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右布衣朱元璋 第96章 胡惟庸案

　　胡惟庸案又称胡党之狱，简称胡狱，为明初四大案之一。

　　胡惟庸是朱元璋起兵时期的帅府幕僚，早在和州时期就跟着朱元璋了。此外，胡惟庸搞关系是一把好手，和同乡李善长结了姻亲，成为了亲密的朋党。

　　洪武六年（公元1373年），淮西朋党集团的领袖李善长（明朝第一任丞相）推荐其同乡兼姻亲胡惟庸担任右丞相。此后，胡惟庸便走上了作死之路。

　　洪武十年（公元1377年）九月，胡惟庸升任左丞相（明朝最后一任丞相）。他做了七年丞相，任期内在朝中遍植朋党，不遗余力地打击异己，使得淮西朋党集团的势力不断膨胀。

　　例如，浙江青田人刘基，也就是后世被传的神乎其神的刘伯温。

　　刘基作为朱元璋的重要谋士，为朱元璋出谋划策，辅佐朱元璋南征北战、完成帝业、开创明朝，被后人比作诸葛武侯。朱元璋也称刘基为“吾之子房也”。

　　但就是这么一个堪比张良、诸葛亮的功臣，就因为他不是出身于淮西，就因为他与胡惟庸政见不同，所以一直没有受到重用。

　　明朝开国后，朱元璋大封功臣，刘基仅封为诚意伯，岁禄只有240石。而李善长则功封韩国公，岁禄4000石。

　　翌年，刘基告老还乡。然而，由于他曾对朱元璋说过胡惟庸不宜入相的话，故而深受后者的嫉恨，被解雇革去岁禄。

　　洪武八年（公元1375年），刘基生病，胡惟庸派医生前去看望，但刘基服药后不久便一命归西。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啊！

　　当然，排斥异己还不是胡惟庸被杀的根本原因，试想当权的总裁哪有不任人唯亲的，哪有不结党营私的。

　　事实上，胡惟庸案的症结在于——他为人过于独断专行，许多生杀黜陟等重大案件，他往往不向朱元璋请示，就擅自加以处理。

　　这自然让权力欲极强的朱元璋，深感宰相专权、皇权旁落的危机。所以，胡惟庸案的本质在于皇权与相权的矛盾。

　　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正月，丞相胡惟庸称其旧宅井里涌出醴泉，此为祥瑞，并借此邀请朱元璋前来观赏。

　　朱元璋也是一个好事的人，听到有祥瑞出现，便欣然前往。待朱元璋走到西华门时，太监云奇紧拉住缰绳，急不能言，拼命指向胡家。

　　朱元璋心头一紧，感觉事态严重，立即返回，登上宫城时，发现胡惟庸家上空尘土飞扬，墙道都藏有手拿弓弩的士兵。

　　朱元璋大怒，以“枉法诬贤”“蠹害政治”等罪名，当天便以“谋不轨”罪诛宰相胡惟庸九族，同时杀御史大夫陈宁、中丞涂节等数人。

　　除掉胡惟庸后，朱元璋罢左右丞相，废中书省，其事由六部分理，后设殿阁大学士供皇帝作为顾问。

　　另设内阁供皇帝做为顾问。内阁大学士的权力不如宰相，只有“票拟”权力，先送宦官，再由宦官上呈与皇帝。

　　洪武二十八年（公元1395年），朱元璋手令说：

　　“自古三公论道，六卿分职。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汉、唐、宋因之，虽有贤相，然其间所用者多有小人专权乱政。

　　我朝罢相，设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分理天下事务，彼此颉颃，不敢相压，事皆朝廷总之，所以稳当。

　　以后嗣君并不许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处以重刑。”

