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里的经济学 第三十一章 西门庆——徽商的缩影

　　西门庆——徽商的缩影——金瓶梅里的经济学

　　文/黄立云

　　《金瓶梅》是我国第一部描写商人活动的长篇小说，之所以在明朝出现一部反映商业活动的小说，绝非偶然，它与明朝发达的商品经济有这直接的关系。明朝是我国历史上继汉、唐之后又一个兴盛时期。无论在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明朝都有辉煌的成就。特别是明朝中期以后，商品经济在全国范围内有了较大的发展，商品经济发达，商人活动频繁，市民力量不断壮大，在一些手工业行业中，稀疏的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

　　正是因为明朝的大量商业活动，各色商人的种种努力，不仅积累了大量的财富，而且形成商人特有的价值观、道德观对当时的社会造成巨大的影响，同时也给文人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因此，出现描写商人活动的小说也就顺理成章了。

　　可以说，《金瓶梅》是明朝社会商品经济的产物，是明朝社会现状的反映，因此，小说主人公的商业行为，是明朝中晚期商业情况的缩影，更确切地说，它是徽商的缩影。

　　之所以说西门庆的商业行为是徽商的缩影，这是因为：

　　一、临清是徽商的大本营

　　中国的商业和商人活动，很早就有。先秦时期，商朝人善于经营，商人社会地位也较高，出现了许多商品市场和拥有资产雄厚的大商人。秦汉时期，朝廷推行重农抑商政策，商人经商受到时间、地点的限制。商业发展总体水平不高，但商业仍有所发展。隋唐时期，长安、洛阳等城市商业繁荣，农村集市贸易发展起来，出现柜坊和飞钱。宋元时期，商品种类繁多，城市商业发达。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商税成为政府的重要财源。明清朝时期，城镇商业呈现繁荣景象，出现专业性工商业城市。大量的农副产品如棉花、茶叶等进入市场成为商品。区域间长途贩运贸业发展较快，货币的作用越来越大。出现了地域性的商人群体——“商帮”。

　　明朝的商品经济发展，造就了很多商业群体，最著名的是晋商和徽商。相对晋商而言，徽商则是后期之秀。徽商是安徽商人徽州籍商人群体的总称。徽商经营范围很广，对食盐的经营尤为重视。徽商是靠食盐起家的，因投资盐业而暴富。徽商从明初至清末兴盛了数百年，积累了惊人的财富，出现了拥有资产百万乃至千万以上的大富商。

　　商帮各有自己的活动区域。

　　徽商活动范围很广，几乎遍及全国各地，有“遍地徽商”之说。江南各地有“无徽不成市”的流行语。金陵、苏州、扬州、两湖、山东、河南、陕西、河北等地都是徽商活动地区。这里特别要说的是，山东临清十九皆徽商占籍。明谢肈淛《五杂俎》里说：“国家取士，从郡县至乡试，俱有冒籍之禁，此甚无谓。……山东临清，十九皆徽商占籍。商亦籍也。往有一学使苦欲追逐之，且有祖父皆领山东乡荐，而子孙不许入籍者，尤可笑也。”可见临清的徽商之多。

　　临清商业发达，有两个原因，一是借大运河运输之便，商品流通快捷方便。二是与北方辽东商品的集散地。在明朝隆庆、万历时，有数据可查的商店统计如下：临清有缎店32家、布店72家、杂货店65家、瓷器店20余家、纸店24家、辽东大店13家、典当百余家、客店大小数百家。（《明神宗实录》卷三七六，根据万历三十年九月记载及其他资料统计。）可见临清商业规模之大。这些商品大多来自南方，自然徽商具有优势。第九十二回，“这临清闸上，是个热闹繁华大码头去处，商贾往来，船只聚会之所，车辆辐辏之地，有三十二条花柳巷，七十二座管弦楼”。书里所描写情景与历史资料基本相符。

