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古代社会的政治组织
魏晋南北朝隋唐的官制，和秦汉的官制大不相同，第二篇第十五章第一节，已经说过了。却是宋朝的官制，又和唐朝大不相同。这个变迁，都起于唐中叶以后。都是因事实变迁，而制度随着改变的。
其最显而易见的，便是中央政府。在唐朝时候，是合三省为相职；中书取旨，门下封驳，尚书承而行之（虽然后来实际上三省并不截然离立）。这时候，重要的政务，便都在六部手里。却是到后来，税法大坏。而又藩镇擅土，“王赋所入无几”。于是乎不得不舍“田税”、“丁赋”，而注重于他种税目，而“盐铁使”就做了财政上的重要机关（参看第六节）。又当经费竭蹶之秋，财政上的规划，关系甚大。而这时候的财政，又本是紊乱的，于是不得不别置一职，以从事于清厘，就又新添出一个“度支使”来（在唐朝大抵以宰相兼之）。到宋朝，便合“户部”、“盐铁”、“度支”为“三司”，专设一使，做了中央的财政机关了。又如“兵事”，本来是兵部专管的。“兵谋”则自然是天子和宰相，筹议于庙堂之上。却到后来，事实上又发生出一个“枢密使”来，一切政务，都要参与。这种官，最初是用宦官做的。这时候，兵权又都在宦官手里。于是枢密使和兵事，就关系独深。到后来，便渐次侵占了兵部的职权。于是“中书治民，三司理财，密院主兵”，就成了中央政府三个对立的机关了。
相职如此，其余一切官职，也都是如此。所以从秦汉的官制，变成隋唐的官制，是六部专权，九卿失职。从唐朝的官制，变迁成宋朝的官制，则是发生了许多临时特设的机关，而六部亦失其职（譬如户兵二部的职权，都在三司和密院。礼部的职权，则在太常礼仪院。工部的职权，则分属军器监、文思院等）。
所以宋朝的官制，有一特点，便是所谓“官”者，不过用之以“定禄秩”。至于实际任事，则全看“差遣”而定——做这个官，便治这件事，也要另外“用敕差遣”的（用差遣治事，起于唐武后时候。其初先有“试官”，后来又有“员外”，这是因武后要以禄位收拾人心，所取的人太多，没有这许多官缺可给他做的缘故。但是到后来，此风便相沿下去，于是有所谓检校〈近乎加衔〉、摄〈代理〉、判〈以大官兼小官〉、知〈兼任〉等，到宋朝，便专用差遣治事）。这种官制，看似错杂不整齐，却也有切于事实的好处。到神宗，才参照唐六典，改正官制。命“省、台、寺、监，各还所职”，是为元丰的新官制。元丰新官制，大抵以唐为法。然而唐朝的官制，本有两件不可行之处：其一相职分属三省，各不相涉，是事实上办不到的（所以唐朝从设政事堂以后，也不啻合三省为一）。其二则六部九卿等官，本来互相重复，其中就总有闲曹。所以元丰改正官制之后，仍不能不随事变迁。宰相不但不能三省分立，南渡以后，反多兼了一个枢密院（宋初宰相，本称同平章事，另有参知政事，做他的副官。元丰新官制，仍以中书令、侍中、尚书令为相职。但因官高，实际不除人。以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之职〈这时候，三司的事情，都已归户部〉。枢密所管杂事，亦都还给兵部，专以本兵为务。枢密和兵部的关系，倒像现在参谋部和海陆军部的关系。南渡以后，以左右仆射为丞相，改两省侍郎为参知政事。旋又径改左右仆射之名为丞相，而删去三省长官虚称。则仍回复到宋初的样子，和唐朝的制度绝不相同了。而南渡以后，又时时发生所谓御营使、国用使等名目，往往以宰相兼之。则又和唐中叶以后发生什么三司枢密等机关的情形相像。枢密院，南渡以后，每逢用兵，就用宰相兼。从开禧以后，遂为永制。总而言之，唐朝的官制，沿袭于隋。隋朝的官制，只是把南北朝的官制来整齐一整齐。从唐中叶以后，久已不切于事实了。所以虽有人要墨守他，而在事实上，到底不能成功）。六部属官，除户工二部外，南渡以后，尚有并省；九卿就更不必说了。
外官则取中央集权主义。宋初，召诸藩镇入京师，各赐以第；分命朝臣出守列郡，号为权知军州事（“军”字指兵，“州”字指民言。其本官高的，则谓之“判”），以后遂为定制。诸府州军监，都不设正官，只派文官朝臣出去治理，谓之知某某府事，知某某州军监事。就各县也不设县令，只用中朝官外补，谓之知某某县事，像是出一趟差似的。诸州又有通判，以为佐贰。长吏和通判，都得直接奏事。县令也由吏部殿最。这种制度，似乎比轻视外官，中央对于地方，有些漠不相关的样子要好一点。监司之官，国初本来没有。后来才于各路设转运使，名为总一路财赋，实则于各事无所不总。又怕他的权柄太大了，于是把提点刑狱一官，从转运使属下析出，以分其权。此外专管漕运籴买的，则有发运使。常平、盐茶、茶马、坑冶、市舶等，也各设提举（但只是随事而设；有时这件事不办了，或者并归他机关管理，便可以省掉。总之，唐宋时候的使臣，是随事而设的，并没有一定的制度〈譬如宋朝，到神宗时候，才认真办起事来，这时候所设的使臣就独多〉。所以唐朝的道，宋朝的路，还不能认真算一个地方区划）。
其为用兵而设的，则有安抚、宣抚、招讨、招抚、经略、制置等使，也是随兵事而设。南渡以后，岳飞、韩世忠、张浚，号称三宣抚使，其权力甚大。到秦桧同金人议和，才把三宣抚使废掉，以后唯四川地方，仍设一制置使（宋朝南渡以后的中央集权，四川是除外的，参看第六节）。又有总领财赋一官，起于张浚守四川时，命赵开经理财政。其后三宣抚司的兵，收为御前军，也各派总领财赋一员，又兼“专一报发御前军马文字”的职衔，则其权限，又涉及于军政上了（这也是为集权起见）。总而言之，宋朝这等官，都是随事而设的，并没有一定的制度。宋朝的外官，分为“亲民”、“厘务”两种：“亲民官”是用差遣的形式，派他出去代向来的地方官的。“厘务官”则专治一事，而直属于中央；好比现在的路、航、邮、电，不属于地方官，而属于交通部一样。这种办法，都是把向来地方官所兼管的事情，析出一部分来，归之于中央，所以宋朝能够中央集权。
辽之为国，是合耕稼游牧两种民族而成。所以他的设官，也分为南北。“北面治宫帐、部族、属国之政，南面治汉人州县租赋，军马之事。”所谓“宫帐”者，“帐”则辽主所居，谓之御帐；此外又有皇族四帐、遥辇氏九帐、国舅二帐，和渤海帐、奚王帐，都各设专官（御帐官，好比中国侍御禁近之官。诸帐官则好比中国的王府官属。皇族是宗室；国舅是外戚；遥辇氏是前代君主之后；渤海、奚王，都是大国，而奚王又是同种，这都是契丹的贵族）。“宫”则“辽国国法，天子践位，即置宫卫。分州县，析部族，设宫府，籍户口，备兵马。崩则扈从后妃宫帐，以奉陵寝。有调发，则丁壮从戎，老弱居守”，这是天子的禁卫军。诸宫官，好比隋唐时候的卫官，宋朝的殿前和马步两指挥使。“部族”则“部落曰部，氏族曰族”，就是“分地而居”谓之部，“合族而处”谓之族（其中有“族而部者”，就是因其同族，所以合居一处的。有“部而族者”，就是同居在一处，向来又算做一族的。有“部而不族者”，就是虽同居一地而非同族。有“族而不部者”，就是虽同族而不合居一处）。这是契丹国里的游牧之民。“属国”则北方游牧之族，不直接归辽国治理的。但就其酋长，授以官名，按时或者不按时来通朝贡。有兵事时，也得向其征兵；诸国但随意出兵或助粮饷，并无一定的义务。有些像中国的土司。
北面的政府，是北枢密院，视兵部；南枢密院，视吏部；北南二大王院，视户部；夷离毕，视刑部；宣徽南北院，视工部；敌烈麻都，视礼部，而北南二宰相府总之（这都是北面官中，又分南北，和“汉人州县租赋军马之政”无涉，不可误会）。南面的官，亦有三公、三师、枢密院、省、台、寺、监、卫。外官则有节度、观察、防御、团练诸使和刺史、县令。大概模仿中国的制度，无甚足述。又有一种头下州军，是宗室外戚大臣之家，自行筑城，而朝廷赐以州军之名的。这个好像古时候大夫的私邑，和普通的州军不同。
