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东平定之后,万国开朝,四海臣服,朱元璋基本上算是完成了中国封建时代的大一统事业。
此时的朱元璋,放眼整个东亚,一个能打的也没有,中华文明和华夏民族再次站在了世界的顶峰。
和唐宋一样,大明帝国拥有众多的藩国。这些藩国既畏惧于大明的赫赫武功,又希望得到大明爸爸的庇护。
从东面算起,洪武二十五年(公元1392年),高丽发生政变,大将李成桂自立为王,改国号为朝鲜,成为大明帝国最忠顺的藩国。
其他方向,东南有琉球,西南有安南、真腊、占城、暹罗和南洋诸多岛国。此外,在内地和边疆地区还有许多羁縻的部族和土司。
藩国和大明的关系缔结,按照以往方法,大明派遣使臣宣告新朝建立,藩国必须缴还前朝颁赐的印绶册诰,解除与前朝的臣属关系。
相对地,大明重新颁赐给藩国新朝的印绶册诰,藩王接受新朝的册封,从而成为新朝的藩国。
之后,大明每年给藩国颁赐大统历,藩国尊奉新朝为中华正朔,永做新朝的藩臣。
而且,藩国必须遣使称臣,定期向大明进贡。藩国的新王即位,必须得到大明的承认和册封,否则名不正,国不稳。
藩国臣服大明,可以与大明通商,可以得到大明赏赐,可以请求大明调解和他国的纠纷,可以申请大明援助自己抵抗外敌。
至于藩国的内政,完全由藩王自己做主,大明从来不干涉。大明这样的好爸爸,对于藩国来说,实在是百年难一遇啊!
为了方便大明与藩国的商贸往来,大明特地在沿海开放了三个通商口岸,负责通商和招待藩国商船的衙门是市舶司:
宁波市舶司通日本,泉州市舶司通琉球,广州市舶司通占城、暹罗、南洋岛国。
此外,朱元璋吸取元朝征伐海外失败的教训,决定大明止步大陆,不向海洋发展。而且,朱元璋还要求子孙们必须遵循他所制定的大陆政策。
朱元璋在《皇明祖训》中郑重告诫说:四方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自不揣量,来挠我边,则彼为不祥。彼既不为中国患,而我兴兵轻伐,亦不祥也。
吾恐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致伤人命,切记不可。但胡戎与西北边境,互相密迩,累世战争,必选将练兵,时谨备之。
今将不征诸夷国名列于后:
东北:朝鲜国
正东偏北:日本国
正南偏东:大琉球国,小琉球国
西南:安南国,真腊国,暹罗国,占城国,苏门答剌国西洋国,爪哇国,湓亨国,白花国,三弗齐国,渤泥国
之所以当时的大明没有开拓海洋,不是因为大明的君臣目光短浅,而是因为没有开拓海洋的经济需求。
当时的大明是农业国,工商业不发达,不需要海外市场倾销商品;疆域也很辽阔,而且占据东亚风水宝地,不需要全世界抢占殖民地;人口足够多,不缺劳动力。
所以,当时的大明就是一个富有的地主,拥有着全世界最灿烂的文明和数之不尽的财富,根本用不着,也犯不上去抢劫周边的其他国家。
内地的土司也和藩国一样,需要定期向大明进贡,酋长继承也需要得到大明的册封和认可。同样的,大明也从不干涉这些土司的内政。
但两者也有明显的不同。藩国使臣由礼部主客司接待,藩王的册封承袭由皇帝下诏旨;领兵的部族土司归兵部管辖,土府土县则隶属吏部。
土司平时有向朝廷纳税、开辟并保养驿路的义务,战时则有调兵从征得义务。
如果土司不听朝廷诏令,甚至反抗朝廷,被平定后则取消自治权,原统治区直属朝廷,即所谓的“改土归流”。
土司衙门有宣慰司、宣抚司、招讨司、安抚司、长官司、土府、土县等名称,长官都是世袭罔替,在地方上有一定的辖地和土民,总称土司。
土司与朝廷的关系实质是相互利用。土司借用朝廷的权威震慑治下土民,从而肆意奴役剥削;朝廷则是用空头的官爵笼络有实力的部族酋长,从而维持地方安宁。
整体来看,在明朝的西南、西北存在着大量的少数民族,这些少数民族在生活习惯、宗教文化、礼仪文字等方面与汉民族存在较大的差异。
在湖南、四川、贵州三省交界处是苗族的活动中心,向南发展到了贵州;广西则是瑶族、壮族的根据地;四川、贵州、云南三省交界处是彝族的根据地;四川西部和云南西北部是摩梭人的活动区域;云南南部是傣族的活动区域;四川北部、青海、甘肃、宁夏是羌族的活动区域。
在上述区域中,除纯粹由土官世袭治理的土司外,部分土司还有一种流官制度。流官是由中央政府任命的,具有一定任期而非世袭的地方官。
在这些土司中,大致以土官为主,以流官为辅。与之相反的,在边疆设立流官的州县中,也有不同部族的土司存在。
综上,在同一布政使司治下,既有流官的州县,也有土官的土司,还有土流合治的州县,因地制宜,民族融合,充分彰显了大明帝国的治边智慧。
