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墨家，刘荣的感情向来非常复杂。
不单单是因为墨家所追求的‘兼爱非攻’‘天下大同’的美好愿景，与后世新时代的华夏远大目标高度一致；
也不只是因为墨家学说因绝传，而在历史上留下的神秘色彩，让作为后世人的刘荣满心好奇。
更是因为墨家最终发展的几个分支：辩论派，游侠派，以及工匠派，都让刘荣不由自主生出浓厚的兴趣。
齐墨善辩，楚墨多侠，秦墨长于鲁班之术。
这三项，尤其是后两项，本就会让华夏男儿，莫名生出满腔热血，以及极为浓厚的兴趣。
便是后世，热血男儿也都有行侠仗义，闯荡江湖的梦想，更何况是这两千多年前的汉室？
至于鲁班匠人之术，更是让每一个华夏男人，都无法忽视其闪耀着的迷人光芒。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人类男性，尤其是华夏男性，对于手工器械的痴迷，几乎是刻入灵魂深处的。
刘荣自然也不能免俗。
前世，小到纸飞机、纸船，大到飞机航模、航母模型，都占据着刘荣的大半少年时光。
而在来到这个时代，成为华夏文明某一时间节点，甚至是关键时间节点的掌舵人之后，刘荣也仍旧不可避免的，被墨家所独有的‘匠人艺术’所吸引。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政治视野的拓宽，刘荣终于还是在先孝景皇帝的指点下，逐渐意识到了问题的复杂性。
——墨家，并非只有辩论家、游侠众、能工巧匠这三种人。
准确的说，哪怕是这三种人，也都有着一个令封建王朝、封建帝王无法接受的共同点。
学派价值观，以及最终目标。
后世人常说，诸子百家一大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早就成了大杂烩。
但刘荣却更倾向于另外一种说法。
——大道万千，殊途同归。
诸子百家，无论是儒、法、黄、墨等综合性大学派，还是名、杂、纵横、阴阳等专精型小学派，其最终目标都是一致的。
致君尧舜上！
说得再具体一些，便是求‘道’。
当然，不是道家、道士的道，而是真理、道义。
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是诸子百家一致认同的价值观。
在这个共同的、一致的远大目标前，诸子百家之所以还要分为‘百家’，则是因为‘殊途同归’的‘殊途’二字。
目标是一致的；
但达成目标的手段、路线，诸子百家各有看法，各有坚持，也各有自己的主张。
如，现今汉室的执政学派：黄老学，主张水利万物而不争，掌权者应该无为而治，与民休息；
只要划定大致方向，并允许百姓在框架内肆意发展，就总有一天能自然而然，抵达‘道’的彼案。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法家的主张。
在法家看来，人这个东西，就是要管着的。
大到婚丧嫁娶，小到吃喝拉撒，最好连嘴上说什么、心里想什么，都得到掌权者的控制，才能让社会安定，并最终稳步走向‘道’之所在。
再比如儒家，认为统治者不应该事必亲躬，而是应该慷慨的放权给地方豪绅，以乡绅治国，方可致‘道’。
其中，最偏激的两家，便是在数百年前，将华夏学术思想界对半平分的两家：杨朱，以及墨家。
孟子云：天下之言，不归杨，即归墨。
其中的‘杨’，便指杨朱之学。
该学，由战国初期的魏国人：杨朱杨子居所创立，主张‘贵己’‘重生’‘人人不损一毫’等思想。
