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墨家,刘荣的感情向来非常复杂。
不单单是因为墨家所追求的‘兼爱非攻’‘天下大同’的美好愿景,与后世新时代的华夏远大目标高度一致;
也不只是因为墨家学说因绝传,而在历史上留下的神秘色彩,让作为后世人的刘荣满心好奇。
更是因为墨家最终发展的几个分支:辩论派,游侠派,以及工匠派,都让刘荣不由自主生出浓厚的兴趣。
齐墨善辩,楚墨多侠,秦墨长于鲁班之术。
这三项,尤其是后两项,本就会让华夏男儿,莫名生出满腔热血,以及极为浓厚的兴趣。
便是后世,热血男儿也都有行侠仗义,闯荡江湖的梦想,更何况是这两千多年前的汉室?
至于鲁班匠人之术,更是让每一个华夏男人,都无法忽视其闪耀着的迷人光芒。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人类男性,尤其是华夏男性,对于手工器械的痴迷,几乎是刻入灵魂深处的。
刘荣自然也不能免俗。
前世,小到纸飞机、纸船,大到飞机航模、航母模型,都占据着刘荣的大半少年时光。
而在来到这个时代,成为华夏文明某一时间节点,甚至是关键时间节点的掌舵人之后,刘荣也仍旧不可避免的,被墨家所独有的‘匠人艺术’所吸引。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政治视野的拓宽,刘荣终于还是在先孝景皇帝的指点下,逐渐意识到了问题的复杂性。
——墨家,并非只有辩论家、游侠众、能工巧匠这三种人。
准确的说,哪怕是这三种人,也都有着一个令封建王朝、封建帝王无法接受的共同点。
学派价值观,以及最终目标。
后世人常说,诸子百家一大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早就成了大杂烩。
但刘荣却更倾向于另外一种说法。
——大道万千,殊途同归。
诸子百家,无论是儒、法、黄、墨等综合性大学派,还是名、杂、纵横、阴阳等专精型小学派,其最终目标都是一致的。
致君尧舜上!
说得再具体一些,便是求‘道’。
当然,不是道家、道士的道,而是真理、道义。
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是诸子百家一致认同的价值观。
在这个共同的、一致的远大目标前,诸子百家之所以还要分为‘百家’,则是因为‘殊途同归’的‘殊途’二字。
目标是一致的;
但达成目标的手段、路线,诸子百家各有看法,各有坚持,也各有自己的主张。
如,现今汉室的执政学派:黄老学,主张水利万物而不争,掌权者应该无为而治,与民休息;
只要划定大致方向,并允许百姓在框架内肆意发展,就总有一天能自然而然,抵达‘道’的彼案。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法家的主张。
在法家看来,人这个东西,就是要管着的。
大到婚丧嫁娶,小到吃喝拉撒,最好连嘴上说什么、心里想什么,都得到掌权者的控制,才能让社会安定,并最终稳步走向‘道’之所在。
再比如儒家,认为统治者不应该事必亲躬,而是应该慷慨的放权给地方豪绅,以乡绅治国,方可致‘道’。
其中,最偏激的两家,便是在数百年前,将华夏学术思想界对半平分的两家:杨朱,以及墨家。
孟子云:天下之言,不归杨,即归墨。
其中的‘杨’,便指杨朱之学。
该学,由战国初期的魏国人:杨朱杨子居所创立,主张‘贵己’‘重生’‘人人不损一毫’等思想。
大意为:人最贵重的东西无外乎生命,生难遇而死易及。
