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很多读者感兴趣，这里说一下丝绢案后续。
历史上的情节走向，在万历年之前，都与本书描写的一致。
大概就是嘉靖年间有人以“丝绢均摊五县”而上访，不过巡抚巡抚，到当事人，全都被徽州府拖死了也。
然后帅嘉谟在隆庆四年开始到巡抚衙门上访，海瑞批复之后十五天就被调走了。
再之后帅嘉谟到南京上访，先是找了一个姓宋的御史，得到了都察院的支持，批复为“均税”，南京户部模棱两可，让徽州府彻查，给个方案。
遗憾的是帅嘉谟回去的途中跑路了，去了千里之外的湖北江夏——这里是他事后自述的“回途遇害，羁縻远避，未申情款”。
没了当事人，事情肯定又拖住了。
一直到了万历三年三月，事情峰回路转。
因为户部送了一道文书给南京巡抚，说“奉圣旨：户部知道，钦此。钦遵。抄出到部，送司”。
也就是说，皇帝想追究这个事，考虑到历史上这个节点的政治环境，合理推断是张居正的意思——毕竟当初帅嘉谟奏陈此事的时候，就用了新政做筏，反正就是苛捐杂税跟一条鞭法的国策有悖。
总而言之，公文到了巡抚衙门，力度立刻就不一样了。
巡抚衙门这次没有轻飘飘的批示，而是发了一道宪牌，先是把逃到湖北的帅嘉谟找了回来，然后徽州知府立刻召集了六县议事。
具体在《丝绢全书》卷1《徽州府行县催议帖文》，《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60册，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年，457页。
歙县一方还是那两个观点。
第一，会典以及户部公文，从来没提过让歙县单独交，没说那就应该均摊。
第二，“人丁丝绢”被人篡改成了“夏税生丝”，以致五县之税落到了歙县头上。
联名了好些大员，也就是书中那一堆。
五县一方同样翻阅典籍文册，还核对了本县的黄册留本。
数据就是书中的那一套，就不贴了。
反正得出几个结论，包括这笔丝绢本就是歙县的欠账，跟其他五县没关系。
也包括浙江的例子，虽然会典没说，但专收一县特产很正常，还把歙县抛荒的桑田都找了出来。
这些都附在《五邑查明丝绢缘由呈词》之后，数据非常翔实，可以说占尽了上风。
但是这个时候歙县开始耍赖了。
歙县一个叫许一纯学生说，说黄册都两百年了，有本地衙门篡改的可能性，真要比可信度啊，还得看咱们大明会典。
这下双方越吵越激烈。
无奈之下，就组了一个百人代表团，去南京户部翻阅黄册原本。
当然，县里面能存好的资料，南京户部就不一定了，黄册理所当然地遗失了。
这下就没了办法，双方回到原点，又开始各执一词。
五县说我数据对得明明白白，足以将歙县的理论批得体无完肤。
歙县就说，反正大明会典没说让咱们县单独交，至于你的数据来源啊？黄册都是民间自己搞的，做不得数——“切思《大明会典》乃祖宗立法垂统之宪章，黄册乃民间遵文攒造之图籍。”
巡抚衙门虽然不能分辨，但毕竟是圣旨给的压力，自然也有所偏向。
于是，就紧紧抓住“均平”这个新政关键词，通过一系列算法，把丝绢税均摊五县了。
也不是简单的均分，而是歙县的6145两税，分了5260两给其他五县——具体在《试论明末徽州府的丝绢分担纷争》（《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 2期）里面有写到。
五县自然不能接受，就一个劲骂户部尚书殷正茂，偏帮乡人，什么“以户部私计而市私恩，以尚书大臣而变乱成法”，什么“生子无孔，神人之相”，一个劲地骂。
徽州府见事情闹得凶，又跟兵备道合计，把五县的5260两改成了3300两，算是歙县和五县均分。
各退一步的和稀泥自然是好，殷正茂批复说“其名尤正，其言尤顺，其事尤易”。