金朝的情形，又和契丹不同。契丹本来是个大部族，服属他的部族也多。金朝则自己是个小部族，用不着设官。别的部族，也没有归他统辖的。所以《金史本纪》说：“生女真之俗，无书契，无约束，不可检制。”昭祖欲“稍立条教”，几乎给部众杀掉。景祖做了生女真部族节度使，才“建官属以统诸部”，然而他的官制也极为简单。《金史》说：“其官长皆称曰勃极烈。”今据《金史》所载，不过都勃极烈（“总治官，犹汉家宰”）、谙版勃极烈（“官之尊且贵者”）、国论勃极烈（“尊礼优崇，得自由者”）、期鲁勃极烈（“统领官之称”）、移赉勃极烈（“位第三曰移赉”）、阿买勃极烈（“治城邑者”）、乙室勃极烈（“迎迓之官”）、札失哈勃极烈（“守官署之官”）、昃勃极烈（“阴阳之官”）、迭勃极烈（“停贰之职”）等，寥寥数官而已（《桓赧·散达传》：“国相雅达之子也。雅达之称国相，不知其所从来。景祖尝以币与马求国相于雅达，雅达许之。景祖得之，以命肃宗。其徒撒改亦居是官焉。”《百官志》：“太祖以都勃极烈嗣位，太宗以谙版勃极烈居守……其次曰国论、忽鲁勃极烈。国论言贵，忽鲁，犹总帅也。又有国论勃极烈，或左右置，所谓国相也。”按：“忽鲁”，就是“期鲁”的异译。“国论忽鲁勃极烈”，并不是一个官名。所以移赉勃极烈，位居第三。盖言其居国论勃极烈和忽鲁勃极烈之次。至于都勃极烈、谙版勃极烈，则系临时设置之官，并非常制。阿买勃极烈，要拓土渐广，然后有之。乙室勃极烈，亦要有了归顺的部族，然后用得着。移赉勃极烈，也总是事务繁了，然后添设的。然则金初之官，只有国论勃极烈和期鲁勃极烈而已。而这两者，又或许以一个人为之。所以《金史·百官志序》，误为一官。据此看来，金初设官的简单可想）。“其部长曰孛堇，统数部者曰忽鲁”，则不过是个称号（就固有的酋长，而加之以称号），算不得特设的官。只有都元帅府里的都元帅和左右副元帅，却是金朝行军时候的制度（后来改为枢密院。这枢密院，不是仿汉制设的，是把旧有的都元帅府改的）。其余的官，便都是模仿汉制设的（大率循辽宋之旧。金朝的模仿汉制设官，起于平州叛后，其颁定官制，则在熙宗时）。
元朝初起时候，官制也极为简单。《元史》说他只有万户以统军旅，断事官以治政刑（就是达鲁花赤），到太宗才立十路宣课司（这是因为蒙古人最讲究理财，所以特立此一官，其余则毫无措置）。凡金人之来归者，都就以原官授之（如行省元帅等），以致错杂得不堪。到世祖才厘定官制，以中书省总政务，枢密院秉兵柄，御史台司黜陟（江南、陕西，都有行台），其余也都模仿汉制。所特别的，便是：（一）诸官或汉蒙并置，譬如翰林兼国史院之外，又别有蒙古翰林院等。（二）则关于宗教上的官，比别一朝注重。当时设立了一个宣政院，虽说为治理吐蕃起见，其实一大半，由于自己的迷信喇嘛（宣政院，掌释教僧徒，兼治吐蕃之境。遇吐蕃有事，则设分院往镇。其用人，“别自为选”。其为选，则“军民通摄。僧俗并用”）。（三）则关于工艺，设官甚多。大都和各路，都有诸色人匠总管府，此外又随处设局，如织造、绣、染、毡、皮货、窑、梵像、玛瑙、玉石、油、漆等，均各设专官（有人说：元朝这种设官，很有提倡工艺的意思，是历代所无。其实不然，元朝这种举动，不过是供给王室，于民间并没有什么影响）。（四）则关于理财的官，也较别一朝为详密（但看户部属官可知）。这是由于元朝始终没有脱离部落思想，总想损下以益上之故。而其影响最大的，就是于路、府、州、县之上，别设行省。明朝虽然把行省废掉，而各布政司的区划，都仍元行省之旧，遂致成了现在的一种庞大的行政区域（参看第四篇第十四章第一节。元朝的行政区划，是以省统路、府，以路、府统州、县。但府亦有隶属于路之下的；州有在路府之下，而又统县的；又有与路、府并列的。诸路、府州县，都各置达鲁花赤，算做正官）。
第二节学校选举
学校选举制度，当宋朝时候，也起了一次大变迁。
中国的科举制度，有摧破贵族阶级之功，第二篇第十五章第二节已经说过了。但是这种制度也有个显而易见的毛病，便是“学非所用，用非所学”。简而言之，便是所治的，都是“无用之学”。唐朝的科举，得人最多的，是明经、进士两科。所以所谓无用之学，就是“诗赋”和“帖经墨义”。“经”是从前的人，不承认他是无用的。以为治经而无用，只是治经的法子不好罢了。至于诗赋的无用，却是无人能替他辩护。所以当时改革的法子，便是废掉诗赋，对于经，则改变其治法。这种主义，实行的便是王荆公。
王荆公是不赞成用“科举取士”，而赞成用“学校养士”的（他的理论，可看他仁宗时《上皇帝书》）。所以当他执政的时候，便从事于整顿学校，增广太学校舍，设立三舍之法。初入学的为外舍生，渐次升入内舍上舍。上舍生得免礼部试，特授以官。这便是渐次以学校代科举的办法（徽宗崇宁时，曾办到罢科举而令天下的州县都立学。县学生升入州学，州学生升入太学。但是徽宗的推行新法，都是有名无实的；此法又行之未久，无甚影响）。但是学问和功名，本是两事，既然以利禄诱人，来的人当然都是志在利禄的，哪里有真希望“学以致用”的人，所以这种法子，行之到底没甚效果。对于科举制度的改革，其要点是：一、罢诸科而独存进士；二、对于进士科，则废掉诗赋而改帖经墨义为大义。这便是明清时代科举制度的先河（参看第四篇第十四章第二节）。当时的进士科，共试四场：第一、二场，试本经（各人所专治的经）和兼经大义，共十通。第三场试论一首，第四场试策三道。另立新科明法，试律令、刑统大义、断案，以待本应“诸科”试，不能改应新进士科的人（宋初的科举制度和唐朝大略相同，除进士之外，其余总称为“诸科”）。
大义是自己可以发抒心得的，就有明白道理的人才能做，自然比专责记忆的帖经墨义好些。策论虽则旧时的进士科亦有，然而并不注重。学习诗赋，是最费工夫的，穷老尽气于此，自然没有工夫再研究别的学问。现在把诗赋废掉，注重策论，自然也比旧时好些。这都是理论上当然的结论。然而理论总不能与事实相符。因为还有别种原因掺杂在里头，科举的特色，便是一以利禄诱人，二以言取人。为利禄所诱的人，当然只志在利禄；你又以“言”取他，他当然只要会“言”就够了。有学问才能的人，固然未必不会“言”；无学问才能的人，也未必就不会“言”。总而言之，要靠了“言”以判定人的有才能学问没有，本是极难的事。况且利禄之途所在，自然有人专力去研究，到后来，这“应考试的言”，就离开才能学问，而独立成为另一件事了。研究这种“言”的人，当然不必再发达才能，研究学问。到这时候，而要靠着“言”以判定人的才能学问，就简直是不可能的事。
当王荆公时候，科举制度已经行了好几百年，这种趋势早就成功了。荆公虽能改变所试的东西，却不能禁止人家，不把这一种“言”，离开才能学问而独立研究。所以到后来，来应科举的人，仍旧都只会发“应科举的言”（王荆公是注重经义的，又颁了一部自己所著的《三经新义》，应科举的，就都只会说《三经新义》的话），荆公也叹息道：“本欲变学究为秀才，不料变秀才为学究。”（秀才是隋唐时最高的科目。应这一科的人，非极有学问不可。因为实际上无人能应，其科目遂成虚设。学究就是只会做帖经墨义的）——这是科举制度根本上的毛病。历代要想“改革科举制度，以求真人才”的人很多，所以终于失败，其原因都在于此。
既然以言取人，而这种“言”又是个人都会发的，于是看卷子的人，颇觉为难，就要找个易于去取的法子。于是有“诗赋声病易考，策论汗漫难知”的议论。而且科举里头，要试诗赋，而大家又独看重试诗赋这一科，原是社会上崇尚文学的风气使然。这种风气未变，始终还是要影响到制度上。所以法行未几，就仍有改试诗赋之论。然而押牢了天下的人，都做诗赋，也是难的（大概南人长于诗赋，北人则否）；而诸科又猝不易复，于是公元1089年（元祐四年），把进士分为“诗赋”和“经义”两科，南渡后也沿其制（公元3年，即绍兴十三年，曾并做一科。但到公元1161年，仍分为两科）。两科既分之后，做诗赋的人多，专经的人少，这是“看重应诗赋科的进士”的风气还没有变的社会里，当然的结果。
还有一件事，在科举制度的变迁上，也颇有关系的便是“殿试”。原来唐时的考试进士，本以考功员外郎主其事，后来因其望轻，被黜落的人，有哗闹的事，乃移于礼部。宋初还是如此。公元973年（开宝六年），知贡举李防，被人攻击，宋太祖遂御殿重试。从此以后，礼部试之后，又有殿试，就成了常制。原来唐朝时候的科举，规则并不如后世之严。考官和士子，并不绝对禁止交通。固然有得以采取誉望的好处，然而私通关节，也是不免的。用科举摧破贵族阶级的功用，还不能十分完成。到有了殿试，情形就又迥然不同。所以宋太祖对近臣说：“昔者科名多为势家所取，朕今临试，尽革其弊矣。”可见“科举制度的进化”，始终是往一条路上走的。
