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答应了？”
杨荣和张义分别后，就回到了自己办公室。见他进来，坐在沙发上的党政情报处处长何商友起身，目光充满了希冀。
杨荣没有说话。
何商友给他倒了杯茶：“来，借花献佛，先润润喉咙。”
杨荣犹豫了片刻，最终还是接过茶水，在沙发对面坐了下来：
“搞什么鬼，分明是你们二处要找的人，非要我去找他帮忙。”
“那就是答应了？”何商友笑了笑，很放松地说，“不说我和他之间存在隔阂，这件事毕竟事关机密，还是小心点的好。”
“装神弄鬼，你还在怀疑他？督查室做的报告你没看？”杨荣端起茶杯嘬了一口就放下，“我刚在张处长那里喝了杯戴老板送的茶，倒是别有一番滋味。”
听他话里有话，何商友不以为然地说：“他是暂时过了老板那一关，可那又如何？我就不能怀疑他了？
在咱们这个行当，怀疑可是一种美德。再说了，那个什么李慕林的电文里也详细写了，牛子道在行刑时，张义只开了一枪，美其名曰给对方一个体面。哼，两枪胸口一枪头，阎王来了也没救。对一个叛徒还讲体面？你不觉得可疑吗？”
杨荣摇了摇头：“我们先是人，国民，然后才是谍报工作者。牛子道就不是中国人了？他在打入军统之前就已经是红党，各为其主罢了。主义是主义，做人是做人。我们不能因为他是对手、敌人，就对他为抗日做出的贡献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吧？”
“没人忽视他的功劳，他是抗日英雄不假，但哪里不能抗日？他是红党，就该去红党那里拿薪水抗日，而不是一边拿着党国的薪水，一边高喊抗日，一边为并没有给他一分钱的红党干事，端着党国的饭碗砸党国的锅，这种吃里扒外的人，也配留什么体面？”何商友凝视着他，“而张义这么做，说他一句同情红党不为过吧？”
“戴老板都没说什么，难道你比老板还高明？”面对何商友的咄咄逼人，杨荣半是赌气半是无奈地说。
何商友意味深长地笑笑：“这话不是我说的，是您说的。”
杨荣拧着眉头，沉默了一会，问：“这个林景伊身上到底藏着什么秘密，让你如此煞费苦心？”
“这可是一盘大棋。”
“有多大？”
“能说的，我都告诉你了。”
杨荣冷笑一声，端起茶水：“欠你的人情我还了，慢走不送。”
“谢了，老杨，等抓到人，少不了你的好处。领了你的情，我也得投桃报李不是。”
“好处？”杨荣嘲讽一笑，“那你可要盯紧点，抓人是行动处的事，何志远还被蒙在鼓中呢，他可没有我好说话。再者，即便抓到人，也要过司法处那道关。”
“放心，到时候我会让戴老板给他打招呼的。”
司法处。
打发走了杨荣和何志远，张义便叫来猴子和钱小三，让他们分别将自己离开这段时间山城所有的新闻报刊找来，另外从机要室领来自己职权范围内能接触到的所有情报。
这会他正拿着一本叫《家风》的报纸看得津津有味。
《家风》创刊于38年5月，初名《半月时评》，是戴春风用以控制军统内部思想的刊物。
后来，为了更好地指挥军统对中统的斗争，戴老板经常在这本秘密刊物上发表演讲，攻击CC系及中统的工作，所以上面也会刊登一些有关中统的情报。
但他全篇看下来，发现除了彰显军统如何如何威风外，和中统相关的都是些争风吃醋的，比如徐增嗯前妻在成都和他的前秘书如何勾搭成奸、徐增嗯前妻上门堵路狂殴他的现任妻子如何如何，只能吃吃瓜，但没有情报价值。
但他并没有泄气，翻阅完大大小小几十份报刊，终于在一份《新蜀报》上发现了一点有价值的线索。
有个叫“镜中人”的记者模仿《桃花源记》写了一篇叫唐家沱游记的文章。
该文透露，他上周接到通知，要陪同果党元老于右任等人去视察一个叫唐家沱的地方。
