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我的爪牙反馈，说有读者觉得民变某些过程不太合理，在这里我需要申明的事，本卷的所有民变，皆是以史实作为原型。
本卷我将以彩蛋章的形式，跟大家分享几则本文所化用的民变。
一、苏州民变
万历二十九年五月中旬，孙隆再次入驻苏州织造局，与当地官员商讨如何完成商税的加派。
当地官员决定，一部分上缴库存银，另一部分取自于民间。
取于民间的消息不胫而走，一时间人情汹汹，讹言四起。
六月初，机户（老板）开始全面罢织。
这马上就断绝了织户所雇佣的数千机匠、数千染工的生路，聚集在苏州制造局门口讨要说法。
六月六日，两千多名佣工聚集在苏州城东北的娄门附近，推选昆山机匠葛成为首领，大家进城来到丝织业工匠的行会（行会的实际控制人一般是生产资料持有人的合集）所在地玄妙观道院举行了誓神仪式。
葛成在誓神时要求大家只与税监及其爪牙作对，不得报复机户，也就是罢市的雇主，染工、机匠当即立誓。
随后葛成将人分作六队，每队由一人率领，持蕉扇为号，其他人则手执绞棍跟随其后。
然后就开始到城外屠杀税官——绑缚道中，投掷石块，将其砸死。
杀人后，葛成登高一呼，今日之事，为朝廷除害也。若因以为利，则天下其孰能说之。有听吾约束者从，否则去！
众人再次对天发誓此次行动只针对税使及其委任的税官，而不得侵害苏州本地人。
随后，葛成率领大队人马返回苏州城，一路没有受到守城官军的阻拦。
民变的组织者们事先都备有“手摺”插在腰间，上面书写有每一个需要惩罚的税官的姓名及住址——根据时间推算，应该是提前就准备好了数百份资料详细的档案。
紧接着，民变者有组织地包围了这些税官的住宅，并纵火焚烧。
因为有事先拟定的惩罚名单，这就降低了民变中产生趁火打劫的可能性。
甚至，葛成还亲自击杀了一个趁乱抢劫中产之家的染工，示威者因此而名声大震，当地百姓夹道相迎。
这期间，太监孙隆曾恳求知府朱燮元派驻军镇压但被拒绝。
理由是军队是用来抵御外寇的，没有在民变发生之前将那些组织者逮捕，是他作为父母官的失职；但民变既已开始，派出驻军镇压将造成大规模的平民伤亡，加重民变的祸害。
总而言之，八个字“众怒难犯、抱薪救火”，不得已，孙隆只能逃到当地大户家中。（根据段本洛、张圻福在1984年的论文考证，应该就是申时行家。）
到六月九日，几乎所有的税官都被消灭，部分逃到府衙避难。
葛成等人开始在苏州的各个城门上贴出榜文，表明此次行动的目的仅仅在于惩罚税使及其爪牙，而并非一次反朝廷的叛乱。
同时告诫苏州百姓注意维护秩序，不得借此次行动发动叛乱。
六月十日，苏州本地衙门，姗姗来迟，知府及其属僚一同骑马进入街市，与葛成等人展开和谈。
结果是，知府朱燮元宣布，逮捕几名逃往官府寻求庇护的税官，也就是漏网之鱼，并暗示之后会将这些税官处死。
而民变首领葛成挺身而出，自愿下狱。
民变遂熄。
在事后向中枢的报告里，巡抚曹时聘（前文因为公车私用被贬的那个，之后朦胧推升到巡抚）上奏对这件事定了性。
他说：“……但他们（指民变者）没有携带武器（这里与县志、府志、《吴葛将军墓碑》、《定陵注略》等多出文献不符），也没有抢夺财物，事先通知邻居防止火灾蔓延，并放弃了一些买通免罚的钱财。
官员前来劝告时，他们跪地请罪，表示只是因为税官过于苛刻才采取行动，不会伤害无辜。等到汤莘（逃亡府衙的税官）等人被逮捕后，人群很快散去。
葛主动到府衙自首，愿意接受惩罚，以免连累他人，他的愤怒情绪也是可以理解的。
苏州的百姓容易冲动，容易相信谣言，很多都是靠日薪生存的人，有了工作才能生存，失去工作就会面临死亡。
据我观察，染坊关闭导致几千名染工失业，织户关闭导致几千名织工失业，这些都是靠自己劳动维持生活的善良百姓，现在却被迫走向绝境，我对此深感痛心。
四府每年的赋税不少于几百万两银子，区区六万两的税收有什么关系呢？如果不尽快取消这些税收，如何安抚这个重要的财政地区？”
这是奏疏的后半段内容。
显然与孙隆的奏报有出入。
万历皇帝两难之间，最后还是选择了折中。
于是颁布了一道上谕，要求追查葛成等民变组织者的责任，并且要求苏州府衙严厉追究那些下狱的税官的贪赃枉法行为。
而地方官员对这道圣旨做出了倾向性的解读——没错，圣旨是可以倾向性解读的，这是文言文的一大特点。
最后，葛成等人在监狱里被加以礼遇，十年后出狱，而那些税官则被判处死刑，成为了朝廷平息民愤的牺牲品。