契丹的开科举，始于圣宗统和六年。其制度《辽史》不载，据《契丹国志》：则三年一开，有乡府省三试。圣宗时，分诗赋、法律两科。诗赋为正科，法律为杂科。后来改法律科为经义科。《辽史·耶律蒲鲁传》：“重熙中，举进士第。主试者以国制无契丹试进士之条，闻于上。上以其父庶箴，擅令子就科目，鞭之二百。”则契丹之设科举，是专以待汉人的（《天祚纪》说耶律大石登天庆五年进士第，或者后来此制在实际上又成具文）。
女真却又不然。金世宗是很希望女真人保守质朴尚武的旧俗，而又很希望他的文化渐次进步的。太宗天会元年，就设词赋和经义两科，又有策试一科。海陵时，罢策试及经义，增设律科。世宗时，又恢复经义科，这都是所以待汉人的（又有经童科，年在十三以下，能背诵二大经三小经，又诵《论语》诸子及五千字以上者，为中选。凡应词赋经义两科中式的，都谓之进士。应经童律科中式的，则谓之举人。制举当章宗时也曾开过。所以合女真进士科算起来，金朝取士之科，共有七种）。大定十一年，添设女真进上科。初但试策。二十八年，于经内增试论一道。世宗又特设女真国子学，这都是所以保存他本族的文化的（金朝的科举，也是三年一开。由乡至府，由府至省，由省至殿廷，凡四试。皆中选，则授以官。其廷试被黜的，亦赐之以第，谓之“恩例”。特命及第的，则谓之“特恩”）。
元朝对于学校，颇为注重。当世祖时，即于京师立国子学。蒙古人、色目人和汉人，各有定额。又特立蒙古国子学，以教随朝蒙汉百官和怯薛子弟。又立回回国子学。这是因为元起漠北，最初的文化，即系受之于回族，后来征服西域，和回族关系更深之故。——这种“回回学”里头，一定包含着许多西洋文化。可惜当时养成的人才，除供朝廷之用外，在社会上，也不曾发生什么影响（在国子学中，蒙古色目人和汉人，所享的权利，是不平等的。蒙古人试法最宽，及格的授六品官。色目人试法稍密，及格的授七品官。汉人则考试全用科场之法，而不过授从七品官）。诸路各设教授一人，学正一人，学录一人。府及上中州，都设教授一人，下州设学正一人，县设教谕一人。从南宋以后，私人所设的书院，颇为发达。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除诏诸路州县都立学外，又命儒先过化之地，名贤经行之所，与好事之家，出钱粟赡学者，并许立为书院（书院中掌教的，谓之山长）。诸路亦有蒙古字学，以教民间子弟。回回学之外，又有阴阳学和医学，各行省所在地，都设一儒学提举司，以统诸路府州县的学校。江浙、湖广、江西三省，有蒙古提举学校官。河南、江浙、江西、湖广、陕西五省，又有官医提举司。总之，元朝对于学校，是颇为注重的。其制度，也颇为完备。这种制度，在元朝固然未必有多大的效果，然而实在开明清两代学校制度的先声（参看第四篇第十四章第二节）。
其科举之制，则始于仁宗延祐年。分进士为左右榜：蒙古色目人为右，汉人南人为左。蒙古人由科目出身的，授从六品官。色目人和汉人，递降一级（至元元年罢科举。六年复之）。每试三场：第一场，蒙古色目人，试经问五条；汉人南人，试明经经疑二问，经义一道。第二场，蒙古色目人试策一道，汉人南人，古赋、诏、诰、章、表内科一道。第三场，蒙古色目人无。汉人南人，试策一道。蒙古色目人，应汉人南人科目中选的，注授各加一等（这是仁宗时的制度，顺帝废而再复，小有改变）。也有乡会试及御试。
元朝的用人，是极为驳杂的。他不问哪一种人，只要有才具的就用。所以蒙古人和汉人、南人之外，色目人也蔚然成一阶级（当时回回人被用得最多。欧洲人被用的，当亦不少。马可·波罗等，不过是其中最著的），颇有立贤无方之风。这是由于蒙古人所征服的地方大，所接触的异族多，所以能够如此，但是入仕之途太广了，于铨政上，却也颇有妨碍。所以《元史·选举志》，说他“仕进有多歧，铨衡无定制”，“吏道杂而多端”，“纵情破律，以公济私”，“文繁吏敝”。大概当时最坏的，是所谓宿卫勋臣之家，和任职于宣徽中政各院的人，出身太优。至于工匠和书吏，原未尝不可任用，然当时所以任用之者，恐也未必十分得当。又诸王公主的“投下”，只要得了主人的保任，也都可以入官，这就真是弊制了。总而言之，“仕进有多歧，铨衡无定法”十个字，是他根本上的毛病。有了这十个字，就无论怎样，选政也弄不好了。
第三节兵制
宋朝的兵制，已略见第四章第二节。宋朝的兵，共分四种：便是一、禁兵，二、厢兵，三、乡兵，四、蕃兵。
乡兵、蕃兵，不是到处都有的。厢兵亦“罕教阅，给役而已”。所以可称为兵的，只有禁兵。但是禁兵到后来，“数日增而其不可一战也亦愈甚”，其弊已如前述。王安石起，欲以民兵代募兵。其初既厉行裁兵，后来募兵阙额，就收其费，以供民军教阅之用，所以民兵盛而募兵衰（保甲法行于熙宁三年，其后命诸保丁习武，而上番于巡检兵。六年，行之于永兴、秦凤、河北、陕西、河东五路。元丰二年，立府界集教法，先教保长以武艺，再教他去转教保丁，谓之团教法。行之于河北、河东、陕西三路。以民兵代募兵，是件极重大的事情。熙宁元丰所行，原不敢说他用多大的效果。但是据章惇说：当时赏赐，都取封桩或禁军阙额的钱，不曾费部一文。阅艺分为八等，劝奖极优。所以仕宦有力之家，子弟欣然趋赴。引对的时候，所骑的都是良马，而且鞍鞯华楚。马上的事艺，往往胜于诸军。章惇的话，容或有偏袒于一方面之处。然而当时的教阅民兵，不曾多费掉钱，而且不是毫无效果，却是可以断言的）。元祐复古，又把民兵教阅和保甲废掉，于是民兵亦衰。当熙宁置将的时候，禁军之数，共有五十九万（《文献通考》卷一百五十四引《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元丰以后，固然递有减省。蔡京秉政，又利用诸军阙额，封桩其饷，以充上供。童贯带兵，打了败仗，都讳不肯言，只说是军士逃窜。于是并仅存的将兵而亦寥寥无几了。所以金兵一入，简直丝毫不能抵御。
宋朝的兵制，也是取中央集权制度的。当时可称为兵的，既然只有禁军；而全国的禁军，又都隶属于殿前都指挥司，和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司，谓之三衙，所以事权能够统一。南渡以后，立御前五军的名目：以杨沂中所带的为中军，张浚所带为前军，韩世忠所带为后军，岳飞所带为左军，刘光世所带为右军。刘光世的兵叛降齐后，以四川吴玠的兵升补。当时除杨沂中的兵，常居中宿卫。四川因路途太远，本不想中央集权外，韩、岳、张的兵，号为三宣抚司者，最为统一之梗。三人兵柄既解，才改其名为某州驻扎御前诸军。凡御前军，都是直隶朝廷的，不归三司节制。于是在事实上，御前军又变成前此的禁军，禁军又变成前此的厢军了。韩、岳、张、吴四人的兵，也谓之四大屯兵，其数共三十万。南渡以后的财政，颇为所困。
契丹的兵，共有五种，便是：一、御帐亲军。太祖征伐四方时，皇后述律氏居守。选四方的精锐，置属珊军二十万。太宗又置皮室军三十万（以后每帝皆有宫卫，所以御帐亲军，无须增置）。二、宫卫军。见第一节。三、大首领部族军。亲王大臣的私甲。四、部族军。五、五京乡丁。六、属国军。
乡丁是辽国的耕稼之民，战斗时不靠他做主力。属国是不直接属辽治理的；有事时虽可遣使征兵，而助兵多少，各从其便，也不能靠他做正式的军队。然则辽国正式的军队，就只有部族军（御帐亲军和宫卫军，是部族军属于君主的。大首领部族军，是部族军属于亲王大臣的。其所属不同，而其实际则和普通的部族军无以异）。所以《辽史》说：“各安旧风，狃习劳事……家给人足，戎备整完。卒之虎视四方，强朝弱附……部族实为之爪牙云。”
女真初起时，部落极为寡弱。其时诸部之民，壮者皆兵。部长谓之孛堇。有警，则下令于本部及诸部的孛堇征兵。诸部的孛堇，当战时，兵少的称为谋克，兵多的称为猛安（猛安谋克的兵，初无定数。太祖二年，始定以三百人为一谋克，十谋克为一猛安）。金初兵数甚少，太祖起兵后，诸部来归的，皆授以猛安谋克，即辽汉之民亦然。其意盖欲多得他部族的人，以为助力。此为金兵制的一变。熙宗以后，罢汉人渤海人承袭猛安谋克，专以兵柄归其本族。此为金兵制的又一变。