据悉此处是中统和中统家属一处集体生活所在，建立了一套“乌托邦”式的集体生活制度。
按徐增嗯事先报告，该处不但有公共食堂，还有托儿所等，家属安心生产，特务安心工作，真正做到了“老有所依、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俨然是《礼记》中对大同社会的描述。
大同社会的核心不就是“天下为公”吗？这不就是践行中山先生思想的核心体现吗？
所以，果党元老于右任等人对此非常感兴趣。
但仅仅过了一天，记者再次接到通知，说视察取消了。
记者对此非常郁闷，好奇心作祟之下，带着照相机只身前往据山城四十公里外的唐家沱考察。
但他到了唐家沱才发现，这里根本不是徐增嗯描述中的什么“整齐清洁、有条有理”，而是乱七八糟，一片乌烟瘴气。
他刚想拍几张照片，就被中统特务发现，不但没收了他的照相机，还一顿拳打脚踢，将他关在了猪圈里。
释放后，记者投诉无门，CC系和中统控制的报纸，根本不敢刊登他的文章，最后被逼无奈，只好将文章投给了民主人士掌控的《新蜀报》上。
记者在文章的最后加了一句：“特务政治，欺上瞒下，乌烟瘴气，作为一个有良知的记者，我痛心疾首。但现在脱离了你们的掌控，我非常高兴！对不起，我要到香江去了。”
“唐家沱，集体生活？”张义看得啧啧称奇，想不到中统竟然也会实施集体生活、集体劳动的模式，简直匪夷所思。
钱小三一脸不屑：“这不就是苏联人那一套吗？中统的对手是红党，近朱者赤，没想到连苏联人那一套也学到了。”
听起来有些不可思议，但并不奇怪，中统有一半的人是红党叛徒，在这些人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之下，中统乃至徐增嗯不可能不受到影响，后来的常太子也实施的是自己在苏联学到的那一套，只不过全都画虎不成反类犬。
“这事应该不是出自徐增嗯之手，倒像是他那位夫人的手笔。”
“费霞？”
“对，就是她。”
费霞是湖北人，徐增嗯的第三任妻子。她早年留学俄国加入红党，据说和常太子是同学。
回国后，叛变革命，初期住在中统给留俄归国学生设立的招待所里，由果党供给生活，负责介绍工作。
有一次，徐增嗯去招待所视察训话，费霞代表留学生答话。费霞颇有姿色，又能言善辩，一下就吸引徐徐增的注意，将她介绍进了宣传部做编辑工作。从此，两人来往日密，关系暧昧，但被徐增嗯老婆发现后，一番撒泼谩骂，两人的关系告一段落。
后来，徐增嗯生病住院，费霞为了报答他的“知遇之恩”，不辞辛苦，主动赶去伺候，精心服侍了一个多月，把徐增嗯感动得一塌糊涂。
精神愉悦，身体康复的也快。出院后，徐增嗯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和费霞住到一起，公开同居，并发誓这回非费霞不娶。
二陈兄弟对他这种朝三暮四玩弄女性的婚姻之道嗤之以鼻，同时觉得出身红党叛徒的费霞绝非等闲之辈，担心她是红党派来的卧底，担心徐增嗯驾驭不住，从而影响特务工作，公开反对两人结合。
但徐增嗯已认定了费霞，对二人的说辞，坚决不从，甚至还以辞职威逼。
二陈兄弟无奈，只好将此事捅到了常某人那里。
但常某人对这种儿女私情的事根本没放在心上，拗不过二陈兄弟一再要求，终于从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召见了徐增嗯。
常某人单刀直入：“你有把握吗？她受红党理论毒害至深，能说会道，切不可掉以轻心。”
徐增嗯也很直接：“我有把握，即便辞职，也非她不娶。”
常某人见说不动徐增嗯，想想自己原先也有过两妻一妾，五十步笑百步，比徐增嗯好不到那里去，也不再勉强，只好由他去了。
