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82节塞上秋来(上)
对这些来之不易的宝贝书,我总是爱不释手,整天整天地翻着看着,看好几遍都不过瘾。看到高兴时,还会将鼻子凑上去,一次又一次地闻嗅图片与文字间那淡淡的墨香。我记得,墨香与那个时候小吉普跑过大街时散发出的汽油味,与鞭炮炸响时腾起的火药味一样好闻。
即便晚上睡觉时,也舍不得放手,要么搂在被窝里,要么压于枕下,生怕让母亲故事里的贼偷走。直至看过多遍,对其中的内容熟悉得不能再熟悉时,才会出手,或跟关系要好的小伙伴们交换着看,或将封底的定价用钢笔进行涂改,再以高出定价几分钱的价格卖给低年级的小伙伴们。卖书后,不仅有了买新书的钱,还能赚到一小点利润。这点小利润虽不可观,但却非常令人高兴。我是转卖小人书的高手,像个小商人。当然,那些特别喜爱的小人书是从来都不舍得出手的,而是将其视若珍宝一直保存着。时间久了,就翻出来,重温一下。
小人书伴我成长,从小学一直到了初中。初二的时候,随着各类期刊和出版物的日益增多,小人书突然就不流行了。与我同龄的、比我年纪小的孩子,都一个个不怎么爱看了。逐渐长大的我,也很快对此失去了兴趣,转而开始看、开始买一些全是文字的书报。初三之前,我囫囵吞枣地读完了《西游记》、《水浒传》、《封神演义》、《隋唐演义》《岳飞传》、《杨家将》、《刘胡兰传》等一些大部头书。其它一些报刊,如《故事会》、《河西民间文学》、《今古传奇》,也深受我喜爱,尤其是《故事会》和《河西民间文学》这两本杂志,成为最吸引我、最让我魂牵梦绕的刊物,被我订阅了至少三年。
除此之外,也会响应老师的号召,选订几本与学习有关的书报,如《中国少年报》、《作文》、《作文通讯》、《少年文艺》、《全国中学生优秀作文选》、《中学生》、《中学生数理化》,等等,但这些书的订阅,一般全花“公款”,由父母掏腰包。
对一些在书店可以买到的书籍,我会不厌其烦地跑到县城,亲自买上,而对于那些只能从邮局订阅才可以看到的书报,则只有盼着邮递员登门来送了。每天上午,那个一身制服的绿衣使者,成了我最喜欢、最渴望见到的人。邮递员是一个年轻人,每天上午十点左右、上课间操的时候来学校一次。虽说天天见他,但我天天都像盼星星、盼月亮似的盼望见他。一望见那辆墨绿色的自行车驶进校园,我们几个爱看书的学生就兴奋地跑步迎了上去,并一直追随着他在教师办公室门前停下车子,支好车架。
在他立足未稳的时候,我们就迫不急待,甚至是惴惴不安地向他打问今天可否有我们所订的杂志或报纸送来。一待得到肯定回答,众人立马就手舞足蹈,一阵欢呼;而一旦得到否定回答,则顿时就会哑然失声、再无一言。我们此种小孩心理自然逃不脱这个长我们十来岁的邮递员,所以,有时他难免会调一下我们的胃口,故意说反话,一惊一咋,搞得我们痛苦极了。这个邮递员的名字我至今仍然记着,叫杨成林,一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我上初中的那三年,他一直都给我们学校以及附近十几个村子服务。
为避免他忽悠――那时还不兴忽悠这一说呢――或让他把如期出版的书报及时、及早送来,我们经常会想方设法地讨好他。如夏天的雨后,给他把一路骑得泥泞的自行车擦得干干净净;冬天的雪后,不仅主动给他在校园里扫出一条路,还会把积雪从校门口沿着他每日来时的路,再扫上好几百米。