移剌窝斡叛后，把契丹的猛安谋克废掉，将其人分属于女真的猛安谋克。海陵迁都，把许多猛安谋克，都迁徙到中都和山东河间。这一班人，就不能勤事生产，而从前尚武的风气，又日益消亡。已见第七章第四节。宣宗南迁以后，尽把这一班人驱之渡河，括了河南的民田，给他们耕种。而且把他们的家属，都安放在京城里。几年之后，到底养不活他们，只得又放他们出去。以致军心愈乱，士气更为颓丧。而他们得到田的，也都不能种，白白地荒废了民业。金朝兵力的强，也见第七章第四节。但是南迁之后，不过几十年，就大变了面目。贞祐三年，刘炳上疏说：“往岁屡战屡衄，率皆自败。承平日久，人不知兵。将帅非才，既无靖难之谋，又无效死之节。外托持重之名，内为自安之计。择骁果以自卫，委疲懦以临陈。陈势稍动，望尘先奔，士卒从而大溃。”这种情形，竟和宋朝南渡时候无异。又《侯挚传》，上章言九事，说：“从来掌兵者，多用世袭之官。此属自幼骄惰，不任劳苦，且心胆懦怯。”则这种腐败情形，竟就是当初极精强的猛安谋克。至于签汉人为兵，则刘祁说：金之兵制，最坏的就在乎此。他说：“每有征伐及边衅，辄下令签军。使远近骚动。民家丁男，若皆强壮，或尽取无遗。号泣动乎邻里，嗟怨盈于道路。驱此使战，欲其胜敌，难矣。”女真兵既不可用，要借助于汉人，又是如此。金朝的天下，就终不能维持了。
元朝的兵制，最初只有蒙古军和探马赤军。蒙古军是本部族人，探马赤军则为诸部族人。入中原以后，发民为兵，是为汉军。平宋之后，所得的兵，谓之新附军。其辽东的纠军、契丹军、女真军、高丽军，云南的寸白军，福建的畲军，则都只守卫本地，不调至他方（《元史》说：“盖乡兵也”）。其成兵之法：蒙古军和探马赤军，“家有男子，十五以上，七十以下，无众寡，尽签为兵。十人为一牌，设牌头。上马则备战斗，下马则屯聚牧养。孩幼稍长，又籍之，日渐丁军。”（这是行举国皆兵之制，人民服兵役的年限极长）其平中原后的用汉军，则或以贫富为甲乙（户出一人的为“独军户”。合二三户而出一人，则以一户为“正军户”，余为“贴军户”），或以男丁论（常以二十丁出一卒。至元七年，十丁出一卒），或以户论（二十户出一卒。其富商大贾，则又取一人，谓之“余丁军”），都是一时之制（当时又取匠为兵，曰“匠军”。取诸侯将校的子弟充军，谓之“质子军”——蒙语曰“秃鲁华军”）。天下既定，就把曾经当过兵的人，另定兵籍。凡在籍的人，服兵役的义务，都有一定的规定（贫不能服兵役的，把几户并作一户，谓之“合并”。极穷的，老而无子的，除其籍。“绝户”另用百姓补足）。其募兵，则谓之答剌罕军。又有以技名的，则为炮军、弩军、水手军。元朝的兵籍，是不许汉人看的。就枢密院中，也只有一两个长官，晓得实数。所以元朝的兵数，无人晓得。
其带兵的官，初时是“视兵数多寡，为爵秩崇卑”。长万夫的为万户，千夫的为千户，百夫的为百户。宿卫之士曰“怯薛歹”，以四怯薛领之（都是功臣的子孙，世袭）。世祖定官制，于中央设前后左右中五卫，各置亲军都指挥使，以总宿卫（但累朝仍各有怯薛。以致到后来，怯薛之数滋多，赏赐钞币，动以亿万计，颇为财政之累。五卫是仿汉制，设之以备官。四怯薛则系蒙古旧制）。外则万户之下置总管，千户之下置总把，百户之下置弹压，皆总之于枢密院，有征伐则设行枢密院。事已则废。
元朝镇戍之制，与当时的政治，颇有关系。《元史》说：
世祖混一海宇，始命宗王将兵，镇边徼襟喉之地。而河洛、山东，据天下腹心，则以蒙古探马赤军，列大府以屯之。淮江以南，地尽南海，则名藩列郡，又各以汉军及新附等军戍焉。皆世祖与二三大臣所谋也。李毡叛，分军民为二而异其属。后平江南，军官始兼民职。凡以千户守一郡，则率其麾下从；三百户亦然。至元十五年，十一月，令军民各异所属如初。
国制，镇戍士卒，皆更相易置。既平江南，以兵戍列城，其长军之官，皆世守不易。故多与富民树党，因夺民田宅居室，蠹有司政事。
据此看来，可见得元朝的治中国，全是一种用兵力高压的政策。然而这种政策，总是不能持久的。所以《元史》说：“承平既久，将骄卒惰，军政不修。而天下之势，遂至于不可为。”
第四节刑制
宋朝的制度，是一切因唐之旧，至于事实不适，则随时改变；但是新的虽然添出来，旧的在名义上仍没有废掉。始终没统观全局，定出一种条理系统的法子来。官制是如此，法律也是如此。
唐朝的法律，分为“律”、“令”、“格”、“式”四种。宋朝也一切沿用。其有不合的，则随时加以“损益”。但是总有新发生的事情，非损益旧律所能有效的。则又别承认一种“敕”，和“所沿用的唐朝的律令格式”有同一的效力。——“敕”和“律令格式”冲突的地方，自然要舍“律令格式”而从“敕”。其实就是以“命令”或“单行法”，“补充”或者“更改”旧时的法律。而所谓“敕”者，亦时时加以编纂，谓之“编敕”。又有一司的敕，一路的敕，一州一县的敕，则是但行于一地方的。到神宗时就径“改其目”曰敕令格式。当时神宗所下的界说，是：
禁于未然之谓敕。禁于已然之谓令。设于此以待彼之谓格。使彼效之之谓式。
自此以后，迄于南宋，都遵行这一种制度（南宋以后的敕令格式，绍兴、乾道、淳熙、庆元、淳祐，共改定过五次。其余一司、一路、一州、一县的敕，时有损益，不可胜记。宋朝的法律，似乎太偏于软性些）。
契丹的法律，是定于兴宗时候的，谓之《新定条制》。《辽史》说：系“纂录太祖以来法令，参以古制”而成。刑有杖、徒、流、死四种。按《辽史》：“太祖神册六年，诏大臣定治契丹及诸夷之法，汉人则治以律令。”“太宗时，治渤海人一依汉法。余无改焉。”“圣宗统和十二年，诏契丹人犯十恶，亦断以律。”则兴宗的新定条制，仍是汉人和契丹诸夷异治的（《辽史》又说：圣宗时，“先是契丹及汉人相殴致死，其法轻重不均，至是等科之。”则其中又有不平等的地方）。到道宗清宁六年，才以“契丹汉人，风俗不同，国法不可异施。命更定条制，凡合于律令者具载之，其不合者别存之”。渐有向于平等的趋势。契丹的用法，本来是失之于严的。到圣宗时，才渐趋于宽平。但是到天祚时，仍有“投崖”、“炮掷”、“钉割”、“脔杀”、“分尸五京”、“取心以献”等种种非刑。这是由于契丹文化太浅之故。所以《辽史》说：“虽由天祚救患无策，流为残忍。亦由祖宗有以启之也。”
女真的旧俗，是“刑赎并行”（《金史》说：“轻罪笞以柳葼。杀人及盗劫者，击其脑杀之；没其家赀，以十之四入官，其六赏主；并以家人为奴婢，其亲欲以马牛杂物赎者从之。或重罪，亦听自赎，然恐无辨于齐民，则劓、刵以为别。其狱，则掘地深广数丈为之”）。太宗时，才“稍用辽宋法”。熙宗天眷三年，复取河南地，乃诏其民。“所用刑法，皆从律文。”皇统间，“诏诸臣以本朝旧制，兼采隋唐之制，参以辽宋之法，类以成书，名曰《皇统制》。颁行中外”。海陵时，屡次续降制书，与《皇统制》并行，世宗时，诏重定之，名《大定重修制条》。章宗时，又照唐律的样子，重修律令格式。并于律后“附注以明其事，疏义以释其疑”，名曰《泰和律义》。金朝的法律，似乎比辽朝进步些。但是他的用刑，也是伤于严酷的。而动以鞭挞施之于士大夫，尤其是一个缺点。《金史》说：“金法以杖折徒，累及二百。州县立威，甚者置刃于杖，虐于肉刑。季年君臣好用筐箧故习，由是以深文傅致为能吏，以惨酷办事为长才。有司奸赃真犯，此可决也，而微过亦然。风纪之臣，失纠皆决；考满校其受决多寡，以为殿最……待宗室少恩，待士大夫少礼。终金之代，忍耻以就功名，虽一时名士，有所不免；至于避辱远引，罕闻其人。”可见用刑宽平，和养人廉耻的观念，不是浅演的民族所能有的。
元朝的情形则又是一种，他的用刑是颇伤于宽纵的。而其所以伤于宽纵，则大抵因政治废弛之故。按《元史》说：“元兴，其初未有法守，百司断理狱讼，循用金律，颇伤严刻。”这所谓严刻，也不尽是金律害他的。只要看乃蛮皇后的旨意，奥鲁剌合蛮所出的主意，令史不肯宣传的断其舌，不肯书写的断其手，就可知道蒙古人的用刑是怎样的了。“世祖时始定新律……号曰《至元新律》，仁宗时，又以格例条画，有关于风纪者，类集成书，号曰《风宪宏纲》。至英宗时，复……取前书而加损益焉……号曰《大元通制》。其书之大纲有三：一曰诏制，二曰条格，三曰断例。”亦用笞、杖、徒、流、死五刑，而笞、杖皆减十为七。《元史》说：“……其君臣之间，惟知轻典之是尚……然其弊也：南北异制，事类烦琐。挟情之吏，舞弄文法，出入比例，用谲行私；而凶顽不法之徒，又数以赦宥获免。至于西僧岁作佛事，或恣意纵囚，以售其奸宄……识者病之。”可见得元朝用刑的宽纵，全是政治废弛的结果。至于“其君臣之间，惟知轻典之是尚”，则大约是受喇嘛教的感化，和纵囚祈福同一心理。这种煦煦为仁的好处，实在敌不过“令西僧恣意纵囚，以售其奸宄”的坏处。要知刑罚是贵于“平”，固不应当“严酷”，亦不当一味“宽纵”的。又元朝因笃信宗教之故，当时的宗教徒，在法律上也颇享些特权。看《元史·刑法志》所载下列两条可知。