大意为：人最贵重的东西无外乎生命，生难遇而死易及。
所以，人应当万分珍惜生命，要‘乐生’，一切以存我为先，为了不受到他人损害，任何手段都是可以采用的。
杨朱之学的大部分学说主张，也都是围绕着这一点展开，凡是涉及‘人应该怎么做’的讨论时，杨朱的主张便总是类似的画风。
开心就好；
利己就好；
自己的感受最重要，自己的快乐最重要，自己的生命最重要。
在确保自己不受损害的前提下，通过帮助别人，来让自己收获快乐，是可取的；
但若帮助别人，就要让自己受到损害——哪怕是损失一个指甲盖，就可以救人一命，在杨朱学派的主张看来，也是不对的。
所以世人常说：杨朱唯我，不以物累。
后世也有人将类似的主张，总结为：精致的利己主义。
如此偏激的观点，饶是在后世那个思想开放、进去的时代，都很难得到普世价值的认同，更枉论在思想更为保守、更提倡‘无私奉献’‘道德君子’的战国时期了。
也就是在那样的背景下，杨朱能以‘唯我’二字，与对手墨家平分天下学术思想界，也足见其思想，在当时所引发的聚类讨论，以及足够的特殊性。
而同一时期，与杨朱半分天下的墨家，则显然是硬币的另外一面，思想主张呈现与杨朱截然相反的另外一个极端。
杨朱追求极致的利己，坚决抵制损己而利人，墨家便主张极致的无私，坚决反对损人利己。
而且，不同于绝大多数学派的‘我主张’‘我提议’‘我认为’——墨家自诞生的那一天开始，便始终是‘我愿意’的实干派。
墨家不止是嘴上说兼爱非攻，主张舍己为人，而是一边嘴上说，一边也身体力行的做。
时至今日，哪怕墨家学说早已在客观上失传，留下的早就不是祖师墨翟的那一套理论，可墨家仍旧坚持着‘旧规矩’。
如：凡墨家之士，皆称墨者，以践行祖师墨翟之理念为己任；
身着粗布褐衣，脚踩自编草鞋，身不可有余财，食不可有肉糜。
即便是凭自己的劳动赚取到报仇，又或是自己种地种出来的庄稼，墨家也强制要求其成员，即‘墨者’群体将‘余财’赠送给贫苦的人。
至于墨者们如苦行僧般，吃吃不好、穿穿不好，还要每年抽出个把月时间，去帮助贫苦人家种地、修缮房屋的举动，墨家是这么解释的。
——‘道’还没有达成，天下还没有变成理想中的美好模样。
这是墨家的责任！
一天没有达到‘道’的彼岸，一天没有‘致君尧舜上’，天下就一直会有贫苦的人存在。
而每一个贫苦的人，都是因为墨家没有率领天下人，抵达‘道’的彼岸才存在。
所以，凡墨翟徒子徒孙，都必须以天下为己任！
只要天下还有一个穿不起衣服的人，墨者们就必须穿粗麻褐衣，以‘共苦’；
只要天下还有一个穿不起鞋的人，墨者们就必须要赤脚——顶多只能穿一双谁都能编的草鞋。
只要天下，还有一个人吃不饱肚子，那墨者们就不能吃肉，也不能吃饱。
因为只有这样，墨家才能时刻感受到：天下还有穷苦人，穷苦人过的是什么日子。
然后依次为动力，更努力、更专注的投入到追求‘道’，追求‘致君尧舜上’的远大目标之上。
所以，刘荣才会说：墨家的思想主张，与后世新时代的华夏新时代远大目标，有着相当程度的一致。
——兼爱非攻，天下大同，真的很难不让刘荣想到后世新时代，那个让每个华夏百姓为之神往的远大目标。
而在过去这几年，原本濒临灭绝——实质上基本已经绝传的墨家，得到了天子刘荣的特殊照顾，得以留存学派传承。
当时，刘荣想的倒是不复杂。
一来，是华夏少年对这一神秘学派的天然好感，让刘荣本能的就想出手，哪怕保不下整个学派，也至少保留其思想，权当是在博物馆里留藏珍惜动物标本了。
二来，是当时的情况，使得刘荣迫切需要一个综合性的大学派，来和日薄西山，即将告别历史舞台的黄老学，以及野蛮增长，即将失控的儒家，形成‘三足鼎立’之势，以维持华夏学术思想界的相对稳定！
