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有生带着他堂哥有杰来到了大灶上，所有的人都已吃完饭回去了，炉火尚有余温，锅里还有一点野菜汤。
“后生，吃饭都不积极，能干啥咧！”伙夫圪蹴在灶口旁，吧嗒吧嗒的抽着他的老旱烟。
“师傅，累求着，后川坝的石头圪蹴了一会儿。”王有生陪笑着说。“这个是我堂哥。”
“来，师傅抽烟。”王有杰抽出了一根金丝猴。
“罢了，罢了，抽不惯。”那个膀大腰圆的中年男子摆了摆手。“你们还莫吃吧，炉膛下还有几个馍馍，你们弟兄两个分着吃吧。”伙夫努了努嘴。这几个馍馍是做饭的师傅偷着给王有生留下的。
弟兄两个一人吃了两个有生娘烙的白面饼，吃了几个高粱馍馍，将就着一人喝了一碗野菜汤，这才回到了他们住的地方。
一铺大通炕，一溜铺开的被褥杂乱的掩盖十几个后生，地上是一个破搪瓷盆改造的火盆，稀疏的燃着柴火，勉强维持着窝棚的温度。王有生带着他哥来到了自己的床铺。没有人注意到王有杰的到来，劳累了一天的人们早就进入了梦乡，打呼声，放屁声，磨牙声此刻演奏起了三重唱。
“哥，你赶紧上炕歇着，走了一天的路。”王有生关切的说道。
“你咋还不睡来？”有杰问道。
“我过阵子就睡，哥你先睡。”
“嗯，好。”王有杰麻利的褪去了冰冷的棉袄，包裹进了被子里，很快便拉起了鼾声。
王有生往火盆里添了一些干柴，点着了油灯。从枕头底下摸出了笔记本，他一直都有写随笔的习惯，这个笔记本里写了很多他遇到的人和故事，和一些心得体会，有时候也写一点文章，这是他的在学校那会儿就有的习惯。
水笔被冻住了，王有生拿了一个搪瓷缸子煨了点水，把笔头烫了烫，重新吸了一点墨水，然后他把笔记本铺在了腿上，墨水一点一点在笔记本上化开。
已经是被劳教的第三个月了，我渐渐适应了这里的生活:开荒，背石头，学习和挨批斗。每天的生活都是如此，就像我们每顿只吃高粱馍馍，喝野菜汤一样理所当然。
这个农场不大，有二十来号人，负责监管我们这些“另类”的是县上派下来的县大队成员，他到这儿来就像是来游玩一样，扛着一把土枪满山的转着打野鸡，野兔。他像是这里的“土皇上”，对我们这些“奴隶”采取了专政！每天骂骂咧咧的，白天看谁不顺眼，晚上就学习批斗谁。一帮人围成一个大圈，被批斗者站在中间，推推搡搡，像踢皮球一样被来回“传递”着，拳脚相加，唾沫随之。一个轮回下来，被批斗的那个人早就鼻青脸肿，遍体鳞伤了。
庆幸的是，我还没有享受过这样的“特殊待遇”，但每次惩罚别人的时候，我的心里都有一股压抑不住的火气，那火气似乎要把闹剧的“始作俑者”燃烧了那样，久久不能平息。但我总是在即将要爆发的时候，怯懦了。我总在试图找一个平衡自己情绪的节点，就比如说，我快要爆发的时候，我另一个自己又在我耳边，喃喃的提醒我：我还有一个嗷嗷待哺的儿子，一个老娘，和体弱的婆姨。
这里的每个人都已经趋于一种麻木的状态，每天机械的劳作，对生活也不抱任何希望。这帮老实的后生当初或者是太激进，或者说了一句“大不韪”的话，便被以“莫须有”的罪名打成了右派，全部集中起来接受劳教再教育，这是一场由上及下，由中央到地方的扩大运动，时局如此，人人只求自保，所以那些亲朋好友，见到我们这些“另类”，如同见到瘟疫一般，唯恐牵连到自己，众所避之。