诸僧、道、儒人有争，有司勿问，止令三家所掌合问。
诸僧人但犯奸盗诈伪至伤人命及诸重罪，有司归问。其自相争告，从各寺院住持头目归问。若僧俗相争，田土与有司约会。约会不至，有司就便归问。
又
诸蒙古人因争及醉，殴死汉人者，断罚出征，并全征烧埋银。
这种不平等，则异族人据中国时代，怕都有之，不但是元朝了。
第五节租税制度（上）
唐中叶以后的税法，和唐中叶以前，也起了一个大变迁。便是：唐中叶以前的税法，都是以丁税和田税为正宗；虽或注重杂税，不过是暂时之事（如汉武帝时代是）。平时国家固然也有杂税的收入，不过看做财源上的补助，国家正当的经费并不靠此（汉人说县官只当衣食租税，便是这种思想的代表）。所以隋文帝能把一切杂税，全行免除，参看第二篇第十三章第一节。到唐中叶以后，其趋势却大异乎是，至北宋而新形势遂成。
这个由于：
一、唐中叶以后，赋役之法大坏（参看第二篇第十五章第五节）；又藩镇擅土，国家收入不足，不得不新辟租税之途。
二、因藩镇擅土，竞事搜括，其结果就添出许多新税来。
税目太简单，本是不合理的；专注意于贫富同样负担的丁税，和偏重农人的田税，更为不合理。能注重于此外的税目，诚然是进步的事。所可惜的，是当时所取的税目，未必尽良；征收的方法，又不甚完善罢了。现在且仍从田税、丁税说起。
宋朝的田税和丁税，还是用唐朝两税之法。其名目有五：便是一、公田之赋（也唤作税），二、私田之赋（对于租而谓之税），三、城郭之赋（宅税、地税之类），四、丁口之赋，五、杂变之赋（杂变之赋，是唐以来于田赋外增取他物，后来又把他折作赋税，所以又谓之“沿纳”）。所赋之物，分为谷（以石为单位）、帛（以匹为单位。丝线和棉，都以两为单位）、金铁（金银以两为单位，钱以缗为单位）、物产（藁秸、薪蒸，以围为单位。其他各物，各用他向来沿用的单位）四类。征收之期，则“夏税”从五月起，到七月或八月止。“秋税”从九月或十月起，到十二月或正月止。
这其中所当注意的，便是唐朝的所谓两税已经把“租庸调三者所取之额”，包括在里头了。却是从唐中叶以后到宋，都另有所谓“力役”，这便是于“庸”之外再取“庸”。而又有所谓“杂变之赋”，则又是出于“包括租庸调三者之额的两税”之外的。所以这时候的税，实在远较唐初为重。
然而苦累百姓的，倒还不在税额的重轻上，而在其征收的方法上。征收的方法，第一足以累民的，便是“支移”和“折变”。“支移”是“百姓的输纳租税，本来有一定的地方的，却因他输纳的地方，官家未必要这样东西用；所不输纳的地方，却要用这样东西，于是叫百姓移此输彼”。折变是“百姓的纳税，应当纳什么物品，也有一定的。却是所输纳的物品，官家未必需用；所不输纳的，却反要用，于是临时改变他所输纳的东西”。“支移”看“户等”的高下，以定道里之远近。不愿支移的，便要另缴“道里脚价钱”。这简直是于纳税之外，又另课之以“运送的义务”。“折变”却说所取的物品虽然改变，其“价格”要和原取之物相当的。其算法，是用征收的一个月中的“中价”计算。然而“支移”往往不能按“户等”的高下，叫富的人输送到远处，穷的人输送在近处；而且“脚钱”（就是道里脚价钱）本是所以代支移的，到后来往往支移之外，还要出脚钱。“折变”则计算价格，未必能公平，又往往只顾公家；缺乏了什么东西，便叫百姓改输，却不管百姓有这东西没有。又往往折了又折，几个转身以后，价格便大相悬殊。譬如西川起初，绢一匹=钱三百，草一围=钱二，于是输绢一匹的，叫他折输草一百五十围。到后来，却把草一围，估作钱一百五十文，再叫他改输钱。于是三百文的税，倒纳到二万二千五百文了。
其害人最甚的，尤莫如南宋的公田。原来宋朝从南渡之后，权要之家，占田甚多。其有籍没的，都募民耕种，即以“私租”，之额为“官税”之额。然而私租之额，还有时而可以少纳，官税则不能了；而且还不免有额外的侵渔。韩侘胄死后，籍没他的田，合着其余籍没的田，置了一个“安边所”，收田租以供给外交上的费用（开衅以后，就用他去补助军费）。末年钞价大跌，又有人替贾似道划策，说莫如多买公田；公田所收的租很多，得了这一大宗入款，就可拿来维持钞价了。贾似道听了他的话，就去用贱价勒买。有价值千缗，而只给四十缗的。又要搭发“度牒”、“告身”。官吏争以多买为功，买来的不都是腴田，却硬押承种的人，也要出腴田的租额，浙西六郡的人，因此破产的不少。
辽朝的制度，因史文简略，无从详知。但知其田有“沿边屯田”、“在官闲田”和“私田”的区别。种屯田的，“力耕公田，不输赋税”（颇近乎古代的井田制度）。治在官闲田和种私田的，则都要“计亩出粟”。头下军州：唯酒税赴上京缴纳；市井之赋，均归头下。
金则官地输“租”，私田输“税”。租之制不传，但知其大率分田为九等。税则“夏税”亩取三合，“秋税”五升。又纳“秸一束”，计重十五斤。夏税从六月起，到八月止。秋税从十月起，到十二月止。也是用唐朝两税的法子。其猛安谋克户所输，谓之“牛具税”，亦名“牛头税”。“以每耒牛三头为一具。限民口二十五，受田四顷四亩有奇。岁输粟大约不过一石。”
元朝则取于内地的，分丁税和地税，系仿唐朝的租庸调法（但两者不并纳。地税少而丁税多的，就纳丁税。丁税少而地税多的，就纳地税）。而其取之，又有全科户、减半科户、协济户等的区别（又有一种新收交参户，则第一年至第五年，减收其数，第六年才入丁税）。取于江南的，分夏税和秋税，仿唐朝的两税法（官田不纳夏税）。役法的源起和其扰民，已见第四章第二节。司马光复差役之后，就旧党亦不以为然。于是诸役中的衙前，仍用坊场河渡钱招募，要不够才许签差。寻又变为招募。绍兴以后，讲究“推割”、“推排”之法。推割者，田产倘有典卖，税赋和物力，一并“推割”。“推排”则三岁一行，查考各户的资产，有无变更。这种办法，原想查明各户资产的多少，以定其户等的高下；按着户等的高下，以定其应役的重轻，是求公平的意思。但是这种办法，手续是很烦难的。而经手的吏，又要视贿赂的多寡，以为物力的低昂（纳赂多的，就说他资产少），所以仍没有良好的结果。公元1169年（孝宗乾道五年），处州松阳县，倡行义役。其法：由公众共出钱谷，以助输充的役户。此后各处仿行。凡行义役的地方，役法就没有什么扰害，这是因：一、役户既无破产之苦。二、官吏又不能借升降物力，以肆扰害。三、把一处地方应役的费，均摊在众人头上，既由人民自办，自然易得公平之故。可见人民自治的力量强，什么恶政治都可以设法防止的。
辽朝的役法无可考。《马人望传》说：当时人所最苦的，是驿递马牛旗鼓、乡正、厅隶、仓司等役，至于破产不能给。人望“使民出钱，官自募役，时以为便”，则亦是行差役法的。金朝则分有物力的为“课役户”，无物力的为“不课役户”。京府州县郭下，都置“坊正”。村社则随户口多少为“乡”。置“里正”，以按比户口，催督赋役，劝课农桑。又置“主首”，以佐里正督察非违。置“壮丁”，以佐里正巡警盗贼（猛安谋克户，五十家以上，置“寨使”一人，掌同里正）。坊正、里正，都出钱雇募。其钱数，则以该地课役户所出物力钱总额十分之三为准。此外如要签差，则先及富人。富力相等，则先及丁多之家。其役非一家之力所能任，而事之性质，又不可分的，则取以次的户协助他。
物力钱，也是计算人民的“田园”、“邸舍”、“车乘”、“牧畜”、“种植”、“藏镪”等，以定其数的。金朝的征收物力钱，很为严酷。上自公卿，下至庶民，无一得免。甚至出使外国回来，说他受了“馈遗”，就要多征他的物力钱。其查察物力的法子，最初系“三年一籍”，后来变做“通检”，最后又变做“推排”。通检、推排，也是很骚扰的。
元朝科差的名目有两种：一种唤做“丝料”，一种唤做“包银”。丝料之法：每二户出丝一斤，输于官，谓之“二户丝”。每五户出丝一斤，输于“本位”，谓之“五户丝”（这是诸王、后妃、公主、功臣收的，但不得私征，仍由地方有司代行征收给予）。包银之法：汉人每户出银四两。二两输银，二两折收丝绢等物。但其取之，亦因户而不同。此外又有“俸钞”。“全科户”输一两，“减半科户”输五钱。于是以合科之数，作“大门摊”。分为三限输纳（初限八月，中限十月，末限十二月）。