所以,人应当万分珍惜生命,要‘乐生’,一切以存我为先,为了不受到他人损害,任何手段都是可以采用的。
杨朱之学的大部分学说主张,也都是围绕着这一点展开,凡是涉及‘人应该怎么做’的讨论时,杨朱的主张便总是类似的画风。
开心就好;
利己就好;
自己的感受最重要,自己的快乐最重要,自己的生命最重要。
在确保自己不受损害的前提下,通过帮助别人,来让自己收获快乐,是可取的;
但若帮助别人,就要让自己受到损害——哪怕是损失一个指甲盖,就可以救人一命,在杨朱学派的主张看来,也是不对的。
所以世人常说:杨朱唯我,不以物累。
后世也有人将类似的主张,总结为:精致的利己主义。
如此偏激的观点,饶是在后世那个思想开放、进去的时代,都很难得到普世价值的认同,更枉论在思想更为保守、更提倡‘无私奉献’‘道德君子’的战国时期了。
也就是在那样的背景下,杨朱能以‘唯我’二字,与对手墨家平分天下学术思想界,也足见其思想,在当时所引发的聚类讨论,以及足够的特殊性。
而同一时期,与杨朱半分天下的墨家,则显然是硬币的另外一面,思想主张呈现与杨朱截然相反的另外一个极端。
杨朱追求极致的利己,坚决抵制损己而利人,墨家便主张极致的无私,坚决反对损人利己。
而且,不同于绝大多数学派的‘我主张’‘我提议’‘我认为’——墨家自诞生的那一天开始,便始终是‘我愿意’的实干派。
墨家不止是嘴上说兼爱非攻,主张舍己为人,而是一边嘴上说,一边也身体力行的做。
时至今日,哪怕墨家学说早已在客观上失传,留下的早就不是祖师墨翟的那一套理论,可墨家仍旧坚持着‘旧规矩’。
如:凡墨家之士,皆称墨者,以践行祖师墨翟之理念为己任;
身着粗布褐衣,脚踩自编草鞋,身不可有余财,食不可有肉糜。
即便是凭自己的劳动赚取到报仇,又或是自己种地种出来的庄稼,墨家也强制要求其成员,即‘墨者’群体将‘余财’赠送给贫苦的人。
至于墨者们如苦行僧般,吃吃不好、穿穿不好,还要每年抽出个把月时间,去帮助贫苦人家种地、修缮房屋的举动,墨家是这么解释的。
——‘道’还没有达成,天下还没有变成理想中的美好模样。
这是墨家的责任!
一天没有达到‘道’的彼岸,一天没有‘致君尧舜上’,天下就一直会有贫苦的人存在。
而每一个贫苦的人,都是因为墨家没有率领天下人,抵达‘道’的彼岸才存在。
所以,凡墨翟徒子徒孙,都必须以天下为己任!
只要天下还有一个穿不起衣服的人,墨者们就必须穿粗麻褐衣,以‘共苦’;
只要天下还有一个穿不起鞋的人,墨者们就必须要赤脚——顶多只能穿一双谁都能编的草鞋。
只要天下,还有一个人吃不饱肚子,那墨者们就不能吃肉,也不能吃饱。
因为只有这样,墨家才能时刻感受到:天下还有穷苦人,穷苦人过的是什么日子。
然后依次为动力,更努力、更专注的投入到追求‘道’,追求‘致君尧舜上’的远大目标之上。
所以,刘荣才会说:墨家的思想主张,与后世新时代的华夏新时代远大目标,有着相当程度的一致。
——兼爱非攻,天下大同,真的很难不让刘荣想到后世新时代,那个让每个华夏百姓为之神往的远大目标。
而在过去这几年,原本濒临灭绝——实质上基本已经绝传的墨家,得到了天子刘荣的特殊照顾,得以留存学派传承。
当时,刘荣想的倒是不复杂。
一来,是华夏少年对这一神秘学派的天然好感,让刘荣本能的就想出手,哪怕保不下整个学派,也至少保留其思想,权当是在博物馆里留藏珍惜动物标本了。
二来,是当时的情况,使得刘荣迫切需要一个综合性的大学派,来和日薄西山,即将告别历史舞台的黄老学,以及野蛮增长,即将失控的儒家,形成‘三足鼎立’之势,以维持华夏学术思想界的相对稳定!