后来，发现墨家早已经虚弱的不成样子，刘荣思虑再三，最终决定给墨家找一个帮手：法家。
于是，学术思想界三足鼎立的局面基本形成。
一方为即将瘦死的骆驼：黄老；
一方为即将撑死的绵羊：儒家；
最后一方，则是仍复兴无望的法家，与差点濒临灭绝的墨家二者合理。
对于这对难兄难弟的合作，刘荣倒也没有太过于担心。
毕竟早在秦时，这哥儿俩就已经合作过，而且合作的相当默契。
由法家负责秦的总体方向，由墨家负责民用、军用器械以及工程，再由墨家分支：农家负责农桑食邑，保障后勤。
三者以法家为先，墨、农为辅，各司其事，也算是相得益彰。
从最终，秦得以一扫六合，一统天下的结果，也不难看出这哥仨的合作模式，也有一定的可取之处。
更何况此一时，彼一时。
——当时如日中天的法家，与正常状态下的墨、农两家，尚且能合作的那么愉快、默契；
更何况是法家半死不活，墨家气若悬丝，差点没灭亡的现在了。
于是，刘荣从中穿针引线，两个老朋友一拍即合，成了刘荣制衡黄老、儒两方的第三方力量。
但随着事件的推移——尤其是当时间来到今年，汉匈高阙之战基本宣告结束之后；
墨家给刘荣搞出来的新闻，真的是越来越大，大到刘荣都有些不好收拾，甚至不愿意收拾了。
一开始，为了尽最大可能保护墨家，将墨家依旧存在的舆论影响降到最低，刘荣在自己的太子私苑：上林博望苑内兴建鲁班苑，将墨家安置其中。
对外，便以‘鲁班苑为匠人居所，负责为汉家制造绝密器械’为由，将鲁班苑列为了汉家的最高机密。
当然，这个说法也不假——过去这些年，鲁班苑所制造出来的一系列器械以及‘产品’，确实无愧于绝密二字。
后来，墨家的几位代表找上刘荣，委婉的表示要‘践行所学’。
说白了，就是要搞实践，要推行自己的主张。
刘荣虽然有心防备，但也不好直接拒绝——毕竟过去这些年，墨家没少帮汉家做事。
思虑再三，刘荣最终给墨家划了一个小县，任命了一个墨家县令。
然后，事态就变得一发不可收拾了。
——在短短几个月内，那个原本民风彪悍，私斗之风盛行的小县，便在那位墨家县令，以及随行墨者的‘调教’下，摇身一变成了一个超大号墨社！
凡当地农人，无论是种地还是农闲，无论是婚丧还是嫁娶；
无论是家中子侄要读书、从军，还是老人生病、离世；
但凡有个什么事，该县便无不是齐出——婚丧嫁娶全村帮忙，子侄读书全乡出钱！
孤寡老弱，有墨者专门对口帮扶，帮忙种田、抗水、砍柴；
有人病了，也有墨者轮流上门诊治、照料，还有乡邻负责帮扶这一家人的生计。
意识到事态苗头不对，刘荣当机立断，以‘轮值’为由，将那个墨家县令调离，调去了郡守府做少吏。
所谓少吏，便是非负责人性质的部门成员，与之对应的‘长吏’，则是负责人性质的领导，如县令、郡守，亦或是部门监令之类。
随后发生的一切，让刘荣真切的意识到：过去百十年，华夏统治阶级，为何要对这个看似人畜无害，甚至颇有些‘舍生取义’之意味的学派，要严防死守到那个程度。
——在那个墨家县令调离后，那个县，依旧如故！
就好像那个县，已经被墨家思想刻入基因深处，早已经成为了永久性的墨家拥趸！
至于那位墨家县令，在被调到郡守府之后，非但没有被官场的黑暗所侵染、所同化，反而开始在郡守府，大肆宣扬自己的墨家学说！
然后，那个原本以黄老为主，儒家与之针锋相对的郡守府，便多了一群赤脚褐衣，言必称‘子墨子曰’的所谓墨者。
这些‘墨者’官职不高，最高的也不过六百石，最低的为百石以下的无秩小吏。
但即便如此，得知这一切后的刘荣，也还是怅然进口不能言。
