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家在苏北里下河地区，那里一马平川，沟渠纵横，乃鱼米之乡，几乎是年年丰收。
在1959年的那个特殊年份，在这么一个农业强县，竟有许多人饿死，然而并非因为是仓中无粮。
在那个年代浮夸风盛行。我们县号称天下荷藕第一县，关于这个荷藕的卫星自然也是放得最高的。老百姓按照县里领导上报的数字，推算了一下，藕孔里都能开小汽车了。产量报高了，这个公粮自然得跟着提高，到最后连老百姓的口粮都几乎交上去了，上面还以为下面的粮食充足得很呢！
1959年，除了我们生产队，周边的村庄，没有一个生产队不饿死人的。我们生产队之所以能够保全都是因为老队长的一次“私分”。
现在我们那儿一年只有两次收割：大米与小麦。那个时候，产量不高，但一年要收割好几次：大麦、小麦、早稻、晚稻……运输也不方便，粮食收割下来并非立马交到乡里的粮管所，要在生产队的仓库里保管一段时间；所以说生产队的仓库里多半时候，装得是满满当当。因为保管条件有限，经常出现变质现象。
当时我们大队是全公社最红火的大队，而我们生产队又是大队的排头兵。
在全生产队社员的共同努力之下，那一年又是一个丰收年。不同于往年的是这一年队里留下的口粮非常的有限；其余的都锁在仓库里，那是公粮，是不能动的。
不出几个月，口粮就告罄了。家家户户挖野菜，摘树叶……自找活路。不少人出现了浮肿现象，甚至于晕倒。邻村已经饿死人了。
老队长，也是老党员，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每天在村子里转来又转去；每天在仓库门口徘徊着。尽管仓库的钥匙就在他手上，但那是公粮，他也不能动之一丝一毫。
一天晚上，当他在仓库门口转悠时，忽然闻到了一股霉变的味道。他知道肯定是最早入库的那批粮食出现了变质现象，但是还要过一段时间才能轮到队里交公粮，到时候这部分粮食肯定又是严重变质了，只有扔掉。
那天夜里，老队长一宿未眠：一边是正在变质的公粮，一边是饥饿的村民；如果将这批公粮分了，与党性不符；如果不分，最后只有倒掉，又怎么对得住饥饿的父老乡亲……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他就将队里的几个骨干分子叫到家里，商量着怎么办。大家一致同意：“私分”。
天黑之后，老队长挨家挨户跑了一遍，让每家派一个人，半个小时之内到仓库门口集合。
人都到齐了之后，老队长将情况跟大家讲了一下，并要求大家注意保密。
老队长冒着这么大的风险，带头私分，哪有不保密的道理？不用讲，大家都明白这个道理。
正当老队长掏出仓库钥匙，准备开门时，队里的另外一名年轻党员--村委会干事从村委会回家，正好路过此处，见到这个阵势，已经猜出了七八分。
他走上前，将老队长拉到了一边，问明了情况后，很是严肃地向老队长说道：“这可是公粮，你没有权利私分！”
老队长同样严肃地说道：“事情已经到了这种地步，只有私分了！”
“你是党员，你得保持党性！”
“出了事，我一个人承担责任！”
村干事回头看了一眼人群。月光下，他的老父亲正双眼瞪着他。他知道，凭他一个人的力量已经无法阻止这场“私分”了。
第二天，村委会便知道了这件事。当晚组织了全村社员召开批斗大会，批斗老队长的“私分”行为。领导有意要开除老队长的党籍，但考虑到我们生产队是全公社的标杆，最终还是保留了老队长的党籍。
因为那次“私分”，全队几十户人家喘了一口气。第二年，情况已经有所好转了。
在1959年的那个特殊年份，在这么一个农业强县，竟有许多人饿死，然而并非因为是仓中无粮。
在那个年代浮夸风盛行。我们县号称天下荷藕第一县，关于这个荷藕的卫星自然也是放得最高的。老百姓按照县里领导上报的数字，推算了一下，藕孔里都能开小汽车了。产量报高了，这个公粮自然得跟着提高，到最后连老百姓的口粮都几乎交上去了，上面还以为下面的粮食充足得很呢！
1959年，除了我们生产队，周边的村庄，没有一个生产队不饿死人的。我们生产队之所以能够保全都是因为老队长的一次“私分”。
现在我们那儿一年只有两次收割：大米与小麦。那个时候，产量不高，但一年要收割好几次：大麦、小麦、早稻、晚稻……运输也不方便，粮食收割下来并非立马交到乡里的粮管所，要在生产队的仓库里保管一段时间；所以说生产队的仓库里多半时候，装得是满满当当。因为保管条件有限，经常出现变质现象。
当时我们大队是全公社最红火的大队，而我们生产队又是大队的排头兵。
在全生产队社员的共同努力之下，那一年又是一个丰收年。不同于往年的是这一年队里留下的口粮非常的有限；其余的都锁在仓库里，那是公粮，是不能动的。
不出几个月，口粮就告罄了。家家户户挖野菜，摘树叶……自找活路。不少人出现了浮肿现象，甚至于晕倒。邻村已经饿死人了。
老队长，也是老党员，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每天在村子里转来又转去；每天在仓库门口徘徊着。尽管仓库的钥匙就在他手上，但那是公粮，他也不能动之一丝一毫。
一天晚上，当他在仓库门口转悠时，忽然闻到了一股霉变的味道。他知道肯定是最早入库的那批粮食出现了变质现象，但是还要过一段时间才能轮到队里交公粮，到时候这部分粮食肯定又是严重变质了，只有扔掉。
那天夜里，老队长一宿未眠：一边是正在变质的公粮，一边是饥饿的村民；如果将这批公粮分了，与党性不符；如果不分，最后只有倒掉，又怎么对得住饥饿的父老乡亲……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他就将队里的几个骨干分子叫到家里，商量着怎么办。大家一致同意：“私分”。
天黑之后，老队长挨家挨户跑了一遍，让每家派一个人，半个小时之内到仓库门口集合。
人都到齐了之后，老队长将情况跟大家讲了一下，并要求大家注意保密。
老队长冒着这么大的风险，带头私分，哪有不保密的道理？不用讲，大家都明白这个道理。
正当老队长掏出仓库钥匙，准备开门时，队里的另外一名年轻党员--村委会干事从村委会回家，正好路过此处，见到这个阵势，已经猜出了七八分。
他走上前，将老队长拉到了一边，问明了情况后，很是严肃地向老队长说道：“这可是公粮，你没有权利私分！”
老队长同样严肃地说道：“事情已经到了这种地步，只有私分了！”
“你是党员，你得保持党性！”
“出了事，我一个人承担责任！”
村干事回头看了一眼人群。月光下，他的老父亲正双眼瞪着他。他知道，凭他一个人的力量已经无法阻止这场“私分”了。
第二天，村委会便知道了这件事。当晚组织了全村社员召开批斗大会，批斗老队长的“私分”行为。领导有意要开除老队长的党籍，但考虑到我们生产队是全公社的标杆，最终还是保留了老队长的党籍。
因为那次“私分”，全队几十户人家喘了一口气。第二年，情况已经有所好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