坑口街是一个小山村。

  说它是街,它的确是街。

  一条黄泥路上沿街遍布有几十户人家,它的确是一条街道。

  但它本质上还是一个小山村。

  不仅这地方,整个桃坑乡都是小山村。

  茶陵县是湖南省的山区县,而桃坑乡又是茶陵县的山区乡。

  也就是说,它是山区。

  凡是山区的地方都比较小,稀稀拉拉,山角处遍布几户人家,不是小山村,又是什么?

  当年生活在桃坑、江口两乡客家人最高峰时候,似乎有三万余人。

  他们分居在深山老林之中,坑口街是整个桃坑乡最热闹的地方。

  这里是山民采购生活物资的地方。

  非常不容易呀。

  当年没有公路,走的都是凹凸不平的山路,最远的村,从家里出发,来到坑口街需要走三个小时的山路,来回一趟需六、七个小时。

  绝大部分人都要挑六、七十斤重的东西,出山不容易,回去更不容易,所以很多客家人都非常羡慕居住坑口街上的人。

  但是我却始终感觉不到这种羡慕。

  相反,随着年岁的增长,我却感到了更多异常的目光。

  这种目光成分很复杂,有高傲、轻视,更多的是不友善。

  当然,不能怪他们。

  我们家在客家人群中,是属于异类。

  我的父亲母亲都不是客家人。

  我的母亲是衡南县黄竹乡人。

  我的父亲祖籍是长沙苏家托人,但他的父母却居住在衡阳市,成了衡阳人。

  茶陵也有少量衡阳人,其中茶陵县移民局长胡松田就是其中之一。

  当年,为了父母移民搬迁的事,与他有过几次交道,见面时,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们是老乡。

  我祖父母是衡阳人,我自然是衡阳人,但我心里认为我是客家人。

  后来因为搬迁的事闹得有点不愉快,但他还是记得这份老乡之情。

  我母亲因病在茶陵县人民医院住院,他曾计划来看望一下,后来因为我们去了长沙没有看成,但还是打电话说明了此事,弄得鄙人听了心里格外的温暖,至今回忆起来,还是有点激动!

  胡局长是一个重情重义的人,但这样的人,在客家人群却比较少。

  客家人讲究的姓氏、宗族势力、家庭背景等等,尤其是看你家里有没有人。

  而我父母没有。

  我父母没有兄弟姐妹,也没有亲戚,在桃坑乡,就是他们两个人。

  当然,父亲有一个哥哥在衡阳,但有精神病,没有任何来往,也就等于没有兄弟。

  家里有一个阿家,但从小就与父母失和,等于没了亲人。

  一对身处异乡的夫妻,没有任何亲人帮衬,生活自然十分的艰辛。

  当然,可能还不是物资方面,父亲有正式工作,有稳定收入,在吃的方面不是十分的苦。

  主要是精神方面。

  我记得很清楚,春节时分,家家户户都是走亲访友,不时响起鞭炮声,因为客家人有一个传统,来了客人会放鞭炮欢迎。

  而我家没有。

  我们家始终冷冷静静。

  我们一家都十分无聊地待在家里,看别人的热闹。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一天天长大了。

  最终有一天,我要离开这个小山村。

  去的地方是山民们十分羡慕的地方。

  湖南的省会城市长沙。

  当年,交通不便,山里人去一趟城市非常不容易,有的老人一辈子都没有去过县城。

  所以,当地流传一句话:夜里梦到长沙,醒来跌倒床下。

  可见长沙在山里人心中的地位。

  很多山里人去不了的地方,结果我去了,并且定居在这里,让很多人羡慕,也让许多人不舒服。

  但我还是要走了。

  我虽然走了,但还是有人立下预言:我走了,但终究会回来的。

  他们盼望的结果是,犯事回来,开除回来。

  一句话,非常不光彩地回来。

  其实,有此想法的人也很正常。

  毕竟我家无权无势,无兄弟姐妹,无宗族势力,不是客家主流,这样的人家怎么可能有出息?!

