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方稍定，赵俣就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始料未及的决定——迁都。
也就是，他要将大宋的国都从汴梁迁到燕京。
宋初，赵匡胤定都汴梁，本质上是对五代政治遗产的被动继承，而非主动规划的结果。
自后梁起，汴梁已成为五代四朝的都城（后唐除外）。经过数十年经营，这里形成了相对完善的行政体系、交通网络与物资储备。对刚刚通过“陈桥兵变”篡周的赵匡胤而言，贸然迁都意味着打破既有的权力平衡——汴梁及周边的禁军将领、官僚集团早已适应此地的统治环境，迁都可能引发剧烈的政治动荡。
而且，隋唐以后，中国的经济重心逐渐南移，江南地区成为中原王朝的财赋中枢。汴梁依托汴河、黄河等水路，可通过漕运快速连接江南与华北，每年能输送数百万石粮食及物资，满足都城的庞大需求。
相比之下，长安因关中平原凋敝、漕运艰难，已失去经济支撑能力；洛阳虽地势险要，但运河系统不及汴梁完善，难以支撑百万人口的都城运转。
赵匡胤虽意识到汴梁无险可守的缺陷，曾计划迁都西京洛阳，甚至构想最终迁至长安，但遭到以其弟赵光义为代表的集团反对。
赵光义提出“在德不在险”的论调，实则是因汴梁的禁军势力与官僚网络已成为其权力基础。
赵匡胤在“杯酒释兵权”后，急需稳定内部统治，最终不得不放弃迁都计划。
这一妥协成为影响大宋国运的关键转折。
汴梁的地理与军事条件，使其从定都之初就暴露出国防隐患。
汴梁地处华北平原腹地，四周一马平川，没有山川关隘作为天然屏障。
北方游牧民族一旦突破黄河防线，可在数日内兵临城下。
为弥补这一缺陷，大宋不得不常年在汴梁周边驻扎数十万禁军，形成强干弱枝的军事布局，这既消耗了大量财政资源（养兵费用占国库的70%以上），也导致边军力量薄弱。
还有，汴梁紧邻黄河、汴河，历史上水患不断。黄河多次决堤淹没城郭，不仅摧毁民生，更直接威胁都城安全。大宋朝廷每年需投入巨额人力物力治理河道，却始终无法根除隐患，这种“与水争地”的困境，持续消耗着大宋的治理资源。
作为都城，汴梁缺乏外围缓冲地带。一旦边疆告急，敌军可长驱直入，直接威胁中枢。这种“都城即前线”的格局，使历史上的北宋王朝在与辽、金的战争中屡屡陷入被动。
靖康之耻中，金军更是仅用一年时间就从燕云地区南下攻破汴梁，正是这一缺陷的集中爆发。
所以汴梁实际上并不适合当国都。
而燕京作为历史上元明清三朝的都城，其与汴梁的差距主要体现在战略区位与国防功能上。
燕京北靠燕山山脉，西临太行山脉，南有永定河作为天然防线，形成“背山面水”的军事要地。
北方游牧民族若想南下，必须突破居庸关、山海关等险隘，这为燕京提供了多层缓冲。
而汴梁面对北方威胁时，几乎无险可依，只能依赖人工构筑的城防与重兵驻守。
燕京地处农牧交界地带，既是抵御草原民族的前沿，也是控制东北、蒙古高原的枢纽。定都于此可直接统筹北疆防务，快速响应边境战事。
而汴梁远离北疆，对燕云十六州的控制能力薄弱，大宋常年需在河北、山西部署大量军队，却因指挥中枢遥远而效率低下。
燕京虽远离江南经济区，但其通过京杭大运河仍能实现物资转运，同时兼具军事防御功能。
——燕京这里还有蓟州港，同样可以发展海运。
汴梁虽经济转运便利，却需以牺牲国防安全为代价，形成“重经济、轻国防”的畸形结构。
这种差异在历史上宋辽和宋金对峙中尤为明显——辽国以燕京为南京，既能掌控燕云，又能威慑北宋王朝；而北宋王朝以汴梁为中心，始终处于被动防御的态势。
历史上的朱棣为何决定将大明王朝的都城从繁华的南京迁移至遥远的北京？
有人或许会认为，朱棣篡夺了他侄子朱允炆的皇位，在南京住，心中难免忐忑，觉得还是回到自己熟悉的封地北京更为稳妥，毕竟，北京才是他曾经的势力范围，心中自然多了几分安定。