　　因为临清是徽商大本营，临清的商人多是徽商，临清的商业行为即是徽商的行为，临清的商人现象既是徽商的形象，因此西门庆便是徽商典型代表，他的所作所为皆是徽商的缩影。

　　二、《金瓶梅》故事背景是临清

　　明永乐时，大运河的开通，成为南北交通的大动脉，更促进了商业和城市经济的发展。临清的地理位置和便利的交通成就了它为运河水道的一颗璀璨的明珠，造就它为商业都市。临清地处会通河（东平至临清山东段运河）与卫河的交会处。初会通河疏浚后，骤使临清成为“居神京之臂，扼九省之喉”的京杭大运河上的第一码头，成为明代贯通南北水陆要冲成为南连江南，中居齐鲁，北通辽东的商品集散中心。丝绸锦缎、南酒茗茶、贡粮银税、珠宝玉石、盐糖油醋、百货器物、糕点名品，药品器材、时令瓜果等，无不在临清集结转运。临清运河是一条名副其实的黄金水道。在临清运河里，北上的漕船，南下的货舟，首尾相连，来往如梭，樯帆为路，碧波为程。这就使得临清在明朝中叶，变成一个新兴的商业都会。至宣德时，河西务、临清、浒墅、九江、杭州、淮安、扬州的税收钞、商税，都大幅度增加。其中以临清增加最多，年征收本色钞1260万余贯，钱2520万余文，折色船料商税余银83800余两。（《明会典》卷三五《钞关》）

　　嘉靖至万历时期，临清作为运河沿岸的码头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其商业最繁华之时，嘉靖时扩大城墙，总计“城固币逾三十里”，方圆20里都成为商业区，“一城之中，无论南北货财，即绅士商民，近百万口”。（《明清史料》中编第10本第923页。人口数字似乎有些夸大。）至万历时，该地钞关所收船钞商钞，岁达83000余两，居全国八大钞关之首。（《明经世文编》卷四一一。赵世卿《关税亏减疏》。八大钞关为崇文关、河西务、临清、浒墅、淮安、扬州、北新、九江。万历二十七年，各关共收税额为34万余两，临清占十分之一。）货物主要有棉布、绸缎、瓷器、纸张、糖、茶、鞋袜、帽子、铁器、锅、药材、生丝、皮货、羊毛、粮食、辽东货（人参、貂皮、青黄鼠皮等），大部分来自南方各地。该地货物有零售和批发，主要运转北方各地。例如棉布，主要转销北边军队之用。绸缎主要是供京师和转运蒙古等地。销售量最大的是粮食，估计粮店约百余家，年销售量在五六百万石至千万石之间。此地人口约6万余人，流动的外地商人为多，估计约有数万人，平常人口大约保持在10万以上。商人以客籍为多，其中以徽州、山西、江浙人为最多。总之，在明朝后期，临清为北方最大的一个商业城市。（田培栋《明代社会经济史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2002年2月）

　　这就使得繁华的临清，出现前所未有的纷扰和错乱。这一切都会为《金》书的作者去描绘一幅封建社会的“末世放浪图”提供了俯拾皆是的色彩与染料。（古耜《悟读金瓶梅》书中李保存《永不凋谢的罂粟花》京华出版社，2008年6月）

