民安。
甚至于农家、医家，乃至家、阴阳家等，最终的目标也都是这个，只是各有各的看法、各有各的方法。
路径不同，目标一致，不外如是。
至于道德标准，那就更是高度一致了——不外乎华夏文明最朴素的：忠孝友善，人伦孝悌等。
你说儒家崇尚仁义礼智信，难不成法家，就推崇为非作歹、无恶不作了？
儒家讲究‘温润君子’，难道墨家讲的就是穷凶极恶、悍匪暴徒了？
显然都不是。
说来说去，还是那句话：诸子百家一大抄。
在道德标准层面，除去一个‘杨朱唯我，不以物累’的异类，诸子百家所推崇的，基本都是朴素的：与人平和、友善，敬重长者，友爱幼者之类。
所以，在刘荣看来，汉武大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他是‘奠定了华夏文明讲仁义礼智信的道德体系’，多少有点欺负后世人没见识，不懂诸子百家其他学说的价值体系了。
倒是统一华夏思想界，是独尊儒术实打实的现实意义。
理解起来也很简单：在汉武大帝之前，诸子百家可谓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黄老说无为而治，法家说高压统治，儒家说乡绅治国；
墨家说无政府共产，兵家说打下全世界，农家说种地就能强国……
各类说法五花八门，偏偏每一家的说法都有点道理，让你根本分不清谁对谁错。
这又会导致中央政府有什么大动作的时候，你作为生活在这个时代的普通民众，往往就会陷入无以复加的迷茫、纠结。
好比某年冬天，你所在县的县衙发布公告，说是你们县唯一的一条大渠淤堵了，要召集全县青壮，赶在开春前把渠道清理干净，以免影响来年春耕。
这本来是一件不值得思考的事——利国利民，干就完了。
但你身边的人，开始对此事发表褒贬不一的看法了。
——村头治黄老的老人家说：国家不是这么治理的，放任不管才是上策；
至于淤堵的水渠，堵到一定程度了，就会被水流自然冲开，并不需要特意投入人力物力去疏通。
这大冷天的，官府居然还征召苦命农户家的青壮，去进行无偿体力劳动，分明就是残民！
你有心反驳，但觉得老人家说的不无道理。
正当你要认可老人家的说法，决定拒绝县衙征召，并痛骂几声‘狗官残民’的时候，邻居家的远方表亲来串门，也就此事发表了观念。
据这位法家出身的青年所言，县衙征召青壮疏通水渠，这是官府关心民众、重视百姓生计的体现。
官府明明可以什么都不管，却也还是费心费力的发布了公告，决定带领老百姓疏通渠道，以更高的迎接来年春耕。
这是善政。
生活在这样的县，有这样积极向上、将百姓放在心上的父母官，你做梦都该偷着乐！
这个说法，你也觉得有点道理。
但有些无法判断这个说法，和村头老先生那个说法，二者到底谁对说错。
不等你做出抉择、判断，村长家的老儒又发话了：哎呀~
事儿是好事儿；
但这种事儿，怎么能让贪墨成习、受贿成风的官吏来做呢？
这分明就是把一件大好事，交给一群道德败坏的人去干呐~
又怎么可能会得出好结果呢？
这种事儿，还是应该由地方表率，也就是乡绅这样的代表性人物去办。
然后，你就麻了。
不就是挖个渠吗？
家里有地，觉得通渠对自己家有利的，便派家中青壮去帮忙不就是了？
怎么还整出这么多弯弯绕？
搞得你这个原本知道这是好事儿的人，都有些分不清这事儿是好是坏，甚至办这事儿的人，究竟该不该负责这件事儿了。
这都还算好的。
——你们县只有这么三个不同学派的知识分子，这都还算好的。
据说隔壁县，还有一个墨家出生的墨者，一听要疏通水渠，就自发召集民众把活儿给干了。
搞得当地县衙往上报，都不知道该怎么写报告——写事儿办成了也不行，说没办成也不对，怎么都别扭……
更要命的是：不单你这么个老百姓纠结、迷茫，就连县衙那些个官老爷，也被这五花八门的说法给整麻了。