常先生不反对，徐增嗯便立刻结婚了。因为果党在搬迁山城的途中，为了让费霞满意，煞有其事地在武汉找了一家教堂举行了婚礼。
但婚礼极其冷清，前往祝贺的人很少，只有他的几个心腹干将。
两人结婚后，费霞四年先后为徐增嗯生下子女四人，在徐的三妻一妾中也属于豪华阵容了。
费霞父亲早丧，家里只有母亲和一个妹妹。二人结婚后，母亲和妹妹都住进了徐家。母亲帮着照顾小孩，妹妹代姐姐操持她所办的酱油厂、纺织厂等“费氏家业”。
“费记酱油”在一段时间曾风靡山城。
这些且不多说。
张义思忖着问：“中统的人怎么跑去唐家沱了？”
“生计问题呗。”钱小三嗤笑一声。
张义恍然，在抗战时期，军事第一的背景下，中统和军统的待遇不可同日而语。
军统除了军事委员会拨发特别经费外，戴老板兼职的财政部缉私署、直接税署、货运管理局、水路交通检查处等等，哪一个不是捞钱的部门，就算这样，面对日益膨胀的团体，军统的经费也是左支右绌、入不敷出，更别说只靠中央党部拨款的中统了。
民以食为天。因此，对于绝大多数中统特务来说，在山城最大的难题，不是搞情报，而是生活条件太差，甚至要挨饿。
党务调查处时期，中统和军统的一般特务待遇差不多，月薪15元。
中统成立后，到了山城后，月薪长到了110元左右，初期日子过得还不错，但拗不过货币贬值、物价飞涨啊。
随着39年大后方第一次通货膨胀，这笔固定薪水已经无法满足日常开支了。职级高的还好，中下层特务生活水平急剧下降，入叫苦连迭。
到了去年冬天，山城的物价更像是脱缰的野马一样，继续飞涨，加之这时山城的人口已是战前的几倍，日军战机又时不时轰炸，已经不是吃不饱的问题了，连住房都成了问题。
偏偏这个时候，特务组织却进一步壮大，吃饭和住房问题日益尖锐。
听起来有些可笑，做特务的竟然有衣食住行之愁？
但职级不同，享受的待遇不同，不可一概而论。
大特务自然可以每天吃渴玩乐、花天酒地、纸醉金迷，但底层的苦哈哈只有勒紧裤腰带过日子了。
为了平息矛盾，解决日益迫切的生计问题，徐增嗯不得不另谋出路，于是，就有了唐家沱集体生活的试验。
这是他老婆费霞的主意，积极主张学习她当年在苏联留学时见到的集体农庄的模式，组织集体生活，开展“生产自救”活动，以解决中统特务的生活及住房问题。
恰好，去年冬天，山城市政府为了减少日军空袭损失，号召疏散市区人口，便筹措资金在郊区建造了许多住宅，其中一处便是唐家沱。
但这地方距离市区四十多公里，没有公路，没有班车，交通不便，即使建了100多幢二层小洋房，却迟迟无人居住。
盖因穷人买不起也租不起，富人有权有势的却不屑去。
费霞听说这事后，积极鼓动徐增嗯走内部关系以廉价租金将其中的20撞楼承租下来，除了留下两撞作为办公外，其他全部用作家属宿舍。
这样，一方面分流了一部分职员家属，解决了局本部的住房困难。一方面在唐家沱地区组织家属从事从副业生产，又可以解决物资困难，可谓两全其美。
徐增嗯对她这个“新颖而富有创见”的建议，大加赞赏，于是便全权交给妻子具体实施，还特意成立了一个“中统集体生活管理委员会”的领导机构，由妻子费霞出任该委员会主任，在一番胡萝卜家大棒的说服施压下，果然有几百家搬迁了过去。
但“大锅饭”这种平均主义分配模式是什么下场不言而喻。由开办之初的劲头十足、人人称道、形势大好，很有在党国全面推广的必要，到人人厌烦、一片乌烟瘴气、关门大吉，仅仅维持了几个月。
来的轰轰烈烈，去的无声无息。
“徐老板也是，光屁股推磨，转着圈儿丢人。”
“处座的意思是，这个林景伊有可能藏在唐家沱？”
“是与不是，一探便知。”张义笑了笑，“准备一下，咱们也来个唐家沱一日游！”