　　一般说来，小说故事背景地是一个区域，而不是某一个具体地点，但他有一个主要的地理位置。关于《金瓶梅》故事发生的背景，有“扬州考”“淮安说”“徐州考”“临清考”等等都有其道理，但认为《金瓶梅》是大运河文化的产儿，应该别无他论。说临清是《金瓶梅》主要背景地，是有据可查的。历史是最好的见证，《金瓶梅》所描写的一些民间习俗，至今仍在临清传承。书中所写的主食、菜肴、糕点、干鲜货等达三百余种，有五十余种面食至今在临清有流传。如“炊饼”“黄米面枣儿糕”“烙饼”“玉米面鹅油蒸饼”“葱花羊肉一寸扁食”“冷糕”“花糕”等，都是临清人常吃的面食。“炸酱面”“温面”等，更是临清人至今喜欢的食品之一。《金瓶梅》书中多次描写的临清钞关、临清码头、临清闸、晏公庙、广济桥、土山、流沙河箍桶巷等二十余处遗址故迹，虽经岁月的风剥雨蚀，或犹存于世或留有残迹。今属河北的临清县，距临清五十里，并不频临运河。《金瓶梅》书里常写到的清河守备府、莲花庵、砖厂等地点，也只能在临清找到它们的遗存。《金瓶梅》第五十八回、七十七回、八十一回、九十三回、九十四回、九十八回、九十九回、一百回等多次写到临清。“一部言情巨著《金瓶梅》就是蘸着运河文化的墨汁，描写了临清，反映了临清，见证了临清的繁华”。（黄强《明武宗与《金瓶梅》及临清》。）应该说《金瓶梅》明写清河，实写临清；明写宋朝，实写明朝；明写西门庆，实写徽商。

　　三、经营盐引是徽商暴富的手段

　　盐是历代封建统治者非常重视的百姓生活必需品，它关系到国计民生，关系到财富的分配。自春秋战国以来，盐业成为历朝历代的经济命脉，其专营所得在年度财政收入中占很大比重。最早实现了盐铁专营制度的是管仲。他的专营制度影响了两千余年，迄今尤存。

　　西汉吴王刘濞“即山铸钱，煮海为盐”，开盐河（通扬运河前身）为食盐运输通道。汉武帝时期，煮盐国营化。公元前81年2月，汉帝国的朝堂上举办一次关于盐铁专营政策的公开辩论会。（吴晓波《历代经济变革得失》，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8月）唐开元元年(712年)开设海陵监，管理沿海各盐场。

　　宋朝实行盐业特许经营制度即“钞引”，商人先向官府缴纳钱物换取凭证——时称“交引”“盐钞”，拿凭证到制定机构支取食盐，再到指定地点销售。因为食盐是民生必需品，经营食盐可以获得暴利。因此，“盐钞”成为一种硬通货，在当时就出现以买卖“盐钞”为主的各类交易市场——专业铺、交引铺和买钞场。后世把货币称为“钞票”，始于此。

　　明初，朱元璋重修万里长城，长年驻扎80万雄兵和30万匹战马。为了解决养兵之费，朱元璋想出了“以盐养兵”的政策，将“钞引制”改为“开中制”，就是商人运粮和其他军需物资到北方边疆，以粮换“引”，然后凭盐引到指定盐场支取食盐，再到指定的地区销售。这种盐的*制度开始于洪武三年（1370年），洪武四年，这一制度在全国普遍推行。朱元璋于洪武十一年二月敕中书省曰：“朕初以边戌馈饷劳民，命商人纳粟，以淮浙盐偿至，盖欲足军食而省民力。”（《明太祖实录》卷一一七）从此，开中制正式在全国推行。（田培栋《明代社会经济史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这个政策使得山西商人迅速崛起，成为晋商发家之路。

　　开中初期，缴纳米麦，谓之本色。永乐后期，纳钞、银、马、茶、帛、铁等形式逐渐取代了纳米，谓之折色。仁宗时，初仅偶为之。

　　明中叶，弘治五年（1492年），北患渐除，南方籍官员进行盐政变法，提出了“折色制”。按照新制，商人不用再到北部边疆纳粮以换取盐引，而是可以在内地到盐运司纳银换取盐引，这就是所谓的以“纳银运司”代替“中盐纳粟供边”。至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折色开中遂登峰造极。江苏等地的盐场产量日益增多，扬州盐业非常发达，盐商云集。扬州的商业主要是两淮盐业的*。“折色制”成就了徽商的崛起。