然而，若将朱棣的决策仅仅归结于此，那未免太过小觑了这位历史上极有作为的皇帝。
其实，朱棣心中很清楚，自己既已坐拥江山，又怎会畏惧些许顽固分子的捣乱？
事实上，朱棣身为一位久经沙场的皇帝，深知大明王朝最大的威胁来自长城以北的蒙元政权，那些游牧于草原之上的民族，始终是大明王朝的心头大患。
朱棣将大明王朝的首都选定在北京，正是出于对这一威胁的深刻认识。他明白，将都城设在此处，能够更有效地抵御那些草原游牧民族的入侵。
自古以来，任何一个古代封建王朝都会将所有的资源——政治、经济、军事、人口等，全都集中在其首都地区，以便于皇帝的统治与管理。
从燕京到抵抗草原游牧民族的最前线——八达岭长城，全程又不过一百四十里。
在交通不便的这个时代，这样的距离堪称得天独厚。它极大地便利了守军的调度和后勤补给，无论是运兵还是运粮，都能在短时间内迅速完成。
想象一下，若骑兵部队从燕京出发，快马加鞭，不过半日便可抵达八达岭长城。
这样的反应速度，无疑是战争中的一大优势。
而且，这成本极低，使得朝廷能够更高效地利用资源。
更为重要的是，一旦草原游牧民族入侵，八达岭、居庸关等地的烽火台便会燃起狼烟。在天气晴朗的日子里，站在燕京城中便可远眺前线的战况。这样的实时更新，使得朝廷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调动最多的资源，组织军队和后勤进行反击。
而皇帝坐镇燕京城，离前线如此之近，无异于御驾亲征。
这无疑能极大地鼓舞前线将士的士气，使得他们更加奋勇杀敌。
相比之下，若将开封、洛阳、长安或南京等地作为首都，则显得逊色不少。
这些地方虽然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但离前线都有不短的距离。一旦得到消息，再反应、调集军队、筹措粮草、动员出兵，再将兵马粮草辎重运到前线去，这一套流程下来，没准一个多月就过去了。
而草原民族以快马弯刀著称，一旦进入中原腹地，便如入无人之境。到那时，别说与他们交战了，就连他们去了哪里都得慢慢寻找。等你找到他们时，没准他们已经抢够了粮食、财物、女人，心满意足地回去了。
因此，朱棣才不惜工本、劳师动众，在元大都的基础上又修建了一座更大的北京城。他将这座城市作为前哨基地，最大化地利用大明王朝的各种优势，集中力量去和草原游牧民族抗衡，确保大明王朝的江山永固。
虽然所属世界不同，但道理是相同的。
赵俣很清楚，抛开将来开疆拓土先不谈，大宋目前阶段最大的威胁，不是来自南方，而是来自北方。
契丹，女真，蒙古，满清，他们才是能灭亡大宋的外部力量，也是最需要赵俣和赵俣的子孙后代防御的外敌。
这也许不是一代人的奋斗，而是世世代代奋斗的目标。
当然，赵俣肯定希望在自己这一世，就把这些胡虏全都解决掉。
但客观的事实就是，游牧民族和渔猎民族，打不过，就跑，等你不行了，他们再回来，周而复始，就跟狗皮膏药一般，没完没了。
这万一赵俣不能在自己这一代解决胡虏之患，总得给自己的后世子孙留下抵御甚至是解决胡患的基础吧？
而要是赵俣真能在自己这一代就彻底解决胡患，着眼世界，也可以再换都城嘛，比如那时将都城迁到海运更便利的南京。
话说，那时大宋的铁路也应该变得极为发达了，再将国都迁到南京，也不会影响其控制草原。
只是现阶段燕京做国都应该是大宋最好的选择。
还有，燕云地区的情况却远比想象中复杂。
这里居住的人口，有许多契丹、奚族、渤海、阻卜、女真、室韦等民族的人，并不全是汉人。
即便是汉人，这里的汉人也与内地的汉人有所不同。他们在这里有一个特殊的称呼——汉儿。
“汉儿”这个词语最初是古代少数民族对汉人的称呼，并无褒贬之意。