后来,发现墨家早已经虚弱的不成样子,刘荣思虑再三,最终决定给墨家找一个帮手:法家。
于是,学术思想界三足鼎立的局面基本形成。
一方为即将瘦死的骆驼:黄老;
一方为即将撑死的绵羊:儒家;
最后一方,则是仍复兴无望的法家,与差点濒临灭绝的墨家二者合理。
对于这对难兄难弟的合作,刘荣倒也没有太过于担心。
毕竟早在秦时,这哥儿俩就已经合作过,而且合作的相当默契。
由法家负责秦的总体方向,由墨家负责民用、军用器械以及工程,再由墨家分支:农家负责农桑食邑,保障后勤。
三者以法家为先,墨、农为辅,各司其事,也算是相得益彰。
从最终,秦得以一扫六合,一统天下的结果,也不难看出这哥仨的合作模式,也有一定的可取之处。
更何况此一时,彼一时。
——当时如日中天的法家,与正常状态下的墨、农两家,尚且能合作的那么愉快、默契;
更何况是法家半死不活,墨家气若悬丝,差点没灭亡的现在了。
于是,刘荣从中穿针引线,两个老朋友一拍即合,成了刘荣制衡黄老、儒两方的第三方力量。
但随着事件的推移——尤其是当时间来到今年,汉匈高阙之战基本宣告结束之后;
墨家给刘荣搞出来的新闻,真的是越来越大,大到刘荣都有些不好收拾,甚至不愿意收拾了。
一开始,为了尽最大可能保护墨家,将墨家依旧存在的舆论影响降到最低,刘荣在自己的太子私苑:上林博望苑内兴建鲁班苑,将墨家安置其中。
对外,便以‘鲁班苑为匠人居所,负责为汉家制造绝密器械’为由,将鲁班苑列为了汉家的最高机密。
当然,这个说法也不假——过去这些年,鲁班苑所制造出来的一系列器械以及‘产品’,确实无愧于绝密二字。
后来,墨家的几位代表找上刘荣,委婉的表示要‘践行所学’。
说白了,就是要搞实践,要推行自己的主张。
刘荣虽然有心防备,但也不好直接拒绝——毕竟过去这些年,墨家没少帮汉家做事。
思虑再三,刘荣最终给墨家划了一个小县,任命了一个墨家县令。
然后,事态就变得一发不可收拾了。
——在短短几个月内,那个原本民风彪悍,私斗之风盛行的小县,便在那位墨家县令,以及随行墨者的‘调教’下,摇身一变成了一个超大号墨社!
凡当地农人,无论是种地还是农闲,无论是婚丧还是嫁娶;
无论是家中子侄要读书、从军,还是老人生病、离世;
但凡有个什么事,该县便无不是齐出——婚丧嫁娶全村帮忙,子侄读书全乡出钱!
孤寡老弱,有墨者专门对口帮扶,帮忙种田、抗水、砍柴;
有人病了,也有墨者轮流上门诊治、照料,还有乡邻负责帮扶这一家人的生计。
意识到事态苗头不对,刘荣当机立断,以‘轮值’为由,将那个墨家县令调离,调去了郡守府做少吏。
所谓少吏,便是非负责人性质的部门成员,与之对应的‘长吏’,则是负责人性质的领导,如县令、郡守,亦或是部门监令之类。
随后发生的一切,让刘荣真切的意识到:过去百十年,华夏统治阶级,为何要对这个看似人畜无害,甚至颇有些‘舍生取义’之意味的学派,要严防死守到那个程度。
——在那个墨家县令调离后,那个县,依旧如故!
就好像那个县,已经被墨家思想刻入基因深处,早已经成为了永久性的墨家拥趸!
至于那位墨家县令,在被调到郡守府之后,非但没有被官场的黑暗所侵染、所同化,反而开始在郡守府,大肆宣扬自己的墨家学说!