不单单是因为墨家所追求的‘兼爱非攻’‘天下大同’的美好愿景，与后世新时代的华夏远大目标高度一致；
也不只是因为墨家学说因绝传，而在历史上留下的神秘色彩，让作为后世人的刘荣满心好奇。
更是因为墨家最终发展的几个分支：辩论派，游侠派，以及工匠派，都让刘荣不由自主生出浓厚的兴趣。
齐墨善辩，楚墨多侠，秦墨长于鲁班之术。
这三项，尤其是后两项，本就会让华夏男儿，莫名生出满腔热血，以及极为浓厚的兴趣。
便是后世，热血男儿也都有行侠仗义，闯荡江湖的梦想，更何况是这两千多年前的汉室？
至于鲁班匠人之术，更是让每一个华夏男人，都无法忽视其闪耀着的迷人光芒。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人类男性，尤其是华夏男性，对于手工器械的痴迷，几乎是刻入灵魂深处的。
刘荣自然也不能免俗。
前世，小到纸飞机、纸船，大到飞机航模、航母模型，都占据着刘荣的大半少年时光。
而在来到这个时代，成为华夏文明某一时间节点，甚至是关键时间节点的掌舵人之后，刘荣也仍旧不可避免的，被墨家所独有的‘匠人艺术’所吸引。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政治视野的拓宽，刘荣终于还是在先孝景皇帝的指点下，逐渐意识到了问题的复杂性。
——墨家，并非只有辩论家、游侠众、能工巧匠这三种人。
准确的说，哪怕是这三种人，也都有着一个令封建王朝、封建帝王无法接受的共同点。
学派价值观，以及最终目标。
后世人常说，诸子百家一大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早就成了大杂烩。
但刘荣却更倾向于另外一种说法。
——大道万千，殊途同归。
诸子百家，无论是儒、法、黄、墨等综合性大学派，还是名、杂、纵横、阴阳等专精型小学派，其最终目标都是一致的。
致君尧舜上！
说得再具体一些，便是求‘道’。
当然，不是道家、道士的道，而是真理、道义。
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是诸子百家一致认同的价值观。
在这个共同的、一致的远大目标前，诸子百家之所以还要分为‘百家’，则是因为‘殊途同归’的‘殊途’二字。
目标是一致的；
但达成目标的手段、路线，诸子百家各有看法，各有坚持，也各有自己的主张。
如，现今汉室的执政学派：黄老学，主张水利万物而不争，掌权者应该无为而治，与民休息；
只要划定大致方向，并允许百姓在框架内肆意发展，就总有一天能自然而然，抵达‘道’的彼案。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法家的主张。
在法家看来，人这个东西，就是要管着的。
大到婚丧嫁娶，小到吃喝拉撒，最好连嘴上说什么、心里想什么，都得到掌权者的控制，才能让社会安定，并最终稳步走向‘道’之所在。
再比如儒家，认为统治者不应该事必亲躬，而是应该慷慨的放权给地方豪绅，以乡绅治国，方可致‘道’。
其中，最偏激的两家，便是在数百年前，将华夏学术思想界对半平分的两家：杨朱，以及墨家。
孟子云：天下之言，不归杨，即归墨。
其中的‘杨’，便指杨朱之学。
该学，由战国初期的魏国人：杨朱杨子居所创立，主张‘贵己’‘重生’‘人人不损一毫’等思想。
大意为：人最贵重的东西无外乎生命，生难遇而死易及。
所以，人应当万分珍惜生命，要‘乐生’，一切以存我为先，为了不受到他人损害，任何手段都是可以采用的。