但在辽国获得燕云十六州后，特别是在辽国与大宋对峙期间，辽与宋对分属于两国境内的汉民的称呼开始发生了变化。
辽人称呼宋朝境内的汉民为南人，而称呼本国境内（主要是燕云地区）的汉民为汉儿。
宋人也称呼辽国境内的汉民为汉儿，有时还骂他们为番人。
这样的称呼变化，反映出辽、宋和包括历史上后来占领燕云地区的金都对燕云地区的这些汉民很不信任。
历史上，宋人甚至当面以“番人”来辱骂燕云地区的汉儿。又因赵佶君臣的不作为，宋人与燕云地区的汉儿之间严重缺乏认同感，宋人视汉儿“非我族类”的情绪强烈。这样的情绪，使得燕云地区的汉儿无法在宋人那里找到归属感。于是，他们心中开始生出异心，寻找机会叛宋投金。最终，金人本不具备灭宋的实力，却因此得以实现其野心，在汉儿的帮助下，靖康之耻发生了。
甚至在后来的宋金之战中，也有很大程度是汉人与汉儿之间的内战。
到了蒙元时期，更是出现了四等人制度，使得汉人彻底分裂。
若不是汉人中出了一个朱元璋，汉民族恐怕就要彻底被分成两个了。
所以，赵俣若想彻底收复燕云地区、避免汉人分裂，最好将都城建在燕京，并施以合适的民族政策。
这样，才能彻底收复燕云地区的人心、稳固大宋的江山社稷。
大宋的大臣，包括一些皇室、宗室，听说赵俣要迁都，将国都从汴梁迁到燕京，纷纷反对，他们给赵俣上奏章，找一些牵强的理由，像：
“伏闻陛下欲迁鼎燕京，臣等窃以为不可。汴梁自五代以来，历宋室百年经营，城郭壮丽，府库充盈，士民安堵，此天造地设之帝都也。燕京孤悬北鄙，屡经兵燹，城垣凋敝，粮草不继，若弃中原膏腴之地，趋苦寒之域，恐动摇国本，非社稷之福。”
“燕云久陷胡尘，夷汉杂居，习俗异于中土。陛下若迁都于此，号令所及，未必尽从；民心向背，尚未可知。且北地胡骑窥伺，烽火时警，銮舆驻跸，安危系于一线，臣等实难安枕。”
“自古圣王建都，必择土厚水深、四方朝贡之地。汴梁居中夏之腹，漕运四通，江淮之粟可溯流而至，关陇之兵可驰驿而达。燕京僻处北方偏远之所，漕路艰险，转输耗费十倍于汴梁，民力何以堪之？”
“祖宗陵寝俱在中原，梓宫安厝，已历数世。若迁都城，岁时祭祀难周，子孙孝思有亏，此乃违逆天道、罔顾祖制之举，伏望陛下三思。”
“……”
赵俣心里跟明镜似的，这些理由看似关乎国计民生、祖制安危，实则多为托词。
汴梁及中原地区乃世家大族、官僚集团之根基所在，其田产、商铺、宅第多聚于此，门生故吏、利益网络盘根错节。
若迁都燕京，
一则大宋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势必要转移，难免触动其既得利益；
二则远离故土，其家族势力难以延伸，对朝政的掌控力必受削弱；
三则燕京邻近边地，需加强军备，势必要缩减部分文官集团的资源倾斜，此辈唯恐失其富贵，故以“安社稷”为名，行“保私利”之实。
可赵俣并不是当初刚刚黄袍加身难免受人掣肘的赵匡胤，他可是完成了大一统的皇帝，而且对内对外都以强硬著称，连盘根错节的士绅集团都让他给重创了，他想迁都，谁又能阻止得了，谁又敢真的站出来螳臂当车？
赵俣没跟这些反对派废话，而是直接给蔡京、苏轼等宰臣下圣旨，让他们迅速统一思想，快点调集人员、物资，再从全国范围内以高于市价三成的工资雇佣五十万工匠、三百万民夫前来燕京，修建新的燕京城以及皇宫。
为了避免麻烦、避免争争讲讲，也不想自己“大兴土木”留下话柄被那些其实并不喜欢自己的文人记在史书上大书特书，赵俣大手一挥，修建新的燕京城和新的皇宫的钱，全都自掏腰包，不用国库掏一文钱。
另外，为了给自己迁都找一个牛逼哄哄的政治口号，在张纯的建议下，赵俣恬不知耻地直接喊出“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站在道德的制高点，让那些反对派只能捏着鼻子乖乖地把嘴闭上……
……