我们这几个懒虫,连一周一次的教室值日都经常偷懒,却非常心甘情愿地为他服务。杨成林很敬业,驮着十来个村的邮包,早晨从县城出发,一路送来,到中午才能送完回去。但他每天都按时来去,风雨无阻,风雪亦无阻。刮风时,戴一副足可遮住半张脸的风镜;下雨时,穿一件连人带邮包都裹得严严实实的大雨衣;下雪的时候,就完全成了一个圣诞老人。有一年夏天,他曾一连三天都没有来,把我们急得呀,那个心急如焚、望眼欲穿、不知所措的样子,真是无法形容。第四天,他终于来了,送来了我们盼望已久的书报。交谈时得知,那几天没来,是因为生病了。众人一激动,马上就凑钱,到校门口的小买铺,给他买了一根当时最贵、最好吃的香蕉牛奶雪糕。
那时的书报,虽订有几份,但不爱学习的我,除了看其中故事性稍强的文章外,大部分内容根本看都不看。这些故事性较强的书报,继续培养了我的读书兴趣,也使我对语文课越来越情有独钟。这是好的一面,积极的一面,但不好的一面是,我的看书行为不仅发生在课下,更多的却是表现在了课上,经常在课上偷看,甚至把课上看书作为一种消磨时间的手段。这种不良行为始于小学高年级,到初中时表现得尤为严重,最终的结果是,书虽没少看,但学业也没少荒废。
中考落榜后,进入复读班的我,从此就与那些昔日昼思夜想、爱不释手且被称为闲书的读物彻底决裂了,相应地,与学习内容密切相关的教辅书籍则成了购买的主要对象。上高中之后,我来到县一中读书。一中离书店近,这样隔三差五便能前来光顾一次,或看书,或买书。去年秋天,离开家乡之后,就很少再来了,但这个简陋的书店,这个一路伴我从童年成长为青年的书店,却永远地矗立在了我心中最醒目的地方,成为我心目中最神圣、最伟大的文化殿堂。
恋恋不舍地离开书店,顺着脚下的路继续前行,很快就来到了县城这个曾经久负盛名的广场。广场曾是县城的中心,是一个巨型平底天井,中央开阔平整,四周店铺林立,南北两头分别建有全县唯一的室内电影院和全县最大的露天戏院。在电影、戏剧、马戏流行的年代,每逢一年一度的传统庙会,十里八村的乡亲们就会蜂拥而来,把这里挤得人山人海、水泄不通。庙会在每年农历六月下旬举办,从二十一开始,到三十结束,二十四这天算正日子,所以在我们当地,赶庙会最通俗的说法也“过六月二十四”,或“过晒”(之所以叫过晒,是因为这段时间正值一年中天气最热时,在最热天出门,不是去晒,是做什么?)。而农村人一年中最闲暇的日子,也正是此时,这就使得历来的庙会实际上成了一个以农民为主的盛会。农民们不仅来看戏看唱,家里有农副产品的,如西瓜、香瓜、蔬菜,或骡、马、驴、羊等家畜,也不忘弄来进行交易。
儿时的我,冬天盼过年,夏天盼庙会,因为只有在庙会上才可以看到自己最喜欢的马戏。庙会之初,在广场中央,一夜之间就会搭起一座高大宽敞的蒙古包。观众们不论年龄大小,只要花上三角钱,就可以走进这座神秘莫测的大帐篷,怀着一种激动的心情享受一番精彩绝伦的、神奇的视觉圣宴。马戏是一种集武术、魔术、杂技和动物表演于一体的大杂烩,很受人们欢迎。在那个年代,无论大人还是小孩,都以看马戏为乐事、幸事,为人前人后百谈不厌的谈资。近几年,伴随着县城的大规模扩建,以广场为中心的县城中心也日渐转移,使得这里一年比一年冷清,往日车水马龙、人山人海的盛景已再难一见。在空阔寂寞的大广场,我转了一大圈,就渐渐天亮了。
顺着原路往回返的时候,街上的行人已很多了,熟悉的乡音也随之在耳畔此起彼伏。这使得我这个暂时的异乡人,对故乡的亲切感不由得倍增。到达火车站时,天已完全大亮,东方遥远的山廓上,沉睡了一夜的朝阳刚好露出半张金色的脸盘,它的四周是一片云蒸霞蔚的艳红。