此时的朱元璋,放眼整个东亚,一个能打的也没有,中华文明和华夏民族再次站在了世界的顶峰。
和唐宋一样,大明帝国拥有众多的藩国。这些藩国既畏惧于大明的赫赫武功,又希望得到大明爸爸的庇护。
从东面算起,洪武二十五年(公元1392年),高丽发生政变,大将李成桂自立为王,改国号为朝鲜,成为大明帝国最忠顺的藩国。
其他方向,东南有琉球,西南有安南、真腊、占城、暹罗和南洋诸多岛国。此外,在内地和边疆地区还有许多羁縻的部族和土司。
藩国和大明的关系缔结,按照以往方法,大明派遣使臣宣告新朝建立,藩国必须缴还前朝颁赐的印绶册诰,解除与前朝的臣属关系。
相对地,大明重新颁赐给藩国新朝的印绶册诰,藩王接受新朝的册封,从而成为新朝的藩国。
之后,大明每年给藩国颁赐大统历,藩国尊奉新朝为中华正朔,永做新朝的藩臣。
而且,藩国必须遣使称臣,定期向大明进贡。藩国的新王即位,必须得到大明的承认和册封,否则名不正,国不稳。
藩国臣服大明,可以与大明通商,可以得到大明赏赐,可以请求大明调解和他国的纠纷,可以申请大明援助自己抵抗外敌。
至于藩国的内政,完全由藩王自己做主,大明从来不干涉。大明这样的好爸爸,对于藩国来说,实在是百年难一遇啊!
为了方便大明与藩国的商贸往来,大明特地在沿海开放了三个通商口岸,负责通商和招待藩国商船的衙门是市舶司:
宁波市舶司通日本,泉州市舶司通琉球,广州市舶司通占城、暹罗、南洋岛国。
此外,朱元璋吸取元朝征伐海外失败的教训,决定大明止步大陆,不向海洋发展。而且,朱元璋还要求子孙们必须遵循他所制定的大陆政策。
朱元璋在《皇明祖训》中郑重告诫说:四方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自不揣量,来挠我边,则彼为不祥。彼既不为中国患,而我兴兵轻伐,亦不祥也。
吾恐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致伤人命,切记不可。但胡戎与西北边境,互相密迩,累世战争,必选将练兵,时谨备之。
今将不征诸夷国名列于后:
东北:朝鲜国
正东偏北:日本国
正南偏东:大琉球国,小琉球国
西南:安南国,真腊国,暹罗国,占城国,苏门答剌国西洋国,爪哇国,湓亨国,白花国,三弗齐国,渤泥国
之所以当时的大明没有开拓海洋,不是因为大明的君臣目光短浅,而是因为没有开拓海洋的经济需求。
当时的大明是农业国,工商业不发达,不需要海外市场倾销商品;疆域也很辽阔,而且占据东亚风水宝地,不需要全世界抢占殖民地;人口足够多,不缺劳动力。
所以,当时的大明就是一个富有的地主,拥有着全世界最灿烂的文明和数之不尽的财富,根本用不着,也犯不上去抢劫周边的其他国家。
内地的土司也和藩国一样,需要定期向大明进贡,酋长继承也需要得到大明的册封和认可。同样的,大明也从不干涉这些土司的内政。
但两者也有明显的不同。藩国使臣由礼部主客司接待,藩王的册封承袭由皇帝下诏旨;领兵的部族土司归兵部管辖,土府土县则隶属吏部。
土司平时有向朝廷纳税、开辟并保养驿路的义务,战时则有调兵从征得义务。
如果土司不听朝廷诏令,甚至反抗朝廷,被平定后则取消自治权,原统治区直属朝廷,即所谓的“改土归流”。
土司衙门有宣慰司、宣抚司、招讨司、安抚司、长官司、土府、土县等名称,长官都是世袭罔替,在地方上有一定的辖地和土民,总称土司。
土司与朝廷的关系实质是相互利用。土司借用朝廷的权威震慑治下土民,从而肆意奴役剥削;朝廷则是用空头的官爵笼络有实力的部族酋长,从而维持地方安宁。
整体来看,在明朝的西南、西北存在着大量的少数民族,这些少数民族在生活习惯、宗教文化、礼仪文字等方面与汉民族存在较大的差异。
在湖南、四川、贵州三省交界处是苗族的活动中心,向南发展到了贵州;广西则是瑶族、壮族的根据地;四川、贵州、云南三省交界处是彝族的根据地;四川西部和云南西北部是摩梭人的活动区域;云南南部是傣族的活动区域;四川北部、青海、甘肃、宁夏是羌族的活动区域。
在上述区域中,除纯粹由土官世袭治理的土司外,部分土司还有一种流官制度。流官是由中央政府任命的,具有一定任期而非世袭的地方官。
在这些土司中,大致以土官为主,以流官为辅。与之相反的,在边疆设立流官的州县中,也有不同部族的土司存在。
综上,在同一布政使司治下,既有流官的州县,也有土官的土司,还有土流合治的州县,因地制宜,民族融合,充分彰显了大明帝国的治边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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