而我的堂哥，披星戴月，从八十里外的家里赶到了明月山，来探望我这“犯了错误”的堂弟。我的堂哥，三十出头却已饱经风霜，由于常年劳动的原因，显得很老成，一股庄稼汉独有的气息在他的身上表现的淋漓精致。大伯婶子去世的早，堂哥二十二岁那年，就一个人挑起了家里的大梁，这个不幸的男人，在双亲撒手人寰的时候，他的妻子因为受不了生活的贫苦，远走他乡，嫁作他人妇。
这个沉默寡言的后生，孑然一身打闹着一个家，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因为偷了队里的几颗包谷，挨了生产队长秦秉功的一顿毒打，险些丧命，换做是别人，秦秉功或许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他打的这个穷后生无依无靠，所以他打的很酣畅，甚至就像在鞭打一头戴着辔头的骡子。
堂哥死里逃生，那几年一直在我家门上过活。后来母亲又给堂哥打闹着娶了现在的庆莲嫂子，得亏对方家只要了很少的彩礼，但他们结婚好几年了，嫂子一直没有生养，这个不幸的男人越发变得沉默少语了。那几年我在外上师训班，堂哥里里外外的活都照看着，粗活累活都不让我母亲干。庆莲嫂子也一样，家里里里外外都由他们二人操持着，所以我才能够踏实的在外求学。我的堂哥啊，你是一个多么淳朴的人啊，如今你又不顾被牵连的危险，走了八十里山路，专程来探望我……
王有生默默地合上了笔记本，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他转过头，看那个熟睡的后生，一股莫名的悲怆油然而生。
窝棚外，呼啸的寒风似乎要掀开房顶，火不觉然间早就灭了，摇曳的灯盏也快干涸了，王有生觉得时间也不早了，熄灭了灯盏。
他小心翼翼的爬上了炕头，生怕惊醒了熟睡的人儿，轻轻的掀开了被角，钻了进去。
“后生，吃饭都不积极，能干啥咧！”伙夫圪蹴在灶口旁，吧嗒吧嗒的抽着他的老旱烟。
“师傅，累求着，后川坝的石头圪蹴了一会儿。”王有生陪笑着说。“这个是我堂哥。”
“来，师傅抽烟。”王有杰抽出了一根金丝猴。
“罢了，罢了，抽不惯。”那个膀大腰圆的中年男子摆了摆手。“你们还莫吃吧，炉膛下还有几个馍馍，你们弟兄两个分着吃吧。”伙夫努了努嘴。这几个馍馍是做饭的师傅偷着给王有生留下的。
弟兄两个一人吃了两个有生娘烙的白面饼，吃了几个高粱馍馍，将就着一人喝了一碗野菜汤，这才回到了他们住的地方。
一铺大通炕，一溜铺开的被褥杂乱的掩盖十几个后生，地上是一个破搪瓷盆改造的火盆，稀疏的燃着柴火，勉强维持着窝棚的温度。王有生带着他哥来到了自己的床铺。没有人注意到王有杰的到来，劳累了一天的人们早就进入了梦乡，打呼声，放屁声，磨牙声此刻演奏起了三重唱。
“哥，你赶紧上炕歇着，走了一天的路。”王有生关切的说道。
“你咋还不睡来？”有杰问道。
“我过阵子就睡，哥你先睡。”
“嗯，好。”王有杰麻利的褪去了冰冷的棉袄，包裹进了被子里，很快便拉起了鼾声。
王有生往火盆里添了一些干柴，点着了油灯。从枕头底下摸出了笔记本，他一直都有写随笔的习惯，这个笔记本里写了很多他遇到的人和故事，和一些心得体会，有时候也写一点文章，这是他的在学校那会儿就有的习惯。
水笔被冻住了，王有生拿了一个搪瓷缸子煨了点水，把笔头烫了烫，重新吸了一点墨水，然后他把笔记本铺在了腿上，墨水一点一点在笔记本上化开。
已经是被劳教的第三个月了，我渐渐适应了这里的生活:开荒，背石头，学习和挨批斗。每天的生活都是如此，就像我们每顿只吃高粱馍馍，喝野菜汤一样理所当然。