对这些来之不易的宝贝书,我总是爱不释手,整天整天地翻着看着,看好几遍都不过瘾。看到高兴时,还会将鼻子凑上去,一次又一次地闻嗅图片与文字间那淡淡的墨香。我记得,墨香与那个时候小吉普跑过大街时散发出的汽油味,与鞭炮炸响时腾起的火药味一样好闻。
即便晚上睡觉时,也舍不得放手,要么搂在被窝里,要么压于枕下,生怕让母亲故事里的贼偷走。直至看过多遍,对其中的内容熟悉得不能再熟悉时,才会出手,或跟关系要好的小伙伴们交换着看,或将封底的定价用钢笔进行涂改,再以高出定价几分钱的价格卖给低年级的小伙伴们。卖书后,不仅有了买新书的钱,还能赚到一小点利润。这点小利润虽不可观,但却非常令人高兴。我是转卖小人书的高手,像个小商人。当然,那些特别喜爱的小人书是从来都不舍得出手的,而是将其视若珍宝一直保存着。时间久了,就翻出来,重温一下。
小人书伴我成长,从小学一直到了初中。初二的时候,随着各类期刊和出版物的日益增多,小人书突然就不流行了。与我同龄的、比我年纪小的孩子,都一个个不怎么爱看了。逐渐长大的我,也很快对此失去了兴趣,转而开始看、开始买一些全是文字的书报。初三之前,我囫囵吞枣地读完了《西游记》、《水浒传》、《封神演义》、《隋唐演义》《岳飞传》、《杨家将》、《刘胡兰传》等一些大部头书。其它一些报刊,如《故事会》、《河西民间文学》、《今古传奇》,也深受我喜爱,尤其是《故事会》和《河西民间文学》这两本杂志,成为最吸引我、最让我魂牵梦绕的刊物,被我订阅了至少三年。
除此之外,也会响应老师的号召,选订几本与学习有关的书报,如《中国少年报》、《作文》、《作文通讯》、《少年文艺》、《全国中学生优秀作文选》、《中学生》、《中学生数理化》,等等,但这些书的订阅,一般全花“公款”,由父母掏腰包。
对一些在书店可以买到的书籍,我会不厌其烦地跑到县城,亲自买上,而对于那些只能从邮局订阅才可以看到的书报,则只有盼着邮递员登门来送了。每天上午,那个一身制服的绿衣使者,成了我最喜欢、最渴望见到的人。邮递员是一个年轻人,每天上午十点左右、上课间操的时候来学校一次。虽说天天见他,但我天天都像盼星星、盼月亮似的盼望见他。一望见那辆墨绿色的自行车驶进校园,我们几个爱看书的学生就兴奋地跑步迎了上去,并一直追随着他在教师办公室门前停下车子,支好车架。
在他立足未稳的时候,我们就迫不急待,甚至是惴惴不安地向他打问今天可否有我们所订的杂志或报纸送来。一待得到肯定回答,众人立马就手舞足蹈,一阵欢呼;而一旦得到否定回答,则顿时就会哑然失声、再无一言。我们此种小孩心理自然逃不脱这个长我们十来岁的邮递员,所以,有时他难免会调一下我们的胃口,故意说反话,一惊一咋,搞得我们痛苦极了。这个邮递员的名字我至今仍然记着,叫杨成林,一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我上初中的那三年,他一直都给我们学校以及附近十几个村子服务。
为避免他忽悠――那时还不兴忽悠这一说呢――或让他把如期出版的书报及时、及早送来,我们经常会想方设法地讨好他。如夏天的雨后,给他把一路骑得泥泞的自行车擦得干干净净;冬天的雪后,不仅主动给他在校园里扫出一条路,还会把积雪从校门口沿着他每日来时的路,再扫上好几百米。