县令觉得黄老说的有道理，这事儿就不该官府去管，迟迟不肯在动工书上签字；
县尉觉得法家说的有理，无论是为了使命还是仕途，这事儿都必须得干。
为了这事儿，二人还起了不小的争执。
顶头两个神仙打架，底下的‘池鱼’也争的面红耳赤。
主簿说了：儒家说得对，这事儿就该乡绅去干；
吏篆又说了：墨家的人有本事，把事儿交给他们准没错，省时又省力，还什么都不用做……
就这么乱了好几年，渠道也迟迟没能疏通。
灌溉不足，导致县里的农田肥力越来越差，当地官员被迁、免了一茬又一茬。
而水渠疏通的事儿，也随着县衙班子换了又换，而周而复始的陷入扯皮循环，迟迟没能落到实处……
等汉武大帝独尊儒术，一切就都简单多了。
——中央明确规定：儒家是对的！
那无论是底层民众，还是地方官员，大家谁都不用纠结了——就按儒家说得来。
该乡绅负责就乡绅负责，官府该支持的时候支持，该闭嘴的时候闭嘴。
等事儿办完了，老百姓的农田不缺水灌溉了，乡绅也赚到自己想要的名望了，地方官员也不费吹灰之力，就把政绩拿到手了。
一切都是那么的完美，凡是与此事有关的各方，就没有不受益的……
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
历史告诉刘荣——并非如此。
就拿同样一件事：疏通渠道举例。
头一回，乡绅负责此事，自然是替官府代劳，充当一个组织者的角色。
但慢慢的，随着官员因政绩累计升迁，而走了一茬又一茬，地方乡绅也愈发‘德高望重’，事态，就会变得有些不一样了。
——原本应该分发给青壮的吃食、工钱，没了；
——原本该疏通的公共大渠，开始变成了乡绅家的私渠。
再然后，青壮们开始‘付钱上班’了；
十里八乡，但凡哪家富户需要重劳力，就都要通过这种‘乡绅治国’的方式了。
政府拨的项目款，乡绅吃了；
青壮上交的‘上班费’，乡绅也吃了。
顺带着，乡绅家以后再有什么活儿，也都再也不用花钱了不说，甚至还能从苦哈哈的农户青壮手里，收上来一笔‘上班费’。
美其名曰：孝敬。
再然后，力工们找不到活计了；
地方官府越来越懒、越来越习惯于把所有的事，都丢给乡绅去负责。
时日一久，官府就成了看客，乡绅反倒成了地方的统治者。
如此数百年后，某一届官府班子突然想起来：诶，不对啊？
这地方，应该是我说了算啊？
这时候，乡绅就会站出来，满是疑惑地问出一句：您哪位啊？
官儿？
谁家的官儿，还真管事儿啊？
几百年来，不都是官儿负责加官进爵，我辈乡绅负责治理百姓——官儿升官，乡绅发财的吗？
我家祖祖辈辈都是这么干的，您家祖祖辈辈的官老爷们，不也都是这么过来的吗？
于是，国家统治者在潜移默化中，从中央政府下辖的地方政府，润物细无声的，转变成了地方豪强富户，也就是所谓的‘乡绅’。
在他们的‘治理’下，国家土地兼并加剧，底层百姓民不聊生；
逼不得已，最终一人登高而呼，百姓民揭竿而起，彻底推翻了这个逼得他们失去活路的‘腐朽’王朝。
至于那些‘乡绅’们？
则面部红心不跳，转头就对新朝的地方官员表示：官爷，您要政绩不要？
只要您开金口，我辈乡绅马上就给您送来！
不用您出钱，不用您出力；
只要您老乖乖窝在县衙，该办的事儿，俺们这些乡绅都给您办妥。
什么？
您问我图什么？
嗨~
还不就是仰慕您，为您的风姿所折服，想要为您老办点事儿嘛~
国家兴亡，乡绅有责嘛！
什么？
土地兼并，残民害民？
怎么可能！
我辈乡绅躬耕传家，读的那都是圣贤书，张口仁义道德，闭口道德仁义的；
又怎么可能干这种伤天害理的事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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