北方稍定，赵俣就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始料未及的决定——迁都。
也就是，他要将大宋的国都从汴梁迁到燕京。
宋初，赵匡胤定都汴梁，本质上是对五代政治遗产的被动继承，而非主动规划的结果。
自后梁起，汴梁已成为五代四朝的都城（后唐除外）。经过数十年经营，这里形成了相对完善的行政体系、交通网络与物资储备。对刚刚通过“陈桥兵变”篡周的赵匡胤而言，贸然迁都意味着打破既有的权力平衡——汴梁及周边的禁军将领、官僚集团早已适应此地的统治环境，迁都可能引发剧烈的政治动荡。
而且，隋唐以后，中国的经济重心逐渐南移，江南地区成为中原王朝的财赋中枢。汴梁依托汴河、黄河等水路，可通过漕运快速连接江南与华北，每年能输送数百万石粮食及物资，满足都城的庞大需求。
相比之下，长安因关中平原凋敝、漕运艰难，已失去经济支撑能力；洛阳虽地势险要，但运河系统不及汴梁完善，难以支撑百万人口的都城运转。
赵匡胤虽意识到汴梁无险可守的缺陷，曾计划迁都西京洛阳，甚至构想最终迁至长安，但遭到以其弟赵光义为代表的集团反对。
赵光义提出“在德不在险”的论调，实则是因汴梁的禁军势力与官僚网络已成为其权力基础。
赵匡胤在“杯酒释兵权”后，急需稳定内部统治，最终不得不放弃迁都计划。
这一妥协成为影响大宋国运的关键转折。
汴梁的地理与军事条件，使其从定都之初就暴露出国防隐患。
汴梁地处华北平原腹地，四周一马平川，没有山川关隘作为天然屏障。
北方游牧民族一旦突破黄河防线，可在数日内兵临城下。
为弥补这一缺陷，大宋不得不常年在汴梁周边驻扎数十万禁军，形成强干弱枝的军事布局，这既消耗了大量财政资源（养兵费用占国库的70%以上），也导致边军力量薄弱。
还有，汴梁紧邻黄河、汴河，历史上水患不断。黄河多次决堤淹没城郭，不仅摧毁民生，更直接威胁都城安全。大宋朝廷每年需投入巨额人力物力治理河道，却始终无法根除隐患，这种“与水争地”的困境，持续消耗着大宋的治理资源。
作为都城，汴梁缺乏外围缓冲地带。一旦边疆告急，敌军可长驱直入，直接威胁中枢。这种“都城即前线”的格局，使历史上的北宋王朝在与辽、金的战争中屡屡陷入被动。
靖康之耻中，金军更是仅用一年时间就从燕云地区南下攻破汴梁，正是这一缺陷的集中爆发。
所以汴梁实际上并不适合当国都。
而燕京作为历史上元明清三朝的都城，其与汴梁的差距主要体现在战略区位与国防功能上。
燕京北靠燕山山脉，西临太行山脉，南有永定河作为天然防线，形成“背山面水”的军事要地。
北方游牧民族若想南下，必须突破居庸关、山海关等险隘，这为燕京提供了多层缓冲。
而汴梁面对北方威胁时，几乎无险可依，只能依赖人工构筑的城防与重兵驻守。
燕京地处农牧交界地带，既是抵御草原民族的前沿，也是控制东北、蒙古高原的枢纽。定都于此可直接统筹北疆防务，快速响应边境战事。
而汴梁远离北疆，对燕云十六州的控制能力薄弱，大宋常年需在河北、山西部署大量军队，却因指挥中枢遥远而效率低下。
燕京虽远离江南经济区，但其通过京杭大运河仍能实现物资转运，同时兼具军事防御功能。
——燕京这里还有蓟州港，同样可以发展海运。
汴梁虽经济转运便利，却需以牺牲国防安全为代价，形成“重经济、轻国防”的畸形结构。
这种差异在历史上宋辽和宋金对峙中尤为明显——辽国以燕京为南京，既能掌控燕云，又能威慑北宋王朝；而北宋王朝以汴梁为中心，始终处于被动防御的态势。
历史上的朱棣为何决定将大明王朝的都城从繁华的南京迁移至遥远的北京？
有人或许会认为，朱棣篡夺了他侄子朱允炆的皇位，在南京住，心中难免忐忑，觉得还是回到自己熟悉的封地北京更为稳妥，毕竟，北京才是他曾经的势力范围，心中自然多了几分安定。
然而，若将朱棣的决策仅仅归结于此，那未免太过小觑了这位历史上极有作为的皇帝。