此外，“摊丝户”，每户科摊丝四斤。“储也速儿所管纳丝户”，每户科细丝四斤。“复业户”，“渐成丁户”，第一年免科，第二年减半，第三年与旧户同。
总而言之，从租庸调变做两税之后，又于其外另取庸调一类的税，实在是叠床架屋的事。
第六节租税制度（下）
田税而外，其余的租税，共有两种：一是官卖的东西，二是各种杂税。
官卖的东西，宋朝共有五种：便是盐、茶、酒、香、矾。
盐被认为一种税源，由来最早。《管子》上，理论已经是很完备了（《海王篇》）。汉武帝曾行专卖之法，已见第二篇。从三国到南北朝，盐也大都有税。然而这时候，在财政上还不占重要的位置。隋文帝既定天下，把盐税全行豁除。唐初还是如此。高宗时，才听右拾遗刘彤的话，重行“禁榷”。但是这时候的办法，又和前此不同。前此的官卖，是直接卖给吃盐的人。这时候，却专卖给大商人，听他去零卖。这便是所谓“通商法”。然而这时候，盐税还是粗略的。到肃宗时候，第五琦做了盐铁使，才大变盐法。其法：于产盐之地，设立“盐院”。籍民煮盐，谓之“亭户”。煮就之后，堆积在盐院里，卖与商人。后世的盐法，大都以此为本（盐价本十钱一斗，第五琦骤加了一百文。德宗时，陈少游为盐铁使，又加了二百文，共卖三百十文一斗。第五琦去后，刘晏代之。初年盐税的收入，四十万缗，末年加到六百余万。天下之赋，盐利居半。顺宗时，李巽做盐铁使，初年也收六百余万，末年又加到三倍）。宋朝的盐，依出产的区域，分为“海盐”、“解盐”（解州、安邑两盐池）、“井盐”（四川）三种（海盐、解盐，都由官卖〈制海盐之民曰“亭户”，亦称“灶户”。制解盐之民曰“畦夫”〉。四川井盐：大者曰“盐”，小者曰“井”。盐由官掌。井则听凭人民制造贩卖。只要纳税而已）。亦行禁榷之法，又和“人中”、“刍粟”有关。
茶税，也是起于唐德宗时候的。当时不过就栽制的人，课之以税。文宗时，宰相王涯改变茶法，才禁民栽制；把所有茶树，通统移植“官场”。官自焙制，卖与商人，就和第五琦的盐法一样。宋时，植茶之处，谓之“山场”。采茶之民，谓之“园户”。园户除岁纳若干的茶，作为租税外。其余的茶，一概由官收买（买茶的钱，是预给的，谓之“本钱”。但是往往不能依时发给）。在江陵（如今湖北的江陵县）、真州（如今江苏的仪征市）、海洲（如今江苏的东海县）、汉阳军（如今湖北的武汉市汉阳区）、无为军（如今安徽的无为县）、蕲州的蕲口（如今湖北的蕲春县）设立榷货务六处，官收下来的茶，或送到榷货务，或就本场发卖。
“酒税”也起于唐德宗时候。五代时，相沿未废。宋时，州城内皆官置“务”自酿，其县镇乡闾，则或许民酿，而定其“岁课”。其法：愿酿酒的人，官须查察其资产，长吏和大姓，共同作保。岁课不及额，保人须负赔偿的责任。当招商承办的时候，倘有两人以上，同时愿办，自然先尽认课多的。因而每当承办的人换易的时候，可以招徕商人，令其出价竞争，这个谓之“扑买”。其初承酿的，都是有资产的人。国家看了这一笔收入，也不甚认真，不过拿来补助补助地方上的经费。南宋以后，财政竭蹶了，酒税的进款，各路也就看做认真的收入。州县不得不解上去。而这时候，承办的人又往往纳不及额，就有酒已不酿，而向来所收的岁课，仍责州县收解之例。其结果就至摊在众人头上去，变做一种赋税（参看《文献通考》卷十七水心叶氏《平阳县代纳坊场钱记》）。“曲”亦归官专卖。其初唯三京有之。天圣以后，北京亦然。官卖曲亦有一定的界限，不得阑出界外。南渡以后，赵开又立一种“隔槽”之法，官设了场，并预备了酿酒的器具。人民要酿酒的，都叫他自备了米，到官场上来酿；而官收其税（每米一斛，收钱三千），当时收数大增。但是到后来，就有酿不足额，而强迫酿酒之家，叫他缴“一定的额的钱”的弊病（譬如向来酿米一斛的，现在就只酿半斛，也要缴足三千钱的税）。
矾的官卖，也是起于五代时候，而宋朝因之。管理卖矾的机关，亦谓之务。有“镬户”，制造入官（亦有时“募民粥”，又有时候用做入中的预备）。“香”则南渡后才官卖。其制，《宋史》不详。又由市舶运来的东西，属于“香药”、“宝货”两种的，必须要卖给官，由官再出卖。天圣以后，常用他偿给入边刍粟的人。南渡以后，又时时用他称提钞价（参看第七节）。
“入中”是商人输钱于京师榷货务，官给以券到一定的地方，去取一定的官卖品。“入刍粟”，则商人纳刍粟于边郡，边郡给之以券，或到京师和其他积钱的地方去取钱，或偿之以官卖品。宋初，大抵以解盐为陕西之备，东北的海盐，为河东之备，东南的海盐，为河北之备。雍熙（太宗年号，984年至987年）以后，茶亦为边籴所资。真宗时，又益之以香药犀齿。这种办法，是为收财利于中央及减免运输的烦劳起见。原不失为一种巧妙的政策。然而官吏和商人，往往表里为奸，就生出许多弊病来。
真宗末年，以缗钱和茶和香药犀齿，偿给入刍粟于西北边的人，谓之“三税”。于是西北边郡，专想招徕刍粟（这句话还是假的，其中一定还有别种弊病），不惜将刍粟的价格抬高（谓之“虚估”），国家偿给入刍粟的人的东西，就都变成贱卖了（据后来所计算，西北边得了价值五十万缗的刍粟，国家却费掉价值三百六十余万缗的茶）。又边郡收了刍粟，只顾发券，并不管国家现存的货物共有若干。以致持了券，兑不到物品，券价大跌。入刍粟的，本是沿边的土人，得了券，并不自己去取物，都是卖给商人和京师的“交引铺”的。商人和交引铺，都要抑勒他的价钱，本得不到多少好处；券价一跌，更其反要折本，自然无人来入刍粟。于是国家虚费了许多官卖品，而边郡的刍粟，仍不充实。仁宗时，李咨乃议改茶法，行“贴射法”。宋初官卖的茶，本是除掉“本钱”，再加上利息，卖给商人的（譬如罗源县的茶，每斤官给园户本钱二十五文，卖给商人的价，是五十六文，则三十一文就是息）。这时候，就不给本钱，令商人和园户直接买卖（但园户仍须把茶运到官场，商人就官场买之）。国家但收向来所取的“息”（譬如商人到罗源去买茶一斤，就得输息钱三十一文给国家），至于入刍粟于边郡的人，给券到京，一切都偿以现钱，谓之“现钱法”。这种办法的主意，在于国家“卖茶”和“买刍粟”，都以钱为价格的标准，不以茶与刍粟做那“物物交易”的买卖。到后来，法又不行了。而且加之以盐，谓之“四税”。于是薛向出来，把入边刍粟废掉。边郡所需的刍粟，一概从京师运钱去和籴。这么一来，茶就和边备无关，而通商之议起。公元1059年（仁宗嘉祐四年），把向来息钱的半额，均摊在茶户身上，谓之“租钱”。茶户输租之后，听其自由买卖（唯建州腊茶，仍行禁榷），此为“嘉祐占通商法”。历神宗、哲宗两朝，无甚改革。徽宗时，蔡京才重行禁榷。其法：产茶州军的人民，许其赴场输息，给与“短引”，在旁近州郡卖茶。其余的，悉令商人到榷货务纳金、银、缗钱，或沿边州军人刍粟。榷货务给之以“钞”。商人持着这“钞”，到茶场上去取茶。茶场发茶的时候，另给一张“长引”。长引上载明商人“所指的州军”（就是商人所要到的州军），商人拿着这张“长引”，就可以一直到“所要去的州军”去。既到之后，再完纳一次商税。这是公元1102年（崇宁元年）的办法。公元1105年，又罢各茶场。令商人就京师或所在州县请给“长引”或“短引”，拿着“引”，自己向园户去买茶。南渡后，赵开总领蜀中财赋，所行的也是这种法子。不过特立“合同场”，以稽察商人和园户的买卖罢了（这种法子，平心而论，自尚可行，不过蔡京的意思，在于聚敛，务以多收为功。茶税既重，而又废掉茶场，无以稽察商人和园户的买卖，私茶自然蜂起。却又峻刑法以治之，所以害人）。
解池的“盐钞法”，亦为蔡京所变乱。先是“盐钞法”之行：积盐于解池，积钱于京师榷货务，积钞于陕西沿边州郡。入边刍粟的，得了券，或到京师取钱，或到解池取盐。当时愿得解盐的甚多。蔡京要行聚敛之策，就把解池盐钞，改在京师发卖。却又才发钞，就换钞；既换钞，又立个名目，叫人贴输钱；一共要出三次钱，才拿得到盐。有出了一次两次，以后出不起的，就把他所输的钱全行干没。数十万金的券，顷刻都成废纸。做这买卖的人，有“朝为豪商，夕同流丐”，赴水投缳而死的。这简直是抢劫了。南渡以后，赵开所行的盐法，是和他所行的茶法一样的，而稽察得更为严密。