杨荣和张义分别后，就回到了自己办公室。见他进来，坐在沙发上的党政情报处处长何商友起身，目光充满了希冀。
杨荣没有说话。
何商友给他倒了杯茶：“来，借花献佛，先润润喉咙。”
杨荣犹豫了片刻，最终还是接过茶水，在沙发对面坐了下来：
“搞什么鬼，分明是你们二处要找的人，非要我去找他帮忙。”
“那就是答应了？”何商友笑了笑，很放松地说，“不说我和他之间存在隔阂，这件事毕竟事关机密，还是小心点的好。”
“装神弄鬼，你还在怀疑他？督查室做的报告你没看？”杨荣端起茶杯嘬了一口就放下，“我刚在张处长那里喝了杯戴老板送的茶，倒是别有一番滋味。”
听他话里有话，何商友不以为然地说：“他是暂时过了老板那一关，可那又如何？我就不能怀疑他了？
在咱们这个行当，怀疑可是一种美德。再说了，那个什么李慕林的电文里也详细写了，牛子道在行刑时，张义只开了一枪，美其名曰给对方一个体面。哼，两枪胸口一枪头，阎王来了也没救。对一个叛徒还讲体面？你不觉得可疑吗？”
杨荣摇了摇头：“我们先是人，国民，然后才是谍报工作者。牛子道就不是中国人了？他在打入军统之前就已经是红党，各为其主罢了。主义是主义，做人是做人。我们不能因为他是对手、敌人，就对他为抗日做出的贡献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吧？”
“没人忽视他的功劳，他是抗日英雄不假，但哪里不能抗日？他是红党，就该去红党那里拿薪水抗日，而不是一边拿着党国的薪水，一边高喊抗日，一边为并没有给他一分钱的红党干事，端着党国的饭碗砸党国的锅，这种吃里扒外的人，也配留什么体面？”何商友凝视着他，“而张义这么做，说他一句同情红党不为过吧？”
“戴老板都没说什么，难道你比老板还高明？”面对何商友的咄咄逼人，杨荣半是赌气半是无奈地说。
何商友意味深长地笑笑：“这话不是我说的，是您说的。”
杨荣拧着眉头，沉默了一会，问：“这个林景伊身上到底藏着什么秘密，让你如此煞费苦心？”
“这可是一盘大棋。”
“有多大？”
“能说的，我都告诉你了。”
杨荣冷笑一声，端起茶水：“欠你的人情我还了，慢走不送。”
“谢了，老杨，等抓到人，少不了你的好处。领了你的情，我也得投桃报李不是。”
“好处？”杨荣嘲讽一笑，“那你可要盯紧点，抓人是行动处的事，何志远还被蒙在鼓中呢，他可没有我好说话。再者，即便抓到人，也要过司法处那道关。”
“放心，到时候我会让戴老板给他打招呼的。”
司法处。
打发走了杨荣和何志远，张义便叫来猴子和钱小三，让他们分别将自己离开这段时间山城所有的新闻报刊找来，另外从机要室领来自己职权范围内能接触到的所有情报。
这会他正拿着一本叫《家风》的报纸看得津津有味。
《家风》创刊于38年5月，初名《半月时评》，是戴春风用以控制军统内部思想的刊物。
后来，为了更好地指挥军统对中统的斗争，戴老板经常在这本秘密刊物上发表演讲，攻击CC系及中统的工作，所以上面也会刊登一些有关中统的情报。
但他全篇看下来，发现除了彰显军统如何如何威风外，和中统相关的都是些争风吃醋的，比如徐增嗯前妻在成都和他的前秘书如何勾搭成奸、徐增嗯前妻上门堵路狂殴他的现任妻子如何如何，只能吃吃瓜，但没有情报价值。
但他并没有泄气，翻阅完大大小小几十份报刊，终于在一份《新蜀报》上发现了一点有价值的线索。
有个叫“镜中人”的记者模仿《桃花源记》写了一篇叫唐家沱游记的文章。
该文透露，他上周接到通知，要陪同果党元老于右任等人去视察一个叫唐家沱的地方。
据悉此处是中统和中统家属一处集体生活所在，建立了一套“乌托邦”式的集体生活制度。