至于商税。
穷究有明一朝，商税最后都没有收起来。
本卷我将以彩蛋章的形式，跟大家分享几则本文所化用的民变。
一、苏州民变
万历二十九年五月中旬，孙隆再次入驻苏州织造局，与当地官员商讨如何完成商税的加派。
当地官员决定，一部分上缴库存银，另一部分取自于民间。
取于民间的消息不胫而走，一时间人情汹汹，讹言四起。
六月初，机户（老板）开始全面罢织。
这马上就断绝了织户所雇佣的数千机匠、数千染工的生路，聚集在苏州制造局门口讨要说法。
六月六日，两千多名佣工聚集在苏州城东北的娄门附近，推选昆山机匠葛成为首领，大家进城来到丝织业工匠的行会（行会的实际控制人一般是生产资料持有人的合集）所在地玄妙观道院举行了誓神仪式。
葛成在誓神时要求大家只与税监及其爪牙作对，不得报复机户，也就是罢市的雇主，染工、机匠当即立誓。
随后葛成将人分作六队，每队由一人率领，持蕉扇为号，其他人则手执绞棍跟随其后。
然后就开始到城外屠杀税官——绑缚道中，投掷石块，将其砸死。
杀人后，葛成登高一呼，今日之事，为朝廷除害也。若因以为利，则天下其孰能说之。有听吾约束者从，否则去！
众人再次对天发誓此次行动只针对税使及其委任的税官，而不得侵害苏州本地人。
随后，葛成率领大队人马返回苏州城，一路没有受到守城官军的阻拦。
民变的组织者们事先都备有“手摺”插在腰间，上面书写有每一个需要惩罚的税官的姓名及住址——根据时间推算，应该是提前就准备好了数百份资料详细的档案。
紧接着，民变者有组织地包围了这些税官的住宅，并纵火焚烧。
因为有事先拟定的惩罚名单，这就降低了民变中产生趁火打劫的可能性。
甚至，葛成还亲自击杀了一个趁乱抢劫中产之家的染工，示威者因此而名声大震，当地百姓夹道相迎。
这期间，太监孙隆曾恳求知府朱燮元派驻军镇压但被拒绝。
理由是军队是用来抵御外寇的，没有在民变发生之前将那些组织者逮捕，是他作为父母官的失职；但民变既已开始，派出驻军镇压将造成大规模的平民伤亡，加重民变的祸害。
总而言之，八个字“众怒难犯、抱薪救火”，不得已，孙隆只能逃到当地大户家中。（根据段本洛、张圻福在1984年的论文考证，应该就是申时行家。）
到六月九日，几乎所有的税官都被消灭，部分逃到府衙避难。
葛成等人开始在苏州的各个城门上贴出榜文，表明此次行动的目的仅仅在于惩罚税使及其爪牙，而并非一次反朝廷的叛乱。
同时告诫苏州百姓注意维护秩序，不得借此次行动发动叛乱。
六月十日，苏州本地衙门，姗姗来迟，知府及其属僚一同骑马进入街市，与葛成等人展开和谈。
结果是，知府朱燮元宣布，逮捕几名逃往官府寻求庇护的税官，也就是漏网之鱼，并暗示之后会将这些税官处死。
而民变首领葛成挺身而出，自愿下狱。
民变遂熄。
在事后向中枢的报告里，巡抚曹时聘（前文因为公车私用被贬的那个，之后朦胧推升到巡抚）上奏对这件事定了性。
他说：“……但他们（指民变者）没有携带武器（这里与县志、府志、《吴葛将军墓碑》、《定陵注略》等多出文献不符），也没有抢夺财物，事先通知邻居防止火灾蔓延，并放弃了一些买通免罚的钱财。
官员前来劝告时，他们跪地请罪，表示只是因为税官过于苛刻才采取行动，不会伤害无辜。等到汤莘（逃亡府衙的税官）等人被逮捕后，人群很快散去。
葛主动到府衙自首，愿意接受惩罚，以免连累他人，他的愤怒情绪也是可以理解的。
苏州的百姓容易冲动，容易相信谣言，很多都是靠日薪生存的人，有了工作才能生存，失去工作就会面临死亡。
据我观察，染坊关闭导致几千名染工失业，织户关闭导致几千名织工失业，这些都是靠自己劳动维持生活的善良百姓，现在却被迫走向绝境，我对此深感痛心。
四府每年的赋税不少于几百万两银子，区区六万两的税收有什么关系呢？如果不尽快取消这些税收，如何安抚这个重要的财政地区？”
这是奏疏的后半段内容。
显然与孙隆的奏报有出入。
万历皇帝两难之间，最后还是选择了折中。
于是颁布了一道上谕，要求追查葛成等民变组织者的责任，并且要求苏州府衙严厉追究那些下狱的税官的贪赃枉法行为。
而地方官员对这道圣旨做出了倾向性的解读——没错，圣旨是可以倾向性解读的，这是文言文的一大特点。
最后，葛成等人在监狱里被加以礼遇，十年后出狱，而那些税官则被判处死刑，成为了朝廷平息民愤的牺牲品。
至于商税。
穷究有明一朝，商税最后都没有收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