杨朱之学的大部分学说主张，也都是围绕着这一点展开，凡是涉及‘人应该怎么做’的讨论时，杨朱的主张便总是类似的画风。
开心就好；
利己就好；
自己的感受最重要，自己的快乐最重要，自己的生命最重要。
在确保自己不受损害的前提下，通过帮助别人，来让自己收获快乐，是可取的；
但若帮助别人，就要让自己受到损害——哪怕是损失一个指甲盖，就可以救人一命，在杨朱学派的主张看来，也是不对的。
所以世人常说：杨朱唯我，不以物累。
后世也有人将类似的主张，总结为：精致的利己主义。
如此偏激的观点，饶是在后世那个思想开放、进去的时代，都很难得到普世价值的认同，更枉论在思想更为保守、更提倡‘无私奉献’‘道德君子’的战国时期了。
也就是在那样的背景下，杨朱能以‘唯我’二字，与对手墨家平分天下学术思想界，也足见其思想，在当时所引发的聚类讨论，以及足够的特殊性。
而同一时期，与杨朱半分天下的墨家，则显然是硬币的另外一面，思想主张呈现与杨朱截然相反的另外一个极端。
杨朱追求极致的利己，坚决抵制损己而利人，墨家便主张极致的无私，坚决反对损人利己。
而且，不同于绝大多数学派的‘我主张’‘我提议’‘我认为’——墨家自诞生的那一天开始，便始终是‘我愿意’的实干派。
墨家不止是嘴上说兼爱非攻，主张舍己为人，而是一边嘴上说，一边也身体力行的做。
时至今日，哪怕墨家学说早已在客观上失传，留下的早就不是祖师墨翟的那一套理论，可墨家仍旧坚持着‘旧规矩’。
如：凡墨家之士，皆称墨者，以践行祖师墨翟之理念为己任；
身着粗布褐衣，脚踩自编草鞋，身不可有余财，食不可有肉糜。
即便是凭自己的劳动赚取到报仇，又或是自己种地种出来的庄稼，墨家也强制要求其成员，即‘墨者’群体将‘余财’赠送给贫苦的人。
至于墨者们如苦行僧般，吃吃不好、穿穿不好，还要每年抽出个把月时间，去帮助贫苦人家种地、修缮房屋的举动，墨家是这么解释的。
——‘道’还没有达成，天下还没有变成理想中的美好模样。
这是墨家的责任！
一天没有达到‘道’的彼岸，一天没有‘致君尧舜上’，天下就一直会有贫苦的人存在。
而每一个贫苦的人，都是因为墨家没有率领天下人，抵达‘道’的彼岸才存在。
所以，凡墨翟徒子徒孙，都必须以天下为己任！
只要天下还有一个穿不起衣服的人，墨者们就必须穿粗麻褐衣，以‘共苦’；
只要天下还有一个穿不起鞋的人，墨者们就必须要赤脚——顶多只能穿一双谁都能编的草鞋。
只要天下，还有一个人吃不饱肚子，那墨者们就不能吃肉，也不能吃饱。
因为只有这样，墨家才能时刻感受到：天下还有穷苦人，穷苦人过的是什么日子。
然后依次为动力，更努力、更专注的投入到追求‘道’，追求‘致君尧舜上’的远大目标之上。
所以，刘荣才会说：墨家的思想主张，与后世新时代的华夏新时代远大目标，有着相当程度的一致。
——兼爱非攻，天下大同，真的很难不让刘荣想到后世新时代，那个让每个华夏百姓为之神往的远大目标。
而在过去这几年，原本濒临灭绝——实质上基本已经绝传的墨家，得到了天子刘荣的特殊照顾，得以留存学派传承。
当时，刘荣想的倒是不复杂。
一来，是华夏少年对这一神秘学派的天然好感，让刘荣本能的就想出手，哪怕保不下整个学派，也至少保留其思想，权当是在博物馆里留藏珍惜动物标本了。
二来，是当时的情况，使得刘荣迫切需要一个综合性的大学派，来和日薄西山，即将告别历史舞台的黄老学，以及野蛮增长，即将失控的儒家，形成‘三足鼎立’之势，以维持华夏学术思想界的相对稳定！
后来，发现墨家早已经虚弱的不成样子，刘荣思虑再三，最终决定给墨家找一个帮手：法家。
于是，学术思想界三足鼎立的局面基本形成。
