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明朝规定,每年各布政司、府、县都要向户部呈送钱粮及财政收支、税款账目。
户部与各布政司、府、县的数字须完全相符,分毫不差,才可以结项。如果有一项不符,整个账册便要被驳回,重新填报,重新盖上地方政府的印章。
明朝的首都在南京,全国各地官员都要到南京来报送账册。当时上缴的是实物税款即粮食,运输过程中难免有损耗,出现账册与实物对不上的现象是大概率事件。
账目稍有错误就要打回重报,江浙地区尚好,而云贵、两广、晋陕、四川等地区路途遥远,多有不便。
如果需要发回重造,势必耽误相当多的时间,所以这些地区前往户部审核的官员都备有事先盖过印信的空白书册,等需要用时再填写上具体内容。
这原本是从元朝既有的习惯性做法,也从未被明令禁止过。
但是,在朱元璋这里不行。朱元璋非常不喜欢蒙古元朝时代已经出现的官僚们的舞弊行为,他认为使用空印会给贪污舞弊大开方便之门。
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朱元璋发觉此事,以为一定有弊病。史载朱元璋的反应是“盛怒”,认为这是欺罔行径,丞相、御史都不敢谏言。
之后,朱元璋下令,主印官员处死,副手以下杖一百充军。本案影响之广,范围之大,实属罕见。
同年有星变,朱元璋下诏求言,有浙江宁海人郑士利上书朱元璋。
郑士利的哥哥是湖广按察使佥事郑士元,受空印案连累坐牢。为避免被认为是“有假公言私者”,等到郑士元出狱后,郑士利这封上书才上交到朱元璋手上。
郑士利上书数千言,言数事,其中空印事尤详。郑士利认为,朱元璋欲治罪这些空印的官员,是唯恐奸吏得到空印纸,弄虚作假危害老百姓,但这是不可能的。
郑士利提出了四个观点:
其一,空印账册盖的是骑缝印,具体到每张纸上印迹并不完整,与一纸一印不同,即使流散出去,也办不成什么事,何况这盖了章的白纸也是轻易拿不到的;
其二,钱粮这些账目数字,府必合省,省必合部,出入对错,最后户部说了算。而部省间距离,远则六七千里,近亦三四千里,一旦有错,一次往返差不多要一年时间。先印而后书,这是权宜之计,且由来已久;
其三,国家立法,必须要有明确的法律,而后根据法律惩处违法者。但是,大明并没有针对空印的法律,大家一直是这么做的,并不知道有罪。如今一旦治罪,不能服人;
其四,国家培养一个合格的官员很难,能位至郡守的官员,都是数十年培养所成,这些官员并非草菅可割而复生。
朱元璋看罢郑士利的上书后,勃然大怒,认为其背后必定有朝中官员参与,于是命令丞相御史追查幕后主使者。
然而,郑士利笑道 :“顾吾书足用否耳。吾业为国家言事,自分必死,谁为我谋?”
最终没查出幕后主使,郑士利被流放。而且,不但空印案中的官员没有因此被赦免,就连已经释放的郑士元也受此连累再次被抓起来流放了。
空印案因为牵连人数众多,诛杀的有品级官员至少有数百名,为明初四大案之一。吴晗《朱元璋传》中描述:“空印案与郭桓案连坐被杀达七、八万人。”
《剑桥中国明代史》中这么评价空印案:“皇帝对任何不忠的表现都是极其敏感的。”
户部与各布政司、府、县的数字须完全相符,分毫不差,才可以结项。如果有一项不符,整个账册便要被驳回,重新填报,重新盖上地方政府的印章。
明朝的首都在南京,全国各地官员都要到南京来报送账册。当时上缴的是实物税款即粮食,运输过程中难免有损耗,出现账册与实物对不上的现象是大概率事件。
账目稍有错误就要打回重报,江浙地区尚好,而云贵、两广、晋陕、四川等地区路途遥远,多有不便。
如果需要发回重造,势必耽误相当多的时间,所以这些地区前往户部审核的官员都备有事先盖过印信的空白书册,等需要用时再填写上具体内容。
这原本是从元朝既有的习惯性做法,也从未被明令禁止过。
但是,在朱元璋这里不行。朱元璋非常不喜欢蒙古元朝时代已经出现的官僚们的舞弊行为,他认为使用空印会给贪污舞弊大开方便之门。
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朱元璋发觉此事,以为一定有弊病。史载朱元璋的反应是“盛怒”,认为这是欺罔行径,丞相、御史都不敢谏言。
之后,朱元璋下令,主印官员处死,副手以下杖一百充军。本案影响之广,范围之大,实属罕见。
同年有星变,朱元璋下诏求言,有浙江宁海人郑士利上书朱元璋。
郑士利的哥哥是湖广按察使佥事郑士元,受空印案连累坐牢。为避免被认为是“有假公言私者”,等到郑士元出狱后,郑士利这封上书才上交到朱元璋手上。
郑士利上书数千言,言数事,其中空印事尤详。郑士利认为,朱元璋欲治罪这些空印的官员,是唯恐奸吏得到空印纸,弄虚作假危害老百姓,但这是不可能的。
郑士利提出了四个观点:
其一,空印账册盖的是骑缝印,具体到每张纸上印迹并不完整,与一纸一印不同,即使流散出去,也办不成什么事,何况这盖了章的白纸也是轻易拿不到的;
其二,钱粮这些账目数字,府必合省,省必合部,出入对错,最后户部说了算。而部省间距离,远则六七千里,近亦三四千里,一旦有错,一次往返差不多要一年时间。先印而后书,这是权宜之计,且由来已久;
其三,国家立法,必须要有明确的法律,而后根据法律惩处违法者。但是,大明并没有针对空印的法律,大家一直是这么做的,并不知道有罪。如今一旦治罪,不能服人;
其四,国家培养一个合格的官员很难,能位至郡守的官员,都是数十年培养所成,这些官员并非草菅可割而复生。
朱元璋看罢郑士利的上书后,勃然大怒,认为其背后必定有朝中官员参与,于是命令丞相御史追查幕后主使者。
然而,郑士利笑道 :“顾吾书足用否耳。吾业为国家言事,自分必死,谁为我谋?”
最终没查出幕后主使,郑士利被流放。而且,不但空印案中的官员没有因此被赦免,就连已经释放的郑士元也受此连累再次被抓起来流放了。
空印案因为牵连人数众多,诛杀的有品级官员至少有数百名,为明初四大案之一。吴晗《朱元璋传》中描述:“空印案与郭桓案连坐被杀达七、八万人。”
《剑桥中国明代史》中这么评价空印案:“皇帝对任何不忠的表现都是极其敏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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