这个农场不大，有二十来号人，负责监管我们这些“另类”的是县上派下来的县大队成员，他到这儿来就像是来游玩一样，扛着一把土枪满山的转着打野鸡，野兔。他像是这里的“土皇上”，对我们这些“奴隶”采取了专政！每天骂骂咧咧的，白天看谁不顺眼，晚上就学习批斗谁。一帮人围成一个大圈，被批斗者站在中间，推推搡搡，像踢皮球一样被来回“传递”着，拳脚相加，唾沫随之。一个轮回下来，被批斗的那个人早就鼻青脸肿，遍体鳞伤了。
庆幸的是，我还没有享受过这样的“特殊待遇”，但每次惩罚别人的时候，我的心里都有一股压抑不住的火气，那火气似乎要把闹剧的“始作俑者”燃烧了那样，久久不能平息。但我总是在即将要爆发的时候，怯懦了。我总在试图找一个平衡自己情绪的节点，就比如说，我快要爆发的时候，我另一个自己又在我耳边，喃喃的提醒我：我还有一个嗷嗷待哺的儿子，一个老娘，和体弱的婆姨。
这里的每个人都已经趋于一种麻木的状态，每天机械的劳作，对生活也不抱任何希望。这帮老实的后生当初或者是太激进，或者说了一句“大不韪”的话，便被以“莫须有”的罪名打成了右派，全部集中起来接受劳教再教育，这是一场由上及下，由中央到地方的扩大运动，时局如此，人人只求自保，所以那些亲朋好友，见到我们这些“另类”，如同见到瘟疫一般，唯恐牵连到自己，众所避之。
而我的堂哥，披星戴月，从八十里外的家里赶到了明月山，来探望我这“犯了错误”的堂弟。我的堂哥，三十出头却已饱经风霜，由于常年劳动的原因，显得很老成，一股庄稼汉独有的气息在他的身上表现的淋漓精致。大伯婶子去世的早，堂哥二十二岁那年，就一个人挑起了家里的大梁，这个不幸的男人，在双亲撒手人寰的时候，他的妻子因为受不了生活的贫苦，远走他乡，嫁作他人妇。
这个沉默寡言的后生，孑然一身打闹着一个家，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因为偷了队里的几颗包谷，挨了生产队长秦秉功的一顿毒打，险些丧命，换做是别人，秦秉功或许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他打的这个穷后生无依无靠，所以他打的很酣畅，甚至就像在鞭打一头戴着辔头的骡子。
堂哥死里逃生，那几年一直在我家门上过活。后来母亲又给堂哥打闹着娶了现在的庆莲嫂子，得亏对方家只要了很少的彩礼，但他们结婚好几年了，嫂子一直没有生养，这个不幸的男人越发变得沉默少语了。那几年我在外上师训班，堂哥里里外外的活都照看着，粗活累活都不让我母亲干。庆莲嫂子也一样，家里里里外外都由他们二人操持着，所以我才能够踏实的在外求学。我的堂哥啊，你是一个多么淳朴的人啊，如今你又不顾被牵连的危险，走了八十里山路，专程来探望我……
王有生默默地合上了笔记本，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他转过头，看那个熟睡的后生，一股莫名的悲怆油然而生。
窝棚外，呼啸的寒风似乎要掀开房顶，火不觉然间早就灭了，摇曳的灯盏也快干涸了，王有生觉得时间也不早了，熄灭了灯盏。
他小心翼翼的爬上了炕头，生怕惊醒了熟睡的人儿，轻轻的掀开了被角，钻了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