一方为即将瘦死的骆驼：黄老；
一方为即将撑死的绵羊：儒家；
最后一方，则是仍复兴无望的法家，与差点濒临灭绝的墨家二者合理。
对于这对难兄难弟的合作，刘荣倒也没有太过于担心。
毕竟早在秦时，这哥儿俩就已经合作过，而且合作的相当默契。
由法家负责秦的总体方向，由墨家负责民用、军用器械以及工程，再由墨家分支：农家负责农桑食邑，保障后勤。
三者以法家为先，墨、农为辅，各司其事，也算是相得益彰。
从最终，秦得以一扫六合，一统天下的结果，也不难看出这哥仨的合作模式，也有一定的可取之处。
更何况此一时，彼一时。
——当时如日中天的法家，与正常状态下的墨、农两家，尚且能合作的那么愉快、默契；
更何况是法家半死不活，墨家气若悬丝，差点没灭亡的现在了。
于是，刘荣从中穿针引线，两个老朋友一拍即合，成了刘荣制衡黄老、儒两方的第三方力量。
但随着事件的推移——尤其是当时间来到今年，汉匈高阙之战基本宣告结束之后；
墨家给刘荣搞出来的新闻，真的是越来越大，大到刘荣都有些不好收拾，甚至不愿意收拾了。
一开始，为了尽最大可能保护墨家，将墨家依旧存在的舆论影响降到最低，刘荣在自己的太子私苑：上林博望苑内兴建鲁班苑，将墨家安置其中。
对外，便以‘鲁班苑为匠人居所，负责为汉家制造绝密器械’为由，将鲁班苑列为了汉家的最高机密。
当然，这个说法也不假——过去这些年，鲁班苑所制造出来的一系列器械以及‘产品’，确实无愧于绝密二字。
后来，墨家的几位代表找上刘荣，委婉的表示要‘践行所学’。
说白了，就是要搞实践，要推行自己的主张。
刘荣虽然有心防备，但也不好直接拒绝——毕竟过去这些年，墨家没少帮汉家做事。
思虑再三，刘荣最终给墨家划了一个小县，任命了一个墨家县令。
然后，事态就变得一发不可收拾了。
——在短短几个月内，那个原本民风彪悍，私斗之风盛行的小县，便在那位墨家县令，以及随行墨者的‘调教’下，摇身一变成了一个超大号墨社！
凡当地农人，无论是种地还是农闲，无论是婚丧还是嫁娶；
无论是家中子侄要读书、从军，还是老人生病、离世；
但凡有个什么事，该县便无不是齐出——婚丧嫁娶全村帮忙，子侄读书全乡出钱！
孤寡老弱，有墨者专门对口帮扶，帮忙种田、抗水、砍柴；
有人病了，也有墨者轮流上门诊治、照料，还有乡邻负责帮扶这一家人的生计。
意识到事态苗头不对，刘荣当机立断，以‘轮值’为由，将那个墨家县令调离，调去了郡守府做少吏。
所谓少吏，便是非负责人性质的部门成员，与之对应的‘长吏’，则是负责人性质的领导，如县令、郡守，亦或是部门监令之类。
随后发生的一切，让刘荣真切的意识到：过去百十年，华夏统治阶级，为何要对这个看似人畜无害，甚至颇有些‘舍生取义’之意味的学派，要严防死守到那个程度。
——在那个墨家县令调离后，那个县，依旧如故！
就好像那个县，已经被墨家思想刻入基因深处，早已经成为了永久性的墨家拥趸！
至于那位墨家县令，在被调到郡守府之后，非但没有被官场的黑暗所侵染、所同化，反而开始在郡守府，大肆宣扬自己的墨家学说！
然后，那个原本以黄老为主，儒家与之针锋相对的郡守府，便多了一群赤脚褐衣，言必称‘子墨子曰’的所谓墨者。
这些‘墨者’官职不高，最高的也不过六百石，最低的为百石以下的无秩小吏。
但即便如此，得知这一切后的刘荣，也还是怅然进口不能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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