然后,那个原本以黄老为主,儒家与之针锋相对的郡守府,便多了一群赤脚褐衣,言必称‘子墨子曰’的所谓墨者。
这些‘墨者’官职不高,最高的也不过六百石,最低的为百石以下的无秩小吏。
但即便如此,得知这一切后的刘荣,也还是怅然进口不能言。
不单单是因为墨家所追求的‘兼爱非攻’‘天下大同’的美好愿景,与后世新时代的华夏远大目标高度一致;
也不只是因为墨家学说因绝传,而在历史上留下的神秘色彩,让作为后世人的刘荣满心好奇。
更是因为墨家最终发展的几个分支:辩论派,游侠派,以及工匠派,都让刘荣不由自主生出浓厚的兴趣。
齐墨善辩,楚墨多侠,秦墨长于鲁班之术。
这三项,尤其是后两项,本就会让华夏男儿,莫名生出满腔热血,以及极为浓厚的兴趣。
便是后世,热血男儿也都有行侠仗义,闯荡江湖的梦想,更何况是这两千多年前的汉室?
至于鲁班匠人之术,更是让每一个华夏男人,都无法忽视其闪耀着的迷人光芒。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人类男性,尤其是华夏男性,对于手工器械的痴迷,几乎是刻入灵魂深处的。
刘荣自然也不能免俗。
前世,小到纸飞机、纸船,大到飞机航模、航母模型,都占据着刘荣的大半少年时光。
而在来到这个时代,成为华夏文明某一时间节点,甚至是关键时间节点的掌舵人之后,刘荣也仍旧不可避免的,被墨家所独有的‘匠人艺术’所吸引。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政治视野的拓宽,刘荣终于还是在先孝景皇帝的指点下,逐渐意识到了问题的复杂性。
——墨家,并非只有辩论家、游侠众、能工巧匠这三种人。
准确的说,哪怕是这三种人,也都有着一个令封建王朝、封建帝王无法接受的共同点。
学派价值观,以及最终目标。
后世人常说,诸子百家一大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早就成了大杂烩。
但刘荣却更倾向于另外一种说法。
——大道万千,殊途同归。
诸子百家,无论是儒、法、黄、墨等综合性大学派,还是名、杂、纵横、阴阳等专精型小学派,其最终目标都是一致的。
致君尧舜上!
说得再具体一些,便是求‘道’。
当然,不是道家、道士的道,而是真理、道义。
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是诸子百家一致认同的价值观。
在这个共同的、一致的远大目标前,诸子百家之所以还要分为‘百家’,则是因为‘殊途同归’的‘殊途’二字。
目标是一致的;
但达成目标的手段、路线,诸子百家各有看法,各有坚持,也各有自己的主张。
如,现今汉室的执政学派:黄老学,主张水利万物而不争,掌权者应该无为而治,与民休息;
只要划定大致方向,并允许百姓在框架内肆意发展,就总有一天能自然而然,抵达‘道’的彼案。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法家的主张。
在法家看来,人这个东西,就是要管着的。
大到婚丧嫁娶,小到吃喝拉撒,最好连嘴上说什么、心里想什么,都得到掌权者的控制,才能让社会安定,并最终稳步走向‘道’之所在。
再比如儒家,认为统治者不应该事必亲躬,而是应该慷慨的放权给地方豪绅,以乡绅治国,方可致‘道’。
其中,最偏激的两家,便是在数百年前,将华夏学术思想界对半平分的两家:杨朱,以及墨家。
孟子云:天下之言,不归杨,即归墨。
其中的‘杨’,便指杨朱之学。
该学,由战国初期的魏国人:杨朱杨子居所创立,主张‘贵己’‘重生’‘人人不损一毫’等思想。