又有所谓“和籴”及“和买”：“和籴”是（一）什么地方丰收了，便派人去增价籴谷；（二）或者什么地方要米谷，而转运为难，便派人去设法收买（这种办法，其初大概是注重于边郡的，到后来才推广到内地）。“和买”则所买的是布帛。亦有预先给钱，随后输帛的，则谓之“预买”（“和籴”也有预给钱的，便是陕西所谓“青苗钱”。但是天圣以后，罢不复给）。这本是同百姓做买卖的事，并不是收税。然而到后来：便有（一）强买，（二）仰价，（三）不即给价，（四）给价不足，（五）但给“官告”、“度牒”等不值钱不能流通之物，（六）和籴则每石取“耗”，（七）预买则按户硬配，（八）或外加名目收钱，（九）或预买的帛，令折输钱，（十）或预付的钱，重取其息等弊病，已不啻加重人民的负担。到南渡以后，就一概变为“折帛钱”，变成一种赋税了。
商税起于唐朝的藩镇。五代时，更为烦琐。宋朝虽尽力蠲除，毕竟不能废掉。其法：凡州县皆置“务”，关镇亦或有之。大的专官措置，小的就委“令”、“佐”兼理。税额分为“住税”、“过税”两种：住税取千分之三十，过税取千分之二十。所税的东西，随地不一。见于宋史的：有“耕牛”、“鱼鸡”、“果蔬”、“竹木”、“柴炭”、“力胜钱”（载米商船所出）、“典卖牛畜舟车”、“衣屦”、“布絮”、“谷粟”、“油面”等。这种税，一望而知其为苛税。南渡以后，更其苛细。而且有时候，竟是讹诈的行为。（譬如〈一〉琐细的贸易，亦指为漏税。〈二〉空舟则说他是载货的舟。〈三〉食米指为酒米，衣服指为布帛等。甚至行李亦指为货物，再甚就空身也要勒索，绕路避他，就更要拦截讹诈）。
对外贸易，则北宋时的对辽、夏，南宋时的对金，都有互市。官设榷场而征其税。有时官亦“辇物与易”。王韶经略熙河时所设的市易司，则由官给本钱，纯粹为一种官营的业务。
而其和国用关系较大的，倒还要推海路的贸易。太祖开宝四年，于广州置市舶司。后来又于杭明州置司。元祐时，又置于泉州和密州的板桥。其法：海船载货来的，先十税其一。而香药和宝货两种货物，则必须卖给官，由官再发卖。其出海的商人，则雍熙中曾诏诣两浙市舶司，请给官券，违者没入其宝货。
此外又有合了许多零碎的收入，以成一笔进款的，便是经总制钱、月桩钱、板账钱等。“经制钱”起于徽宗宣和末，陈遘经制七路财赋，收“印契”、“鬻糟”之类的钱，一共七种，以成功一种税入，因称为经制钱。“总制钱”则高宗在扬州时，四方贡赋不入，乃收两浙、江东西、荆、湖南北、福建、两广八路的税（如增加酒价和卖糟的钱，典卖田宅的税和牙税等），领以宪臣，收以通判。因绍兴五年，命参政孟庾提领措置，以总制司为名。就称这一笔钱为总制钱。“月桩钱”则绍兴二年，韩世忠驻扎建康。宰相吕颐浩、朱胜非，令江东漕臣，每月桩发大军钱十万缗而漕臣再摊派之于州县。所取的，也大概是这种不正当的收入。“板账钱”，亦起于南渡以后，其不正当更甚。《宋史》说：“输米则增收耗剩，交钱帛则多收靡费。幸富人之犯法而重其罚，恣胥吏之受赇而课其人，索盗赃则不偿失主，检财产则不及卑幼。亡僧绝户，不俟核实而入官。逃产废田，不与消除而抑纳。他如此类，不可遍举。”大概这种苛税之兴，都是起于唐中叶以后，历五代而愈甚。宋朝虽说蠲除烦苛，毕竟没有蠲除得尽。而到后来，财政的困难，却和唐五代时相等，自然驾轻就熟，种种的苛税，同时并作了。所以我说：唐代的藩镇擅土，实在叫中国的税法起一个大变迁。
金朝官卖的东西有：酒、曲、茶、醋、香、矾、丹、锡、铁、盐十种。而以盐为首。其法：亦由官卖之于商人，而给以“钞”、“引”，行盐各有界域。征商之制，亦有关税和商税（金朝的税法，大概是因仍于宋的，无甚特创的制度）。
元朝的盐，以四百斤为一引，行盐亦各有郡邑。有由商卖的，亦有由官设盐铺的（大概是交通不便的地方，商人莫肯前往）。又有验户口多少，输纳课钞的（这种法子，也起于五代时候。其初是官把盐按户勒销。到后来，则并不卖盐，而这一笔钱仍旧要出，就变做一种赋税。再到后来，则出了这一笔赋税，而官仍旧要禁榷盐），则谓之“食盐地方”（对于食盐地方。则官卖盐之处，谓之“行盐地方”）。茶亦有引。长引一百二十斤，短引九十斤。后来除长引，专用短引。卖零茶的，则给以“茶由”。每由自三斤至三十斤，分为十等。于出茶地方，设立提举司七处。又于江州设立榷茶都转运司。酒曲和醋，亦都由官卖。
商税的制度，其详不可考见。据《元史》说：逮至天历之际，天下总人之数，视至元七年所定额，不啻十倍云：则其收数甚多（但是其中有一个钞价下落物价腾贵的关系，须要除去计算）。对于海外的贸易，则元朝较宋朝，更为注意。市舶司共有七所（泉州、上海、澉浦、温州、广东、杭州、庆元，但亦时有罢复），世祖初定江南时，沿海地方，到外洋去贸易的，其货都十分取一，粗者十五分取一。出去的时候，和回来的时候，以及所到的地方，所买得的货物，都要由市舶司查验的。至元二十年，始定抽分之法。第二年，卢世荣变法，官自具船给本，选人入番贸易。其所获之息，以十分为率，官取其七，所易之人得其三，而禁止人民到外国去卖买。世荣死后，这种法子，亦就废掉。
第七节钞法
宋、金、元、明四朝，还有一件事情和民生大有关系的，便是钞法。
中国的币制，在古代本是“金铜并用”的。而金为“秤量制”，铜为“铸造制”，已见第一篇第九章第二节。这种制度，到汉朝还没有改。但是魏晋以后，黄金便大少了。金之所以少，前人都说由于写经造像的消耗（别种奢侈的用途，黄金总还在的。只有写经造像，却一消耗，就不能回复）。但是魏晋以后，贫富渐均（参看第二篇第六章，第二篇第十五章第五节），金以散而见其少，也是一个原因。
古代的币价，对于物价，是很贵的。据李悝所推算，当时平民一家，终岁之用，不过一千五百个钱（其实这个还不过用钱币推算价格，未必所用的东西，一一都要用钱去买），如何用得到黄金？所以古代货币，虽说金铜并用，以我们所推想，可以晓得黄金并不在多数人手里流转（参看《建设杂志》二卷六号通信栏）。
然则当时的大宗贸易是怎样的呢？难道一一攒着现钱去做卖买吗？这也不然。大宗卖买，总有抵消推画……法子。所以《周礼》上头，就有“质剂”（《周礼》固然是伪书，也多用古书为据，不是凭空造出来的。就算它凭空造出来，也一定是按着汉代社会情形造的。那么，《周礼》上有质剂，就足以证明汉代社会，券据等类，业已通行很广）。况且当时代钱用的东西多着呢——其最普通的就是帛。
但是这种办法，一定有许多单位不同的东西（如金、银、布、帛等），在社会上同时并行，当做货币用。于计算上也很为不便。倘使有一种东西，能专代表钱币的价格（它本身不另有价格），而又有“轻剂”之便，一定是众人所欢迎的。职是故，纸币就自然发生出来。
还有一件，中国历代的币制，是紊乱时多，整理时少。从汉到宋，只有汉朝的五铢钱，唐朝的开元钱，是受人欢迎的。此外就都是迫于无法，只得拿来使用。这两种钱，在社会上通行的时代实在很短。就是这两种钱通行的时候，也还有别种恶钱，夹杂在里头（历代钱法，因限于篇幅，未能历举。简单些，可把《汉书》、《隋书》、《唐书》的《食货志》看一遍做参考）。所以我们可以推想从汉到宋，社会上用钱的人，实在困苦万状。到五代，就更倒行逆施，有一两国竟用起铁钱来（这是同重商主义的经济学家一样的见解，想借此防止钱币流出于国外之故）。宋朝不能厘革，于一定的区域中，仍旧听铁钱行使。其中四川，交通既不方便，初平的时候，除江南、四川外，又都不准行用铁钱。所有的铁钱，就都一拥而入（江南后来却不行了）。而四川，以交通最不便的地方，使用这种最笨重的货币，于是数百年来扰乱中国经济界的钞法，就以此为发源地了。
宋朝的行用纸币，起于真宗时候。先时蜀人患铁钱太重，自行发行一种纸币，谓之“交子”。每一交计钱一缗，三年而一换，谓之一界（就是每三年，将旧的尽行收回，另发新的一次），以富民十六户主之。后来富民穷了，渐渐地付不出钱来，以致时有争讼。转运使薛田，乃请于益州设立交子务，而禁其私造。于是民间自行发行的纸币，就变做官发的了。熙宁时，曾以此法推行于河东、陕西，旋即停罢。蔡京当国，才推广其行用的区域，又改其名为“钱引”。当时除闽、浙、湖、广外，全国通行。然滥造滥发，并没兑现的预备，以致一缗只值钱十余文。纸币行用了不曾满一百年，已经闯下这么一场大祸来了。南渡以后，初时行用的，仍名交子。后来又有“会子”同“关子”（会子初仅行于两浙，后来亦但行于两淮、湖北、京西。关子则系末年所造），亦系分界行使。但（一）既不能兑现，（二）而每界又不能按时收回。往往两界或两界以上同时行使，其价格也就不能维持，有时实在下落得无可如何，便用金、银、度牒、官告、香药等去收回，谓之“称提”，但亦总不能回复额面的价格（最新的一界，已不能维持额面的价格。再前两界的，其价格就更要低落）。然而宋朝的纸币，总还算是好的，金朝就更不堪设想了。