按徐增嗯事先报告，该处不但有公共食堂，还有托儿所等，家属安心生产，特务安心工作，真正做到了“老有所依、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俨然是《礼记》中对大同社会的描述。
大同社会的核心不就是“天下为公”吗？这不就是践行中山先生思想的核心体现吗？
所以，果党元老于右任等人对此非常感兴趣。
但仅仅过了一天，记者再次接到通知，说视察取消了。
记者对此非常郁闷，好奇心作祟之下，带着照相机只身前往据山城四十公里外的唐家沱考察。
但他到了唐家沱才发现，这里根本不是徐增嗯描述中的什么“整齐清洁、有条有理”，而是乱七八糟，一片乌烟瘴气。
他刚想拍几张照片，就被中统特务发现，不但没收了他的照相机，还一顿拳打脚踢，将他关在了猪圈里。
释放后，记者投诉无门，CC系和中统控制的报纸，根本不敢刊登他的文章，最后被逼无奈，只好将文章投给了民主人士掌控的《新蜀报》上。
记者在文章的最后加了一句：“特务政治，欺上瞒下，乌烟瘴气，作为一个有良知的记者，我痛心疾首。但现在脱离了你们的掌控，我非常高兴！对不起，我要到香江去了。”
“唐家沱，集体生活？”张义看得啧啧称奇，想不到中统竟然也会实施集体生活、集体劳动的模式，简直匪夷所思。
钱小三一脸不屑：“这不就是苏联人那一套吗？中统的对手是红党，近朱者赤，没想到连苏联人那一套也学到了。”
听起来有些不可思议，但并不奇怪，中统有一半的人是红党叛徒，在这些人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之下，中统乃至徐增嗯不可能不受到影响，后来的常太子也实施的是自己在苏联学到的那一套，只不过全都画虎不成反类犬。
“这事应该不是出自徐增嗯之手，倒像是他那位夫人的手笔。”
“费霞？”
“对，就是她。”
费霞是湖北人，徐增嗯的第三任妻子。她早年留学俄国加入红党，据说和常太子是同学。
回国后，叛变革命，初期住在中统给留俄归国学生设立的招待所里，由果党供给生活，负责介绍工作。
有一次，徐增嗯去招待所视察训话，费霞代表留学生答话。费霞颇有姿色，又能言善辩，一下就吸引徐徐增的注意，将她介绍进了宣传部做编辑工作。从此，两人来往日密，关系暧昧，但被徐增嗯老婆发现后，一番撒泼谩骂，两人的关系告一段落。
后来，徐增嗯生病住院，费霞为了报答他的“知遇之恩”，不辞辛苦，主动赶去伺候，精心服侍了一个多月，把徐增嗯感动得一塌糊涂。
精神愉悦，身体康复的也快。出院后，徐增嗯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和费霞住到一起，公开同居，并发誓这回非费霞不娶。
二陈兄弟对他这种朝三暮四玩弄女性的婚姻之道嗤之以鼻，同时觉得出身红党叛徒的费霞绝非等闲之辈，担心她是红党派来的卧底，担心徐增嗯驾驭不住，从而影响特务工作，公开反对两人结合。
但徐增嗯已认定了费霞，对二人的说辞，坚决不从，甚至还以辞职威逼。
二陈兄弟无奈，只好将此事捅到了常某人那里。
但常某人对这种儿女私情的事根本没放在心上，拗不过二陈兄弟一再要求，终于从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召见了徐增嗯。
常某人单刀直入：“你有把握吗？她受红党理论毒害至深，能说会道，切不可掉以轻心。”
徐增嗯也很直接：“我有把握，即便辞职，也非她不娶。”
常某人见说不动徐增嗯，想想自己原先也有过两妻一妾，五十步笑百步，比徐增嗯好不到那里去，也不再勉强，只好由他去了。
常先生不反对，徐增嗯便立刻结婚了。因为果党在搬迁山城的途中，为了让费霞满意，煞有其事地在武汉找了一家教堂举行了婚礼。