　　经营食盐不仅造就了徽商，也造就了西门庆。《金瓶梅》里讲了这么一个故事，扬州财主苗员外想做官，一天，带上家奴苗青和安童及财物，进京给表兄黄通判送礼。途中，苗青伙同船夫把家主苗员外杀了，安童侥幸逃脱。船夫分得1000两白银，苗青分得1700两银子的财物。苗青为了逃避法律制裁，给西门庆送银子1000两。西门庆和夏提刑私分银子后，将船老大处死刑，对苗青免的起诉。安童不服，找到开封府黄通判，状告苗青杀人和西门庆、夏提刑徇私枉法。黄通判连夜写信让安童到山东察院曾御史处投诉。曾御史见有上司信件，向朝廷举报西门庆和夏提刑。

　　西门庆与夏提刑得知后，非常紧张，两人商量，凑500两银子及财物，安排家奴来保和夏寿进京，向蔡太师送礼求情。蔡京得了银子，将曾御史查办。西门庆和夏提刑幸免于难，安然无恙。

　　来保回来后，为西门庆带来了一条发财的好消息。当年西门庆和乔亲家向边疆高阳关送的3万粮钞，如今可以领到3万盐引。

　　西门庆因祸得福，喜出望外，让来保带上1000两银子，到扬州做盐的生意。后因为来保要到东京为李桂儿说事，改让韩道国带人先去了扬州。

　　这笔生意赚了多少银子，书中没有具体交代。但韩道国做了盐的生意后，到杭州买了1万两银子的缎绢回来，从侧面告诉了读者，这笔盐生意至少有十倍的暴利。西门庆做了盐引生意后开起缎子铺，成为西门庆商业资本的中坚力量。据《历代经济变革得失》一书介绍，春秋战国时期，齐国的盐销售到外国，售价可以高于成本价四十倍，由此可见经营食盐是何等暴利。

　　可见经营食盐，不仅是西门庆暴富的门路，更是徽商暴富的门路，他们经营门路一脉相承。

　　四、西门庆经营的丝绸等与徽商一致

　　西门庆的祖业是做生药材的，父母死后，善于经商的西门庆，开始在经营项目上转型。

　　第三回王婆向潘金莲介绍西门庆道：“这位官人，便是本县里一个财主，知县相公也和他来往，叫做西门大官人。家有万万贯钱财，在县门前开生药铺。家中钱过北斗，米烂成仓，黄的是金，白的是银，圆的是珠，放光的是宝，也有犀牛头上角，大象口中牙。”

　　这是西门庆刚刚起家的状况，只是开了一个生药材铺子。

　　第七回，薛嫂向孟玉楼介绍西门庆时，这样说的：“他老人家的名目，谁不知道！清河县数一数二的财主，有名买生药材放官吏债西门大官人，都是四门亲家，谁人敢惹他！”这年是政和二年（1112年），西门庆不仅有生药材铺子，而且放官吏债。

　　政和五年八月二十五日，西门庆娶了李瓶儿，又得了几场横财，投资2000两银子，打开门面两间，委托傅伙计、贲地传开解当铺。陈经济执掌钥匙，出入拿货；贲地传写账目，称发货；傅伙计督理生药、解当两个铺子，看银色，做买卖。潘金莲楼上堆放生药材，李瓶儿楼上摆放抵押衣服首饰、古董书画等物。

　　政和六年（1116年），湖州客商何官人以450两银子的价格将500两丝线西门庆。西门庆在狮子街开绒线铺，韩道国站柜台，一天能卖数十两银子。

　　政和七年四月二十日，韩道国到扬州做盐引生意，随后到杭州进货。七月二十八日，西门庆生日。韩道国从杭州购10000两银子的缎绢货物到临清，派胡秀向西门庆报告，需要纳税。西门庆托钱大人减免税收。应伯爵恭贺西门庆双喜临门。给他介绍了一位叫甘润的伙计帮助卖缎绢。