同时也得到了司礼监的朱批同意。
但五县不肯和稀泥啊，说我数据都找出来了，大明会典的案例也找到了，歙县桑园都扒拉出来了，你跟我说要和稀泥？
圣旨转送到婺源县，代为处理政务的通判徐廷竹就被老百姓逮住了。
数千人手执木棍、火把，把徐通判守了一天一夜。
新任知县舒邦儒来收拾残局，在踏入徽州府的时候，就遇到县民程文昌、胡文盛，“合县里排、耆老、民人等拥道递呈，民情忿怒，鼓噪不服。”
示威还不够，婺源之后直接堵住了县衙，自己占了紫阳书院的场地，搞了个议事堂，开始领导民乱，“聚者已盈数万，鸣金约党，竖旗结盟，挟求申豁。于时道路禁阻，文移隔绝。”
闹了许久，这个议事堂开始“征集捐款”，每一石粮米征银六分，用以“维持部众运营”。
休宁那边更过分，聚集了上万人——“将木梯搭上县首屏墙，揭去原给告示，藏匿在家。复扇［煽］乡愚入集公寓，赴诉求理，仍与门外呐喊鼓噪，求其必听。”
期间不但打杂抢烧，还占据了县衙，挟持了县令，公然插起了一杆黄旗。
这时候五县反正都大差不差，进入了无政府状态——“复行聚集乡村愚民、城市棍徒，执旗喧哗”
具体在，邵庶：《邑令延平陈公去思碑》，万历《休宁县志》卷 7《艺文志·记述》，抄明万历刻本。
甚至连五县的驻军都被吓跑了。
驻军的把总赵涞是歙县人，更是连夜逃回了歙县，给兵备道说五县要造反，待不下去了。
五县听到自己被打成造反分子，直接有样学样，反咬一口说歙县要造反。
他们挟制县衙，开始朝外派发公文，给浙江、江西、福建、广东诸布政司发函。
信中说，五县遭到了数万歙贼的攻打，县令被抓了，连兵备道都被围了，不日就要占据徽州府，越境四出，争夺天下。
一时间半个南方震动。
民乱到这个地步，应天巡抚才终于决定调动兵备道弹压，一面出兵守境，一边公文威慑——“如有一县一人敢倡言鼓众者，先以军法捆打，然后问遣，决不姑息。”
事情眼看不可收拾，风闻奏事的御史自然听了风声。
当即上奏朝廷，说闹这么大，要解决根源才行，丝绢案到底公不公道啊？是不是殷正茂偏帮乡人啊？
五县好歹是将统战价值打出来了。
文华殿下来诏书，让徽州府重新合计合计。
第一轮合计，说这笔丝绢税，咱们按人口均分，歙县出4145两，五县出2000两，剩下500两府衙想办法，行不行？
五县眼睛一瞪，嗯？
徽州府无奈，只好说，府衙征收的某项军需，其实每年结余1950两，以前都是提留的，之后上交给朝廷抵补五县的份额好了。
府衙出钱，终于把六县哄了过去，歙县均分了，五县又没有实际承担。
至于剩下五百两，最后由兵备道小心翼翼出面说，自己这些年收徽州府的军需，不小心重复收了两笔，以后我只收一笔，正好省出来五百两——也就是前文说到的“协济税”了。
具体分配在程任卿:《丝绢全书》卷 6《奉都院吊取各邑认状宪牌》，第572页。
事情到这里基本也就结束了。
朝廷本想追究在这件事情里面出力的豪右，但诏书到了徽州府，衙门回文给朝廷《本府回无豪右申文》，没有豪右，自然也就没得人抓嘛。
最后帅嘉谟还是充军，杖一百流三千里，遣边戍军。
反倒是搞议事局的程任卿最犯忌讳，直接给首领判了斩监候，死缓。
当然，在明朝搞民乱一般是不会死的。
程任卿在牢里没事干，就把这件事的资料搜集起来，写了一本《丝绢全书》。
而他本人，得到了余懋学，也就是文华殿上打架那位的救援，改判充军，后来立了功，升任把总，衣锦还乡。
当然，还有一条朝堂争斗的线，期间，歙县举报五县民乱是余懋学干的。
余懋学勃然大怒，说张居正授意要害他和尚宝司卿汪文辉，因为张居正授意了应天巡按郑国仕，务必牵扯到他余懋学身上。
还有殷正茂，也给徽州知府写信，暗示余懋学和暴乱的关系，乡里争不赢可以到朝堂上来见分晓。
王锡爵、陆光祖、李世达则替余懋学做了说客，上门劝说双方罢手。
反正朝廷那段时间也闹得挺热闹。