  尽管我证明了我的存在,但有的人还是不服气,在我家人面前,理直气壮地用他的儿子来比:你放心,我的儿子肯定比他强,至少十倍以上。

  在他们的认知里,既然我可以在长沙生存下来,他的儿子百分百可以在长沙叱咤风云。

  他们来没来,我不知,但我可以强烈地感受到他们的不屑。

  尽管如此,我还是踏上了去省城的山路。

  当年,天空中飘着淡淡的雨花,还有凌厉的寒风,地面非常湿滑,一不小心就有可能摔得手脚朝天。

  最关键的是,去县城的公路断了,需要走十五里路才有班车。

  早早的,我就起来,踏着泥泞的山路,跌跌撞撞,朝东江方向奔去。

  这里有班车去县城,然后搭车去省城。

  虽然我走了,但我的亲人依然生活在这里。

  他们心里都燃起了希望,希望我能带着他们走出这个小山村。

  他们给予了我最大的期盼!

  其实,最开始的省城生活是异常艰难的。

  很多人以为在省城工作,至少有固定的住所,而我没有。

  在建筑公司工作的人,百分之九十都没有固定的住所。

  都是接下一个项目,然后就在工地上建简易的工棚,几十号人就住在里面。

  项目结束了,又去下一个项目,又住在油毛毡搭建起来的工棚。

  有的工人工作了一辈子,也没能住上楼房。

  他们退休后,就离开单位,回到当年离开的山村,在这里老死一生。

  我一直在想,如果我老了,我也会像他们一样回到我当初离开的小山村。

  这是每个建筑工人的宿命。

  这样的结局,我非常不甘心。

  因为背后还有我亲人渴望的目光。

  他们处境跟我一样,差不多也是暗淡无光。

  他们多渴望改变自己的命运啊!

  但他们无能为力,只能苦苦地煎熬。

  如果我就这样回来了,我们家的生活将是异常的悲惨!

  我意识到了我身上的担子。

  然而,工地生活是非常艰苦的。

  我虽然生活在小山村,但干的活不多,最多每星期去山上砍一次柴,砍多砍少,没人计较。

  这里却不一样。

  当年机械设备少,大部分建筑材料需要人工搬运。

  一块钢模板有三十斤,二块六十斤,我每天需来回搬运十几趟,并且是上下七层楼。

  累呀,经常累得眼冒金星。

  于是,我想出了一个偷懒的办法,就是上厕所。

  当时,我是学徒,是可以请假上厕所的。

  虽然只有十几分钟,茅坑里又脏又臭,但呆在里面却是快乐无比。

  我终于可以放松了,手脚终于可以自由了。

  但内心上却是冰凉一片。

  这样的日子何是尽头?!

  如果我不改变自己,我就完了,跟着我受累的还有我的亲人。

  这时,我的知识拯救了我自己。

  鄙人从小就喜欢看书,还不识字的时候,我就喜欢,但山里人看不惯。

  他们都不喜欢看书,认为看书无用,特别不喜欢看书的人,称这人是"书呆子"。

  但我不以为然,依然坚持看。

  我从小就看了海量的书。

  我没有意识到的是,命运之神已经悄然开启。

  正当我深感绝望的时候,我忽然看到《体坛周报》一份招聘启事。

  他们需要招聘一名编辑,非常幸运地,我应聘上了,成了该报一名编辑。

  当年,报社总编辑是吴午如。

  他指定带班的编辑是后来体育报坛风云人物瞿优远老师。

  瞿老师是浏阳农村人,大学毕业后分配进入省体委,在《体育周报》任编辑。

  瞿老师是农村来的人,对我这个山村伢子没有任何偏见,而是每天带我往《湖南日报》印刷厂跑,教我如何编报纸。

  当年《体育周报》没有印刷厂,印刷报纸都在《湖南日报》,没想到几年之后,《体育周报》名声大振,也改名为《体坛周报》。

  《体坛周报》的迅速崛起,可以说瞿老师居功至伟。虽然后来他因为经济问题入狱,但历史还是不容否认。

  我记得很清楚,当年有一个女记者在《体坛周报》连载了一个稿子,瞿老师给出了二十万元的稿酬,轰动全国。

  九十年代,长沙的房价才几百块,可以买多少套房子啊!

  这时,我离开了《体坛周报》,因为我办理的是停薪留职,时间到了,我自然需要回原单位上班。

  但这段经历对我的以后发展至关重要。

  一个建筑工人突然成了全国知名体育报刊的编辑,至少证明了我行。

  我自然引起了局高度重视。

  局宣传部部长得知后,要调我去局上班,但公司不同意,而是把我留在了公司机关。

  我的人生从这一刻起,才真正发生了逆转。

  这时,我才明白,人生之成功,是为有准备的人而言的。

  一个人既不学习,又不努力,天上怎么可能掉馅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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