　　政和七年十月廿四日，崔本带2000两银子到湖州买丝绸，韩道国带4000两银子到松江买布匹。如果西门庆不死，四千两银子的松江布到家，新的棉布铺将开业。

　　是年十二月，崔本从湖州购2000两湖州绸绢，运到临清码头。崔本来见西门庆，原来崔本和韩道国在扬州分手，韩道国到杭州，崔本到湖州。崔本禀报，苗青为西门爹买了一个小姐。小姐16岁，名叫楚云，花如脸，月如眉，柳如腰……西门庆恨不得腾云展翅，飞上扬州。西门庆陪崔本吃了饭。兑了50两银子交税。

　　十二月下旬，湖州绸绢在狮子街卸下，随后开起了缎子铺。

　　六十九回，政和七年十一月七日，文嫂向林太太介绍西门庆时，这样说的：“县门前，西门大老爹，如今在提刑院做掌刑千户，家中放官吏债，开四五处铺面：缎子铺、生药铺、绒线铺，外边江湖又走标船，扬州兴贩盐引，东平府上纳香蜡，伙计主管要有数十。……家中田连阡陌，米烂成仓……”短短六年，西门庆的经营项目增加了缎子铺、绒线铺、走标船、兴贩盐引、置田产。

　　七十九回，西门庆死前临终交待，主营项目有缎子铺，本钱五万两银子、绒线铺本钱六千五百两、绸绒铺本钱五千两银子、印子铺占有二万两。韩伙计、来保松江船上还有四千两银子的布货。这里可以看到，西门庆经营项目增加了绸绒铺和印子铺。

　　从西门庆的资本结构看，经营资本86500两银子，往来欠账590两银子，在途商品4000两银子，总资产91090两银子。缎子铺最强，占总资产54.89%，这与经营盐引有着直接的关系。

　　从西门庆所经营的项目看，有绸缎、绒线、布匹、交通（江湖走标船）、金融信用（印子铺、官吏债）、田产、盐引等，而这些项目正是徽商的擅长。

　　盐是中国封建经济中一种独占性商品，他们（徽商）得利之后，非仅由于独占引地，且常贩卖私盐，但这非巨商而不能任。扬州则是徽商经营盐业的据点。所以徽商人经盐业者，为数甚多。故淮扬的盐业，几为徽商独霸的天下，这个情形迄于清代尚然，两淮八总商，歙商恒居其四。（《歙县志》）徽商实据盐业的领袖地位。

　　政和六年，三月廿七日，扬州盐商王霁云（号四峰）等12人，被安抚使抓进监狱中。盐商家人送2000两银子给西门庆，请他向蔡太师说情。西门庆叫来旺收拾行李，带1000两银子，明天起身，送蔡太师人情。可见西门庆与盐商的联系比较紧密。

　　典当，也是徽商拿手的经营项目。“谁都晓得高利贷资本和商业资本是两个孪生兄弟，所以徽人就这一方面的活动，最见努力，其具体的表现，则为典当。”（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中华书局2007年）西门庆的典当铺，直到西门庆死后，平安偷了典当铺里物品，案发后才关闭。

　　丝织品、棉织品是徽商主要生业之一。据记载徽商王直以、许本善皆经营蚕丝和丝织品。（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中华书局2007年）嘉靖以后，湖州、杭州、苏州成为丝织业中心，松江成为棉织业中心。

　　再看西门庆经营绸绒、缎子等商品的进货渠道看，皆是在徽商占垄断地位的地区，它们是松江、杭州、湖州等地。

　　西门庆不仅放官吏债，而且放高利贷。他贷给李三、黄四的银子，月息五分，年利息率达60%。

　　五、共同的消费观

　　受时代的局限，西门庆在取得巨大财富的同时，在生活消费上是极其奢侈糜烂的，这和很多徽商如同一辙。

　　谢肈淛曾经说：“新安人惟娶妾宿妓争讼，则挥金如土。余友人汪宗姬家资巨万，与人争数尺地，捐万金，娶一狭邪如之，鲜车怒马，不避监司前驱。监司捕之，立捐数万金，不十年间萧然矣。”（谢肈淛《五杂俎》卷十四）在明代徽挥霍浪费商屡见不鲜，特别是在娶小妾，嫖妓女，打官司上花钱更是令人咋舌。