但婚礼极其冷清，前往祝贺的人很少，只有他的几个心腹干将。
两人结婚后，费霞四年先后为徐增嗯生下子女四人，在徐的三妻一妾中也属于豪华阵容了。
费霞父亲早丧，家里只有母亲和一个妹妹。二人结婚后，母亲和妹妹都住进了徐家。母亲帮着照顾小孩，妹妹代姐姐操持她所办的酱油厂、纺织厂等“费氏家业”。
“费记酱油”在一段时间曾风靡山城。
这些且不多说。
张义思忖着问：“中统的人怎么跑去唐家沱了？”
“生计问题呗。”钱小三嗤笑一声。
张义恍然，在抗战时期，军事第一的背景下，中统和军统的待遇不可同日而语。
军统除了军事委员会拨发特别经费外，戴老板兼职的财政部缉私署、直接税署、货运管理局、水路交通检查处等等，哪一个不是捞钱的部门，就算这样，面对日益膨胀的团体，军统的经费也是左支右绌、入不敷出，更别说只靠中央党部拨款的中统了。
民以食为天。因此，对于绝大多数中统特务来说，在山城最大的难题，不是搞情报，而是生活条件太差，甚至要挨饿。
党务调查处时期，中统和军统的一般特务待遇差不多，月薪15元。
中统成立后，到了山城后，月薪长到了110元左右，初期日子过得还不错，但拗不过货币贬值、物价飞涨啊。
随着39年大后方第一次通货膨胀，这笔固定薪水已经无法满足日常开支了。职级高的还好，中下层特务生活水平急剧下降，入叫苦连迭。
到了去年冬天，山城的物价更像是脱缰的野马一样，继续飞涨，加之这时山城的人口已是战前的几倍，日军战机又时不时轰炸，已经不是吃不饱的问题了，连住房都成了问题。
偏偏这个时候，特务组织却进一步壮大，吃饭和住房问题日益尖锐。
听起来有些可笑，做特务的竟然有衣食住行之愁？
但职级不同，享受的待遇不同，不可一概而论。
大特务自然可以每天吃渴玩乐、花天酒地、纸醉金迷，但底层的苦哈哈只有勒紧裤腰带过日子了。
为了平息矛盾，解决日益迫切的生计问题，徐增嗯不得不另谋出路，于是，就有了唐家沱集体生活的试验。
这是他老婆费霞的主意，积极主张学习她当年在苏联留学时见到的集体农庄的模式，组织集体生活，开展“生产自救”活动，以解决中统特务的生活及住房问题。
恰好，去年冬天，山城市政府为了减少日军空袭损失，号召疏散市区人口，便筹措资金在郊区建造了许多住宅，其中一处便是唐家沱。
但这地方距离市区四十多公里，没有公路，没有班车，交通不便，即使建了100多幢二层小洋房，却迟迟无人居住。
盖因穷人买不起也租不起，富人有权有势的却不屑去。
费霞听说这事后，积极鼓动徐增嗯走内部关系以廉价租金将其中的20撞楼承租下来，除了留下两撞作为办公外，其他全部用作家属宿舍。
这样，一方面分流了一部分职员家属，解决了局本部的住房困难。一方面在唐家沱地区组织家属从事从副业生产，又可以解决物资困难，可谓两全其美。
徐增嗯对她这个“新颖而富有创见”的建议，大加赞赏，于是便全权交给妻子具体实施，还特意成立了一个“中统集体生活管理委员会”的领导机构，由妻子费霞出任该委员会主任，在一番胡萝卜家大棒的说服施压下，果然有几百家搬迁了过去。
但“大锅饭”这种平均主义分配模式是什么下场不言而喻。由开办之初的劲头十足、人人称道、形势大好，很有在党国全面推广的必要，到人人厌烦、一片乌烟瘴气、关门大吉，仅仅维持了几个月。
来的轰轰烈烈，去的无声无息。
“徐老板也是，光屁股推磨，转着圈儿丢人。”
“处座的意思是，这个林景伊有可能藏在唐家沱？”
“是与不是，一探便知。”张义笑了笑，“准备一下，咱们也来个唐家沱一日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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