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桓案的发生反映了明朝初期政治腐败的严重程度。之所以在明朝初期贪污横行,其背后也有元朝的原因。
元朝末年的官僚机构极为腐朽,官吏贪腐成性,其贪腐程度令人发指,以至于朱元璋在建国之后十分注意廉政建设,甚至达到了矫枉过正的地步。
朱元璋一方面提倡廉洁,要求各级官吏遵纪守法,廉政爱民,另一方面对于官吏犯法特下重典,以吓阻官吏贪污腐败。
如果有官员触犯贪污罪,则施以剥皮之刑。郭桓案爆发前,空印案、胡惟庸案先后发生,朱元璋为了解决官员贪污,逐渐采取法外施刑的方式,而且也越来越重。
朱元璋对于官吏贪污政策非常严厉,讲究“重典御下,稍有触犯,刀锯随之”,贪污银两超过六十两直接砍头。
并且,为了加强对于官员日常行为的监控,朱元璋特地设立了锦衣卫。他曾经感叹说:“朕才疏德薄,控御之道竭矣!”。
既然刑罚这么严重,为什么在明朝初期还有那么多人贪污腐败,触犯律法呢?究其缘由,有以下几点:
一、功勋权贵居功自傲、仗势欺人,目无王法。
大明建国初期,朱元璋大肆封赏,功勋爵位遍地都是,大小功臣都有自己的封地,部分开国功臣仗着自己用生命换来的权力,在自己的地盘上仗势欺人,鱼肉邻里。
由于国家初建,百废待兴,所以在开国初期,朱元璋并没有过分的纠结这些事情,导致部分权贵更加地嚣张跋扈,更加地有恃无恐。
二、各级官吏相互勾结,互相包庇,欺上瞒下。
大明建国初期,对于全国的土地资源和使用情况的统计并不完善,存在诸多的空子和漏洞。
这就给了贪官污吏可乘之机,各地官员为了中饱私囊,在初次统计过程中,伪造册书,谎报瞒报。
他们通过各种形式贪污国有资源,部分官吏甚至谎报灾情骗取朝廷救灾钱粮等,还有的官吏在自己的地盘上设置各种赋税,增加地方税收贪污公款。
同时,很多地方官吏都是曾经一起扛过枪、打过仗的兄弟,相互之间都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时间一长,就形成了各种利益集团,互相包庇,上下勾结。
实际上,出现贪官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这些贪官抱团,成为利益共同人。一旦放任这些利益集团做大,将会极大威胁中央政府对于全国的统治。
这也是让朱元璋最忌惮的一点,为了惩治贪官,打压各方利益集团,朱元璋要求彻查“郭桓案”。
但是,由于“郭桓案”牵涉甚广,人员众多,导致各地出现了不稳定的局势,朱元璋为了全国稳定和平息民怨,“郭桓案”的审刑司吴庸也成了政治的牺牲品。
此案的告破极大地震慑了贪官污吏,瓦解了权贵集团的风险隐患,还顺便理清了全国的土地资源、人口普查等,为朱元璋的后世子孙管理国家奠定了良好的政治基础。
处理“郭桓案”之后,朱元璋为了防止有人弄虚作假、贪赃枉法,随意篡改财务账目中的数字,就把原来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改为了“壹、贰、叁、肆、伍、陆、柒、捌、玖、拾、佰、仟”。
“壹、贰、叁、肆、伍、陆、柒、捌、玖、拾、佰、仟”这一记账方式从大明洪武时期一直沿用到21世纪的今天,也算是朱元璋对健全中国财务体系所做的贡献。
元朝末年的官僚机构极为腐朽,官吏贪腐成性,其贪腐程度令人发指,以至于朱元璋在建国之后十分注意廉政建设,甚至达到了矫枉过正的地步。
朱元璋一方面提倡廉洁,要求各级官吏遵纪守法,廉政爱民,另一方面对于官吏犯法特下重典,以吓阻官吏贪污腐败。
如果有官员触犯贪污罪,则施以剥皮之刑。郭桓案爆发前,空印案、胡惟庸案先后发生,朱元璋为了解决官员贪污,逐渐采取法外施刑的方式,而且也越来越重。
朱元璋对于官吏贪污政策非常严厉,讲究“重典御下,稍有触犯,刀锯随之”,贪污银两超过六十两直接砍头。
并且,为了加强对于官员日常行为的监控,朱元璋特地设立了锦衣卫。他曾经感叹说:“朕才疏德薄,控御之道竭矣!”。
既然刑罚这么严重,为什么在明朝初期还有那么多人贪污腐败,触犯律法呢?究其缘由,有以下几点:
一、功勋权贵居功自傲、仗势欺人,目无王法。
大明建国初期,朱元璋大肆封赏,功勋爵位遍地都是,大小功臣都有自己的封地,部分开国功臣仗着自己用生命换来的权力,在自己的地盘上仗势欺人,鱼肉邻里。
由于国家初建,百废待兴,所以在开国初期,朱元璋并没有过分的纠结这些事情,导致部分权贵更加地嚣张跋扈,更加地有恃无恐。
二、各级官吏相互勾结,互相包庇,欺上瞒下。
大明建国初期,对于全国的土地资源和使用情况的统计并不完善,存在诸多的空子和漏洞。
这就给了贪官污吏可乘之机,各地官员为了中饱私囊,在初次统计过程中,伪造册书,谎报瞒报。
他们通过各种形式贪污国有资源,部分官吏甚至谎报灾情骗取朝廷救灾钱粮等,还有的官吏在自己的地盘上设置各种赋税,增加地方税收贪污公款。
同时,很多地方官吏都是曾经一起扛过枪、打过仗的兄弟,相互之间都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时间一长,就形成了各种利益集团,互相包庇,上下勾结。
实际上,出现贪官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这些贪官抱团,成为利益共同人。一旦放任这些利益集团做大,将会极大威胁中央政府对于全国的统治。
这也是让朱元璋最忌惮的一点,为了惩治贪官,打压各方利益集团,朱元璋要求彻查“郭桓案”。
但是,由于“郭桓案”牵涉甚广,人员众多,导致各地出现了不稳定的局势,朱元璋为了全国稳定和平息民怨,“郭桓案”的审刑司吴庸也成了政治的牺牲品。
此案的告破极大地震慑了贪官污吏,瓦解了权贵集团的风险隐患,还顺便理清了全国的土地资源、人口普查等,为朱元璋的后世子孙管理国家奠定了良好的政治基础。
处理“郭桓案”之后,朱元璋为了防止有人弄虚作假、贪赃枉法,随意篡改财务账目中的数字,就把原来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改为了“壹、贰、叁、肆、伍、陆、柒、捌、玖、拾、佰、仟”。
“壹、贰、叁、肆、伍、陆、柒、捌、玖、拾、佰、仟”这一记账方式从大明洪武时期一直沿用到21世纪的今天,也算是朱元璋对健全中国财务体系所做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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