我们这几个懒虫,连一周一次的教室值日都经常偷懒,却非常心甘情愿地为他服务。杨成林很敬业,驮着十来个村的邮包,早晨从县城出发,一路送来,到中午才能送完回去。但他每天都按时来去,风雨无阻,风雪亦无阻。刮风时,戴一副足可遮住半张脸的风镜;下雨时,穿一件连人带邮包都裹得严严实实的大雨衣;下雪的时候,就完全成了一个圣诞老人。有一年夏天,他曾一连三天都没有来,把我们急得呀,那个心急如焚、望眼欲穿、不知所措的样子,真是无法形容。第四天,他终于来了,送来了我们盼望已久的书报。交谈时得知,那几天没来,是因为生病了。众人一激动,马上就凑钱,到校门口的小买铺,给他买了一根当时最贵、最好吃的香蕉牛奶雪糕。
那时的书报,虽订有几份,但不爱学习的我,除了看其中故事性稍强的文章外,大部分内容根本看都不看。这些故事性较强的书报,继续培养了我的读书兴趣,也使我对语文课越来越情有独钟。这是好的一面,积极的一面,但不好的一面是,我的看书行为不仅发生在课下,更多的却是表现在了课上,经常在课上偷看,甚至把课上看书作为一种消磨时间的手段。这种不良行为始于小学高年级,到初中时表现得尤为严重,最终的结果是,书虽没少看,但学业也没少荒废。
中考落榜后,进入复读班的我,从此就与那些昔日昼思夜想、爱不释手且被称为闲书的读物彻底决裂了,相应地,与学习内容密切相关的教辅书籍则成了购买的主要对象。上高中之后,我来到县一中读书。一中离书店近,这样隔三差五便能前来光顾一次,或看书,或买书。去年秋天,离开家乡之后,就很少再来了,但这个简陋的书店,这个一路伴我从童年成长为青年的书店,却永远地矗立在了我心中最醒目的地方,成为我心目中最神圣、最伟大的文化殿堂。
恋恋不舍地离开书店,顺着脚下的路继续前行,很快就来到了县城这个曾经久负盛名的广场。广场曾是县城的中心,是一个巨型平底天井,中央开阔平整,四周店铺林立,南北两头分别建有全县唯一的室内电影院和全县最大的露天戏院。在电影、戏剧、马戏流行的年代,每逢一年一度的传统庙会,十里八村的乡亲们就会蜂拥而来,把这里挤得人山人海、水泄不通。庙会在每年农历六月下旬举办,从二十一开始,到三十结束,二十四这天算正日子,所以在我们当地,赶庙会最通俗的说法也“过六月二十四”,或“过晒”(之所以叫过晒,是因为这段时间正值一年中天气最热时,在最热天出门,不是去晒,是做什么?)。而农村人一年中最闲暇的日子,也正是此时,这就使得历来的庙会实际上成了一个以农民为主的盛会。农民们不仅来看戏看唱,家里有农副产品的,如西瓜、香瓜、蔬菜,或骡、马、驴、羊等家畜,也不忘弄来进行交易。
儿时的我,冬天盼过年,夏天盼庙会,因为只有在庙会上才可以看到自己最喜欢的马戏。庙会之初,在广场中央,一夜之间就会搭起一座高大宽敞的蒙古包。观众们不论年龄大小,只要花上三角钱,就可以走进这座神秘莫测的大帐篷,怀着一种激动的心情享受一番精彩绝伦的、神奇的视觉圣宴。马戏是一种集武术、魔术、杂技和动物表演于一体的大杂烩,很受人们欢迎。在那个年代,无论大人还是小孩,都以看马戏为乐事、幸事,为人前人后百谈不厌的谈资。近几年,伴随着县城的大规模扩建,以广场为中心的县城中心也日渐转移,使得这里一年比一年冷清,往日车水马龙、人山人海的盛景已再难一见。在空阔寂寞的大广场,我转了一大圈,就渐渐天亮了。
顺着原路往回返的时候,街上的行人已很多了,熟悉的乡音也随之在耳畔此起彼伏。这使得我这个暂时的异乡人,对故乡的亲切感不由得倍增。到达火车站时,天已完全大亮,东方遥远的山廓上,沉睡了一夜的朝阳刚好露出半张金色的脸盘,它的四周是一片云蒸霞蔚的艳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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