其实，朱棣心中很清楚，自己既已坐拥江山，又怎会畏惧些许顽固分子的捣乱？
事实上，朱棣身为一位久经沙场的皇帝，深知大明王朝最大的威胁来自长城以北的蒙元政权，那些游牧于草原之上的民族，始终是大明王朝的心头大患。
朱棣将大明王朝的首都选定在北京，正是出于对这一威胁的深刻认识。他明白，将都城设在此处，能够更有效地抵御那些草原游牧民族的入侵。
自古以来，任何一个古代封建王朝都会将所有的资源——政治、经济、军事、人口等，全都集中在其首都地区，以便于皇帝的统治与管理。
从燕京到抵抗草原游牧民族的最前线——八达岭长城，全程又不过一百四十里。
在交通不便的这个时代，这样的距离堪称得天独厚。它极大地便利了守军的调度和后勤补给，无论是运兵还是运粮，都能在短时间内迅速完成。
想象一下，若骑兵部队从燕京出发，快马加鞭，不过半日便可抵达八达岭长城。
这样的反应速度，无疑是战争中的一大优势。
而且，这成本极低，使得朝廷能够更高效地利用资源。
更为重要的是，一旦草原游牧民族入侵，八达岭、居庸关等地的烽火台便会燃起狼烟。在天气晴朗的日子里，站在燕京城中便可远眺前线的战况。这样的实时更新，使得朝廷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调动最多的资源，组织军队和后勤进行反击。
而皇帝坐镇燕京城，离前线如此之近，无异于御驾亲征。
这无疑能极大地鼓舞前线将士的士气，使得他们更加奋勇杀敌。
相比之下，若将开封、洛阳、长安或南京等地作为首都，则显得逊色不少。
这些地方虽然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但离前线都有不短的距离。一旦得到消息，再反应、调集军队、筹措粮草、动员出兵，再将兵马粮草辎重运到前线去，这一套流程下来，没准一个多月就过去了。
而草原民族以快马弯刀著称，一旦进入中原腹地，便如入无人之境。到那时，别说与他们交战了，就连他们去了哪里都得慢慢寻找。等你找到他们时，没准他们已经抢够了粮食、财物、女人，心满意足地回去了。
因此，朱棣才不惜工本、劳师动众，在元大都的基础上又修建了一座更大的北京城。他将这座城市作为前哨基地，最大化地利用大明王朝的各种优势，集中力量去和草原游牧民族抗衡，确保大明王朝的江山永固。
虽然所属世界不同，但道理是相同的。
赵俣很清楚，抛开将来开疆拓土先不谈，大宋目前阶段最大的威胁，不是来自南方，而是来自北方。
契丹，女真，蒙古，满清，他们才是能灭亡大宋的外部力量，也是最需要赵俣和赵俣的子孙后代防御的外敌。
这也许不是一代人的奋斗，而是世世代代奋斗的目标。
当然，赵俣肯定希望在自己这一世，就把这些胡虏全都解决掉。
但客观的事实就是，游牧民族和渔猎民族，打不过，就跑，等你不行了，他们再回来，周而复始，就跟狗皮膏药一般，没完没了。
这万一赵俣不能在自己这一代解决胡虏之患，总得给自己的后世子孙留下抵御甚至是解决胡患的基础吧？
而要是赵俣真能在自己这一代就彻底解决胡患，着眼世界，也可以再换都城嘛，比如那时将都城迁到海运更便利的南京。
话说，那时大宋的铁路也应该变得极为发达了，再将国都迁到南京，也不会影响其控制草原。
只是现阶段燕京做国都应该是大宋最好的选择。
还有，燕云地区的情况却远比想象中复杂。
这里居住的人口，有许多契丹、奚族、渤海、阻卜、女真、室韦等民族的人，并不全是汉人。
即便是汉人，这里的汉人也与内地的汉人有所不同。他们在这里有一个特殊的称呼——汉儿。
“汉儿”这个词语最初是古代少数民族对汉人的称呼，并无褒贬之意。
但在辽国获得燕云十六州后，特别是在辽国与大宋对峙期间，辽与宋对分属于两国境内的汉民的称呼开始发生了变化。
辽人称呼宋朝境内的汉民为南人，而称呼本国境内（主要是燕云地区）的汉民为汉儿。