　　我们看看西门庆，一生娶了陈氏、吴月娘等为正房，娶名妓李娇儿、卓二姐、孟玉楼、孙月娥、潘金莲、李瓶儿等小妾，还玩弄了，王六儿、林太太、贲四嫂、惠元等妇女，嫖了李桂姐、吴银儿，郑爱月等妓女，玩了春梅、宋慧莲、迎春、绣春、兰春、如意儿等丫鬟和女仆。

　　西门庆玩妓女更是一掷千金。为了梳笼妓女李桂姐，刚见面就拿出五两银子，为脂粉之需。然后又拿出五十两银子，外加缎匹和4件衣。之后每月用20两银子包养李桂姐。

　　因为妓女郑爱月儿向西门庆传送一个嫖娼——林太太和王三官儿的老婆，都生得像画儿般。说到了西门庆的心坎上，西门庆越发喜欢，每月给30两银子，包养了郑爱月。

　　明清人余澹心《板桥杂记》里记载：李大娘……得侠妓声于莫愁桃叶间，后归新安吴天行。天行巨富，资产百万。本羸素善病，后房丽姝甚众，疲于奔命。

　　徽商因生活糜烂，致短命者多。

　　明清人赵吉辑《寄园寄所寄》卷十二记载：余邑（休宁）南乡商山，人未三十，辄夭死。

　　可见当时徽商因好色过度，年少死于非命者不少，何止一个西门庆！

　　西门庆在饮食方面的奢侈浪费，也是惊人的。

　　《金瓶梅》中写到菜肴有200余种，其中禽类有41种，兽（畜）类67种，水产类25种，蔬菜24种，蛋品2种；主食种有饼类37种，糕类12种，面食30种，饭粥类12种；另外，还有汤类7种，酒类31种，茶19种瓜果30种。全书共写饮酒389次。（黄霖《金瓶梅讲演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10月）我们看看西门庆的一顿早饭：两个小厮放桌儿，拿粥来吃。就是四个咸食，十样小菜，四碗炖烂下饭：一碗蹄子，一碗鸽子雏儿，一碗春不老蒸乳饼，一碗混沌鸡儿。银镶瓯儿里粳米投着各样秦松栗子果仁。玫瑰白糖粥儿。西门庆陪着应伯爵、陈敬济吃了，就拿小银锺筛金华酒酒，每人吃了三杯。

　　三人吃早餐，竟然上了十八道菜，并且还饮酒，可见奢侈程度。

　　第四十三回，西门庆宴请众堂客，也是排场讲究，花费惊人。先是后厅明间铺下锦毯，卷起帘来，金钩双控，兰麝飘香，接待客人。

　　先喝茶，卷棚内放四张桌席，摆下茶。每桌四十碟各样茶果甜食，美口菜蔬，蒸酥点心，巧细酥饼之类。旁边自有家人媳妇、丫鬟服务。

　　茶后，到后边假山花园游玩一遍。

　　前厅正席，桌席整齐，众奶奶敬酒。席间李桂姐、吴银儿等四个人唱曲助兴。席前锦瑟银筝，玉面琵琶，红牙象板。弹唱起来。下边鼓乐响动，唱了《王月英夜留鞋记》。厨役献割。台下笙箫笛管，吹打了一套灯词《夜眉序》。