大意为:人最贵重的东西无外乎生命,生难遇而死易及。
所以,人应当万分珍惜生命,要‘乐生’,一切以存我为先,为了不受到他人损害,任何手段都是可以采用的。
杨朱之学的大部分学说主张,也都是围绕着这一点展开,凡是涉及‘人应该怎么做’的讨论时,杨朱的主张便总是类似的画风。
开心就好;
利己就好;
自己的感受最重要,自己的快乐最重要,自己的生命最重要。
在确保自己不受损害的前提下,通过帮助别人,来让自己收获快乐,是可取的;
但若帮助别人,就要让自己受到损害——哪怕是损失一个指甲盖,就可以救人一命,在杨朱学派的主张看来,也是不对的。
所以世人常说:杨朱唯我,不以物累。
后世也有人将类似的主张,总结为:精致的利己主义。
如此偏激的观点,饶是在后世那个思想开放、进去的时代,都很难得到普世价值的认同,更枉论在思想更为保守、更提倡‘无私奉献’‘道德君子’的战国时期了。
也就是在那样的背景下,杨朱能以‘唯我’二字,与对手墨家平分天下学术思想界,也足见其思想,在当时所引发的聚类讨论,以及足够的特殊性。
而同一时期,与杨朱半分天下的墨家,则显然是硬币的另外一面,思想主张呈现与杨朱截然相反的另外一个极端。
杨朱追求极致的利己,坚决抵制损己而利人,墨家便主张极致的无私,坚决反对损人利己。
而且,不同于绝大多数学派的‘我主张’‘我提议’‘我认为’——墨家自诞生的那一天开始,便始终是‘我愿意’的实干派。
墨家不止是嘴上说兼爱非攻,主张舍己为人,而是一边嘴上说,一边也身体力行的做。
时至今日,哪怕墨家学说早已在客观上失传,留下的早就不是祖师墨翟的那一套理论,可墨家仍旧坚持着‘旧规矩’。
如:凡墨家之士,皆称墨者,以践行祖师墨翟之理念为己任;
身着粗布褐衣,脚踩自编草鞋,身不可有余财,食不可有肉糜。
即便是凭自己的劳动赚取到报仇,又或是自己种地种出来的庄稼,墨家也强制要求其成员,即‘墨者’群体将‘余财’赠送给贫苦的人。
至于墨者们如苦行僧般,吃吃不好、穿穿不好,还要每年抽出个把月时间,去帮助贫苦人家种地、修缮房屋的举动,墨家是这么解释的。
——‘道’还没有达成,天下还没有变成理想中的美好模样。
这是墨家的责任!
一天没有达到‘道’的彼岸,一天没有‘致君尧舜上’,天下就一直会有贫苦的人存在。
而每一个贫苦的人,都是因为墨家没有率领天下人,抵达‘道’的彼岸才存在。
所以,凡墨翟徒子徒孙,都必须以天下为己任!
只要天下还有一个穿不起衣服的人,墨者们就必须穿粗麻褐衣,以‘共苦’;
只要天下还有一个穿不起鞋的人,墨者们就必须要赤脚——顶多只能穿一双谁都能编的草鞋。
只要天下,还有一个人吃不饱肚子,那墨者们就不能吃肉,也不能吃饱。
因为只有这样,墨家才能时刻感受到:天下还有穷苦人,穷苦人过的是什么日子。
然后依次为动力,更努力、更专注的投入到追求‘道’,追求‘致君尧舜上’的远大目标之上。
所以,刘荣才会说:墨家的思想主张,与后世新时代的华夏新时代远大目标,有着相当程度的一致。
——兼爱非攻,天下大同,真的很难不让刘荣想到后世新时代,那个让每个华夏百姓为之神往的远大目标。
而在过去这几年,原本濒临灭绝——实质上基本已经绝传的墨家,得到了天子刘荣的特殊照顾,得以留存学派传承。
当时,刘荣想的倒是不复杂。
一来,是华夏少年对这一神秘学派的天然好感,让刘荣本能的就想出手,哪怕保不下整个学派,也至少保留其思想,权当是在博物馆里留藏珍惜动物标本了。
二来,是当时的情况,使得刘荣迫切需要一个综合性的大学派,来和日薄西山,即将告别历史舞台的黄老学,以及野蛮增长,即将失控的儒家,形成‘三足鼎立’之势,以维持华夏学术思想界的相对稳定!