宋人也称呼辽国境内的汉民为汉儿，有时还骂他们为番人。
这样的称呼变化，反映出辽、宋和包括历史上后来占领燕云地区的金都对燕云地区的这些汉民很不信任。
历史上，宋人甚至当面以“番人”来辱骂燕云地区的汉儿。又因赵佶君臣的不作为，宋人与燕云地区的汉儿之间严重缺乏认同感，宋人视汉儿“非我族类”的情绪强烈。这样的情绪，使得燕云地区的汉儿无法在宋人那里找到归属感。于是，他们心中开始生出异心，寻找机会叛宋投金。最终，金人本不具备灭宋的实力，却因此得以实现其野心，在汉儿的帮助下，靖康之耻发生了。
甚至在后来的宋金之战中，也有很大程度是汉人与汉儿之间的内战。
到了蒙元时期，更是出现了四等人制度，使得汉人彻底分裂。
若不是汉人中出了一个朱元璋，汉民族恐怕就要彻底被分成两个了。
所以，赵俣若想彻底收复燕云地区、避免汉人分裂，最好将都城建在燕京，并施以合适的民族政策。
这样，才能彻底收复燕云地区的人心、稳固大宋的江山社稷。
大宋的大臣，包括一些皇室、宗室，听说赵俣要迁都，将国都从汴梁迁到燕京，纷纷反对，他们给赵俣上奏章，找一些牵强的理由，像：
“伏闻陛下欲迁鼎燕京，臣等窃以为不可。汴梁自五代以来，历宋室百年经营，城郭壮丽，府库充盈，士民安堵，此天造地设之帝都也。燕京孤悬北鄙，屡经兵燹，城垣凋敝，粮草不继，若弃中原膏腴之地，趋苦寒之域，恐动摇国本，非社稷之福。”
“燕云久陷胡尘，夷汉杂居，习俗异于中土。陛下若迁都于此，号令所及，未必尽从；民心向背，尚未可知。且北地胡骑窥伺，烽火时警，銮舆驻跸，安危系于一线，臣等实难安枕。”
“自古圣王建都，必择土厚水深、四方朝贡之地。汴梁居中夏之腹，漕运四通，江淮之粟可溯流而至，关陇之兵可驰驿而达。燕京僻处北方偏远之所，漕路艰险，转输耗费十倍于汴梁，民力何以堪之？”
“祖宗陵寝俱在中原，梓宫安厝，已历数世。若迁都城，岁时祭祀难周，子孙孝思有亏，此乃违逆天道、罔顾祖制之举，伏望陛下三思。”
“……”
赵俣心里跟明镜似的，这些理由看似关乎国计民生、祖制安危，实则多为托词。
汴梁及中原地区乃世家大族、官僚集团之根基所在，其田产、商铺、宅第多聚于此，门生故吏、利益网络盘根错节。
若迁都燕京，
一则大宋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势必要转移，难免触动其既得利益；
二则远离故土，其家族势力难以延伸，对朝政的掌控力必受削弱；
三则燕京邻近边地，需加强军备，势必要缩减部分文官集团的资源倾斜，此辈唯恐失其富贵，故以“安社稷”为名，行“保私利”之实。
可赵俣并不是当初刚刚黄袍加身难免受人掣肘的赵匡胤，他可是完成了大一统的皇帝，而且对内对外都以强硬著称，连盘根错节的士绅集团都让他给重创了，他想迁都，谁又能阻止得了，谁又敢真的站出来螳臂当车？
赵俣没跟这些反对派废话，而是直接给蔡京、苏轼等宰臣下圣旨，让他们迅速统一思想，快点调集人员、物资，再从全国范围内以高于市价三成的工资雇佣五十万工匠、三百万民夫前来燕京，修建新的燕京城以及皇宫。
为了避免麻烦、避免争争讲讲，也不想自己“大兴土木”留下话柄被那些其实并不喜欢自己的文人记在史书上大书特书，赵俣大手一挥，修建新的燕京城和新的皇宫的钱，全都自掏腰包，不用国库掏一文钱。
另外，为了给自己迁都找一个牛逼哄哄的政治口号，在张纯的建议下，赵俣恬不知耻地直接喊出“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站在道德的制高点，让那些反对派只能捏着鼻子乖乖地把嘴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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