　　席后众客观看烟火，至三更方散席。

　　这场酒席仅小费花去了三两多银子（厨师五钱，戏子一两，四个唱的，每人二钱）。

　　第四十九回，西门庆接待宋、蔡两巡按，“说不尽肴列珍馐，汤陈桃浪，酒泛金波”，就连宋、蔡跟从人，“每位五十瓶酒，五百点心，一百斤熟肉，都领下去。家人、书吏、门子人等，另在厢房中管待。”宋御史走时，带走了两张桌席，连金银器也都装在食盒内，共有二十抬。蔡御史留下，还有妓女陪夜过夜。应伯爵称赞，哥这席酒，也费够千两金银。

　　西门庆一次接待六黄太尉，省里有头面的官员到齐，东昌、东平、徐州等八府的官员参拜，县官黑压压跪于道旁迎接。其场面轰动东平府，大闹清河县，让全省官员刮目相看。应伯爵道：“若是第二家摆这酒席，也成不的。也没咱家恁大地方，也没府上这些人手。今日少说也有上千人进来，都要管待出去。哥就是赔了几两银子，咱在山东也响出名去了。”

　　西门庆的消费除了在食色上铺张浪费，还在购买房宅上，不惜耗巨资。西门庆原有住房门面七间，到底五层，价值1200两银。他先后购了隔壁花子虚和对门乔大户的房宅，共耗银千两以上。在送礼方面更是一掷千金。两次豪华大礼，让蔡太师满意，花了银子买到了官，完成了商人与官场的结合。

　　西门庆是一个成功的商人，也是一个失败的商人。西门庆在经营管理上非常精明，他深谙管理的要道和关键，不仅把店铺管理的井井有条，就是家庭事务也管理的井井有序。经营上，不断开辟新的渠道和新品种，短短的六年，商业资本翻了数倍，成为一个典型的暴发户。西门庆又是一个失败的商人，他崇拜金钱，以为金钱万能，可以升官发财，消灾避祸，以为“咱只消尽这家私广为善事，就使强奸了妲娥，和奸了织女，拐了许飞琼，盗了西王母的女儿，也不减我泼天的富贵”。

　　但他用钱买不来生命，买不来做人的道德。结果早早地结束了生命。

　　当我们把西门庆放明朝整个社会去考察，放进商品经济大潮里去审视，就会发现，《金瓶梅》里的商业活动是明朝商业活动的一角，西门庆是徽商的缩影。

　　说西门庆是徽商的缩影，并不是在贬低徽商，也不是否认徽商对中国灿烂的商业文化的贡献。而是要说明西门庆不是孤立存在的，金瓶梅里的商业现象也不是偶然的。西门庆现象反映了那个时代一个群体的状况，反映了那个社会经济活动状况，是那个时代商业文化的体现。同时也说明《金瓶梅》不是一部淫秽的作品，不是一株毒害人们的罂粟花，是一部深刻揭露明朝社会黑暗以及商人性格扭曲的文学作品，而是一株永不凋谢的奇葩。

　　那个时代，商人不仅有自己的活动范围，而且有自己活动群体。西门庆无论从经营方式、经营项目、经营的范围以及商品流通的渠道和消费观念都与徽商一脉相承，他是徽商的一员。因为《金瓶梅》是一部揭露丑，批评黑暗和腐朽的作品，它是从丑的角度去认识人性，认识社会。他告诉人们什么是丑，那也就告诉了人们什么是美了。果戈理说得好：“如果你表现不出一代人的所有卑鄙龌龊的全部深度，那时你就不能把社会以及整个一代人引向美。”《金瓶梅》描写西门庆的丑，正是把人们引向美。因此，并不是对整个徽商的否定。

　　纵观二千多年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走的是一条非常曲折、艰难的道路。在“农工仕商”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里，商人一直处在“重农抑商”政策的打压下，顽强生存，应该说中国的商人俱有很强的生命力，尽管它受尽磨难，历经沧桑，仍坚忍不拔推动着中国的商品经济的发展。从商品经济的历史长河看，徽商是中国商业文化闪光的一页，可圈可点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