不过因为文人奏疏里，往往夸大其词。
所以朝堂这条线，听听也就好了。
ps：不要觉得作者发单张耽误更新，事实上，发单张恰好说明了作者正坐在电脑前，并且打开了作家助手啊！这是何等温馨的场景，听懂掌声。
历史上的情节走向，在万历年之前，都与本书描写的一致。
大概就是嘉靖年间有人以“丝绢均摊五县”而上访，不过巡抚巡抚，到当事人，全都被徽州府拖死了也。
然后帅嘉谟在隆庆四年开始到巡抚衙门上访，海瑞批复之后十五天就被调走了。
再之后帅嘉谟到南京上访，先是找了一个姓宋的御史，得到了都察院的支持，批复为“均税”，南京户部模棱两可，让徽州府彻查，给个方案。
遗憾的是帅嘉谟回去的途中跑路了，去了千里之外的湖北江夏——这里是他事后自述的“回途遇害，羁縻远避，未申情款”。
没了当事人，事情肯定又拖住了。
一直到了万历三年三月，事情峰回路转。
因为户部送了一道文书给南京巡抚，说“奉圣旨：户部知道，钦此。钦遵。抄出到部，送司”。
也就是说，皇帝想追究这个事，考虑到历史上这个节点的政治环境，合理推断是张居正的意思——毕竟当初帅嘉谟奏陈此事的时候，就用了新政做筏，反正就是苛捐杂税跟一条鞭法的国策有悖。
总而言之，公文到了巡抚衙门，力度立刻就不一样了。
巡抚衙门这次没有轻飘飘的批示，而是发了一道宪牌，先是把逃到湖北的帅嘉谟找了回来，然后徽州知府立刻召集了六县议事。
具体在《丝绢全书》卷1《徽州府行县催议帖文》，《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60册，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年，457页。
歙县一方还是那两个观点。
第一，会典以及户部公文，从来没提过让歙县单独交，没说那就应该均摊。
第二，“人丁丝绢”被人篡改成了“夏税生丝”，以致五县之税落到了歙县头上。
联名了好些大员，也就是书中那一堆。
五县一方同样翻阅典籍文册，还核对了本县的黄册留本。
数据就是书中的那一套，就不贴了。
反正得出几个结论，包括这笔丝绢本就是歙县的欠账，跟其他五县没关系。
也包括浙江的例子，虽然会典没说，但专收一县特产很正常，还把歙县抛荒的桑田都找了出来。
这些都附在《五邑查明丝绢缘由呈词》之后，数据非常翔实，可以说占尽了上风。
但是这个时候歙县开始耍赖了。
歙县一个叫许一纯学生说，说黄册都两百年了，有本地衙门篡改的可能性，真要比可信度啊，还得看咱们大明会典。
这下双方越吵越激烈。
无奈之下，就组了一个百人代表团，去南京户部翻阅黄册原本。
当然，县里面能存好的资料，南京户部就不一定了，黄册理所当然地遗失了。
这下就没了办法，双方回到原点，又开始各执一词。
五县说我数据对得明明白白，足以将歙县的理论批得体无完肤。
歙县就说，反正大明会典没说让咱们县单独交，至于你的数据来源啊？黄册都是民间自己搞的，做不得数——“切思《大明会典》乃祖宗立法垂统之宪章，黄册乃民间遵文攒造之图籍。”
巡抚衙门虽然不能分辨，但毕竟是圣旨给的压力，自然也有所偏向。
于是，就紧紧抓住“均平”这个新政关键词，通过一系列算法，把丝绢税均摊五县了。
也不是简单的均分，而是歙县的6145两税，分了5260两给其他五县——具体在《试论明末徽州府的丝绢分担纷争》（《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 2期）里面有写到。
五县自然不能接受，就一个劲骂户部尚书殷正茂，偏帮乡人，什么“以户部私计而市私恩，以尚书大臣而变乱成法”，什么“生子无孔，神人之相”，一个劲地骂。
徽州府见事情闹得凶，又跟兵备道合计，把五县的5260两改成了3300两，算是歙县和五县均分。