　　自此，朱元璋结束了中国的丞相制度，加强了专制皇权，成为了中国封建君主专制的顶峰时刻。

　　胡惟庸被杀在中国政治制度史上的意义，是国家治权的变质，从官僚与皇帝共治国家，转变为官僚成奴才、皇帝独裁专制的历史新阶段。

　　朱元璋废除宰相制后，仍然能时时刻刻感受到李善长的威胁，心中总是萦绕着“总有刁民想害朕”的奇怪想法。

　　李善长为功臣之首，虽已退休，但其凝聚的朋党势力还是很大，加之与胡惟庸的姻亲故旧关系。所以，如何处理掉李善长成为朱元璋的一块心病。

　　为了巩固帝业，就必须彻底消除这一隐患，因而胡惟庸案不断升级，罪名逐渐向李善长等功臣靠拢。

　　明代的心腹大患是「北虏南倭」，于是又为胡惟庸添上了一个「通倭通虏」的罪名，就是说他勾结蒙古和日本，企图谋反。

　　但是，根据吴晗所著的《胡惟庸党案考》，通倭通虏都是「莫须有」的罪名。胡惟庸事件像一个传说中的故事，时间越长，故事的范围便越扩大。

　　到后来，胡惟庸东通日本高丽，西通卜宠吉儿，南通三佛齐，北通沙漠，东西南北诸夷，无不与胡惟庸叛逆案发生关系。

　　朱元璋在杀胡惟庸若干年后，又给他加上这些谋逆罪名，就是想借胡案兴起大狱来诛杀文武功臣，以防功臣们日后威胁朱姓子孙。

　　平心而论，胡惟庸被杀完全是咎由自取，但是所谓的「胡党」却未免牵强附会，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冤案。

　　胡惟庸案实际上成为朱元璋整肃功臣的借口，凡是他认为心怀怨望、行为跋扈的大臣，都被加上「胡党」的罪名，处死抄家。

　　因此，胡惟庸死后，其营党谋逆之案并没有终结，其后数十年间，朱元璋多次以胡惟庸党案为题大开杀戒。

　　洪武十八年（公元1385），有人告发李存义（李善长弟弟）与其子李佑，曾同胡惟庸谋逆。

　　洪武十九年（公元1386年）明州卫指挥林贤通倭事发，经审讯得知，是受胡惟庸指使。

　　恰逢此时，还不知收敛的李善长向信国公汤和借来三百士兵准备修宅子，汤和碍于情面借给了他。

　　可是，在当时调动三百卫兵可是大事，汤和不敢隐瞒，就把这个事给朱元璋说了，朱元璋大怒。

　　洪武二十三年（公元1390年），朱元璋颁布《昭示奸党录》，以“元勋国戚，知逆谋不举，狐疑观望怀两端，大逆不道”处死韩国公李善长，其妻等70余人被杀。

　　此外，陆仲亨的家奴告发陆仲亨与唐胜宗、费聚、赵雄三名侯爵，曾串通胡惟庸“共谋不轨”。宋濂的孙子宋慎亦受牵连被杀，宋濂本人贬死四川茂州。

　　之后，朱元璋又以胡惟庸通倭、通元（北元），究其党羽，前后共诛杀3万余人，时称“胡狱”。

　　胡惟庸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名至实归的丞相。此后，中国皇朝的“丞相”职位彻底消亡。

　　从这个意义上说，不管他是奸是忠，他是最后一个敢向皇帝权威挑战的丞相，胡惟庸被动地改变了中国历史。

　　而李善长是受祸最惨的，不仅本人被赐死，还被族诛。所以，很多时候政治没有对错之分，只看站队是否正确。

　　李善长死后一年，郎中王国用为其鸣冤，由御史解缙起草《论韩国公冤事状》，疏中论道：

　　“李善长与陛下同心，出万死以取天下，勋臣第一，又何必为胡惟庸谋事，况且他已经年迈，根本没有精力再折腾，何苦如此!”

　　当时正值胡党株连，气氛异常恐怖，很多人担心王国用会招来祸事。但朱元璋看了奏疏之后，并没有做任何批示，可见在朱元璋心中也默认李善长是枉杀的。

　　综上，所谓的胡惟庸案只是一个借口，目的就在于解决君权与相权的矛盾，结果是朱元璋彻底废除了宰相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