后来,发现墨家早已经虚弱的不成样子,刘荣思虑再三,最终决定给墨家找一个帮手:法家。
于是,学术思想界三足鼎立的局面基本形成。
一方为即将瘦死的骆驼:黄老;
一方为即将撑死的绵羊:儒家;
最后一方,则是仍复兴无望的法家,与差点濒临灭绝的墨家二者合理。
对于这对难兄难弟的合作,刘荣倒也没有太过于担心。
毕竟早在秦时,这哥儿俩就已经合作过,而且合作的相当默契。
由法家负责秦的总体方向,由墨家负责民用、军用器械以及工程,再由墨家分支:农家负责农桑食邑,保障后勤。
三者以法家为先,墨、农为辅,各司其事,也算是相得益彰。
从最终,秦得以一扫六合,一统天下的结果,也不难看出这哥仨的合作模式,也有一定的可取之处。
更何况此一时,彼一时。
——当时如日中天的法家,与正常状态下的墨、农两家,尚且能合作的那么愉快、默契;
更何况是法家半死不活,墨家气若悬丝,差点没灭亡的现在了。
于是,刘荣从中穿针引线,两个老朋友一拍即合,成了刘荣制衡黄老、儒两方的第三方力量。
但随着事件的推移——尤其是当时间来到今年,汉匈高阙之战基本宣告结束之后;
墨家给刘荣搞出来的新闻,真的是越来越大,大到刘荣都有些不好收拾,甚至不愿意收拾了。
一开始,为了尽最大可能保护墨家,将墨家依旧存在的舆论影响降到最低,刘荣在自己的太子私苑:上林博望苑内兴建鲁班苑,将墨家安置其中。
对外,便以‘鲁班苑为匠人居所,负责为汉家制造绝密器械’为由,将鲁班苑列为了汉家的最高机密。
当然,这个说法也不假——过去这些年,鲁班苑所制造出来的一系列器械以及‘产品’,确实无愧于绝密二字。
后来,墨家的几位代表找上刘荣,委婉的表示要‘践行所学’。
说白了,就是要搞实践,要推行自己的主张。
刘荣虽然有心防备,但也不好直接拒绝——毕竟过去这些年,墨家没少帮汉家做事。
思虑再三,刘荣最终给墨家划了一个小县,任命了一个墨家县令。
然后,事态就变得一发不可收拾了。
——在短短几个月内,那个原本民风彪悍,私斗之风盛行的小县,便在那位墨家县令,以及随行墨者的‘调教’下,摇身一变成了一个超大号墨社!
凡当地农人,无论是种地还是农闲,无论是婚丧还是嫁娶;
无论是家中子侄要读书、从军,还是老人生病、离世;
但凡有个什么事,该县便无不是齐出——婚丧嫁娶全村帮忙,子侄读书全乡出钱!
孤寡老弱,有墨者专门对口帮扶,帮忙种田、抗水、砍柴;
有人病了,也有墨者轮流上门诊治、照料,还有乡邻负责帮扶这一家人的生计。
意识到事态苗头不对,刘荣当机立断,以‘轮值’为由,将那个墨家县令调离,调去了郡守府做少吏。
所谓少吏,便是非负责人性质的部门成员,与之对应的‘长吏’,则是负责人性质的领导,如县令、郡守,亦或是部门监令之类。
随后发生的一切,让刘荣真切的意识到:过去百十年,华夏统治阶级,为何要对这个看似人畜无害,甚至颇有些‘舍生取义’之意味的学派,要严防死守到那个程度。
——在那个墨家县令调离后,那个县,依旧如故!
就好像那个县,已经被墨家思想刻入基因深处,早已经成为了永久性的墨家拥趸!
至于那位墨家县令,在被调到郡守府之后,非但没有被官场的黑暗所侵染、所同化,反而开始在郡守府,大肆宣扬自己的墨家学说!
然后,那个原本以黄老为主,儒家与之针锋相对的郡守府,便多了一群赤脚褐衣,言必称‘子墨子曰’的所谓墨者。
这些‘墨者’官职不高,最高的也不过六百石,最低的为百石以下的无秩小吏。
但即便如此,得知这一切后的刘荣,也还是怅然进口不能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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