各退一步的和稀泥自然是好，殷正茂批复说“其名尤正，其言尤顺，其事尤易”。
同时也得到了司礼监的朱批同意。
但五县不肯和稀泥啊，说我数据都找出来了，大明会典的案例也找到了，歙县桑园都扒拉出来了，你跟我说要和稀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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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不但打杂抢烧，还占据了县衙，挟持了县令，公然插起了一杆黄旗。
这时候五县反正都大差不差，进入了无政府状态——“复行聚集乡村愚民、城市棍徒，执旗喧哗”
具体在，邵庶：《邑令延平陈公去思碑》，万历《休宁县志》卷 7《艺文志·记述》，抄明万历刻本。
甚至连五县的驻军都被吓跑了。
驻军的把总赵涞是歙县人，更是连夜逃回了歙县，给兵备道说五县要造反，待不下去了。
五县听到自己被打成造反分子，直接有样学样，反咬一口说歙县要造反。
他们挟制县衙，开始朝外派发公文，给浙江、江西、福建、广东诸布政司发函。
信中说，五县遭到了数万歙贼的攻打，县令被抓了，连兵备道都被围了，不日就要占据徽州府，越境四出，争夺天下。
一时间半个南方震动。
民乱到这个地步，应天巡抚才终于决定调动兵备道弹压，一面出兵守境，一边公文威慑——“如有一县一人敢倡言鼓众者，先以军法捆打，然后问遣，决不姑息。”
事情眼看不可收拾，风闻奏事的御史自然听了风声。
当即上奏朝廷，说闹这么大，要解决根源才行，丝绢案到底公不公道啊？是不是殷正茂偏帮乡人啊？
五县好歹是将统战价值打出来了。
文华殿下来诏书，让徽州府重新合计合计。
第一轮合计，说这笔丝绢税，咱们按人口均分，歙县出4145两，五县出2000两，剩下500两府衙想办法，行不行？
五县眼睛一瞪，嗯？
徽州府无奈，只好说，府衙征收的某项军需，其实每年结余1950两，以前都是提留的，之后上交给朝廷抵补五县的份额好了。
府衙出钱，终于把六县哄了过去，歙县均分了，五县又没有实际承担。
至于剩下五百两，最后由兵备道小心翼翼出面说，自己这些年收徽州府的军需，不小心重复收了两笔，以后我只收一笔，正好省出来五百两——也就是前文说到的“协济税”了。
具体分配在程任卿:《丝绢全书》卷 6《奉都院吊取各邑认状宪牌》，第572页。
事情到这里基本也就结束了。
朝廷本想追究在这件事情里面出力的豪右，但诏书到了徽州府，衙门回文给朝廷《本府回无豪右申文》，没有豪右，自然也就没得人抓嘛。
最后帅嘉谟还是充军，杖一百流三千里，遣边戍军。
反倒是搞议事局的程任卿最犯忌讳，直接给首领判了斩监候，死缓。
当然，在明朝搞民乱一般是不会死的。
程任卿在牢里没事干，就把这件事的资料搜集起来，写了一本《丝绢全书》。
而他本人，得到了余懋学，也就是文华殿上打架那位的救援，改判充军，后来立了功，升任把总，衣锦还乡。
当然，还有一条朝堂争斗的线，期间，歙县举报五县民乱是余懋学干的。
余懋学勃然大怒，说张居正授意要害他和尚宝司卿汪文辉，因为张居正授意了应天巡按郑国仕，务必牵扯到他余懋学身上。
还有殷正茂，也给徽州知府写信，暗示余懋学和暴乱的关系，乡里争不赢可以到朝堂上来见分晓。
王锡爵、陆光祖、李世达则替余懋学做了说客，上门劝说双方罢手。
反正朝廷那段时间也闹得挺热闹。
不过因为文人奏疏里，往往夸大其词。
所以朝堂这条线，听听也就好了。
ps：不要觉得作者发单张耽误更新，事实上，发单张恰好说明了作者正坐在电脑前，并且打开了作家助手啊！这是何等温馨的场景，听懂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