金朝的行钞，是海陵迁汴之后，户部尚书蔡松年所出的主意。印造一贯、二贯、三贯五贯及十贯五种，谓之“大钞”；一百、二百、三百、五百、七百五种，谓之“小钞”，与钱并行，以七年为“纳旧易新”之限。其初信用很好，商贾有拿着钱去买钞的。章宗大定二十九年，罢“七年厘革之限”。从此出多入少，价格就渐渐地跌落。最可笑的是，恶货币驱逐良货币的法则，要彻底明白，原不容易。然而“铜钱和纸币，以同样的效力行使，人家一定要把钱藏起来”，这种事实，也是显而易见的。乃金章宗全不明白，反发“大定间钱至足，今民间钱少，而又不在官，何邪？”的疑问，于是立“人民藏钱”和“商旅赍现钱”的限制。其结果，藏的人还是藏，销为器物的还是销，运出境的还是运，市面上仍是钱荒。兵兴以后，财政困难，一味地借造钞接济，钞价就一落千丈。承安二年溃河之役，至以“八十四车充军赏”。贞祐三年七月，改交钞之名为贞祐宝券，不多时，就“千钱之券，仅直数钱”（四年八月，高琪说的）。兴定元年，又改造一种贞祐通宝，以一贯当宝券千贯，四贯等于银一两。五年，又造兴定宝泉，一贯等于宝券四百贯，两贯等于银一两。元光二年，又立法，每银一两，价格不得超过宝泉三百贯。其跌落之快，也就可惊了。于是又立法：凡物价在银三两以下的，不准用银。三两以上的，须三分之一用银，三分之二用钞。然而仍旧是有名无实，至哀宗正大间，民间遂全以银市易（用银的始末，见第四篇第十四章第七节）。
元朝的钞法，又有一特别之点，便是它“不和铜钱相权，而和丝银相权”。因为这时候，社会上所存的钱，实在太少了。帛是社会上向来把它当货币用最广的。银则是新兴之物，最得大家信用的。这也是自然的趋势。中统元年，始造交钞，以丝为本。旋又造中统宝钞，分10、20、30、50、100、200、500、1000、2000九种。其价是：
中统宝钞1贯=交钞1两=银两
又以纹绫织为中统银货，有一两、二两、三两、五两、十两五等，每一两的价，等于白银一两，没有发行。至元十二年，又造厘钞三种，是一文、二文、三文。因民不便用，十五年，就取消。
中统钞行之既久，物重钞轻。至元二十四年，改造至元钞。其价是：
至元钞1贯：中统钞5贯：银两=金两
我们可以晓得当时的金银比价，恰是十倍。中统钞行了二十八年，价格跌为五分之一。武宗至大二年，又造至大银钞。其价是：
至大银钞1两=至元钞5贯=银l两=金两
仁宗即位，因为倍数太多，轻重失宜，罢去银钞。而中统至元二钞，“终元世盖常行焉”。
元朝的钞，离开铜钱，而和实物相权，共有五十二年。顺帝至正十年，丞相脱脱议改钞法。铸至正通宝钱，和历代铜钱并用，是为钞法的一变。这时候，是：
中统钞1贯=至元钞2贯=钱1000文
有了钱可以相权，钞价应当涨起。然而《元史》说：“行之未久，物价腾踊，价遂十倍。”大约因名为相权，其实徒有虚名之故。又值海内大乱。“每日印造，不可数计。舟车装运，舳舻连接……所在郡县，皆物贷相贸易。公私所积钞，人视之若弊楮。”元朝的钞法，就此无从收拾了。
历代的币制，虽不整理。究竟要添出铜钱，总不能像纸币那么快；货币价格的变动，就也不能像纸币时代那么快。宋、金、元、明四代的钞法，在正史的《食货志》上看来，也不过七八卷书；然而当时人民的财产，因此而受损失的，却不知凡几了。到了明朝，就成纸币的末运，而银两大行。这个留待下篇再讲。
第八节学术风俗
从魏晋到唐，为老学和佛学发达时代。第二篇第十五章第六节，已经说过了。到北宋时，而这种学问的反动力又起。
魏晋时代的哲学，可称为“东汉末年，琐碎的考据和前此妖妄不经的迷信合而为一”的一个反动。再进一步，就索性研究到佛学。这种学问，原是很有价值的。然而走到极端，就未免太偏于“出世”。到两宋时代，就要再一变而为“入世”了。这种思想，来源也颇远，唐朝时候，有一个韩愈，作了一篇《原道》，所说的，便是这种意思，但是韩愈这个人，学问太浅了，所以建设不出什么事业来。
无论什么事情，总有个哲学上的根据。对于一种学问的反动，也必已尽量吸收这种学问的长处。所以宋学的起源，还得借重于道家之学——就是中国最古的哲学，而为神仙家所窃取的（参看第二篇第十五章第六节）。
以通行数百年，支配人心，极有力量的宋学，而其起源，反借重于一张隐居华山的道士（陈抟）所传的《太极图》和《先天图》，岂非奇谈。这张图，前人所辩争，是“到底是儒家的，还是道家的”的一个问题。我如今发明变相的道家（新神仙家）是本来一无所有的，他所有的都是窃取来的。这个问题，便没有辩争的必要了。
陈抟之学，一传而为种放、穆修，再传而为刘牧、李之才、周敦颐。刘牧撰《易数钩隐图》，敦颐撰《太极图说》。图书之学，就如日中天。李之才传其学于邵雍，撰《皇极经世书》。这一派学问中术数一派，就发达到极点。周敦颐之学，由二程而远传于朱晦庵，这一种学问中哲理一方面，也就推阐无余了。
还有两种思想，也是北宋时学术的渊源。一则五代时气节坏透了，所以这时候的学者，都要讲究砥砺气节，孙复等是这一派。一则这时候国势衰弱，社会也凋敝极了。要想挽回国势，救济社会，就得讲究经世之学。胡瑗、范仲淹等，是这一派。这两派的思想，再参以性理的精微，把修己治人，打成一橛，便是张载一派。
朱熹的学问，总算是宋学的集大成。他既很讲究心性的精微，而于致用之学，以及孔门的经，也极意考究（朱子所注的经极多。除《四书集注》外，于《易》有《本义》，于《诗》有《集传》，《书》则蔡沈的《传》，是承朱子意思作的。于《礼》则有《仪礼经传通解》，于《春秋》虽没有书，然他所编的《纲目》，实在自以为继《春秋》而作的）。所以他的学问，可以代表（一）修己治人，一以贯之，和（二）承佛老之后的反动力，返而求之于儒的两种思想。前一种，是吸取魏晋到唐老学和佛学的精华，以建设一新儒学，革新儒家的面目。后一种，则系承佛老之学大盛之后，矫其过盛之弊，而还之于实用。这两种都是当时学术界上应有的思想。朱熹实在能够代表他，所以朱熹在宋学中，总可称为正统派。
但他所讲的格物致知：“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其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天下学者，即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实在是空空洞洞，无从下手的。而且要把天下的物，格得“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后“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这种致知，也可以说永远没有达到目的一天的。所以有陆九渊一派出来，说即物穷理是“支离”，要先启发人本心之明，和他对峙。从宋学兴起之后，学术思想界，起了一个大革命。“尽挑汉唐诸儒，而自以为直接孔门的心传”，是宋学的一个特色。因此就发生“道统”之说，把周、程、张、朱，直接孟子。到《元史》，就于《儒林》之外，别立《道学传》，把宋学和前此的儒学都分开了。
讲究砥砺气节，自然是一种好处。然而其弊，不免矫激沽名，就不免要树党相争。再加宋儒的议论，彻底太甚。于是论人则失之“苛刻”，论事则失之“负气”。往往有一种“只论是非，不论利害的偏见”，就是军国大事，也要拿来作孤注之一掷。加以这时候，对外失败，更足以激起国民的愤慨。就有像胡安国《春秋传》一派的议论（主张尊王攘夷），颇养成国民“褊狭”和“虚骄”的观念。
这种学术思想，固然是党争的灵魂。而学派的分歧，就更能赋之以形。北宋的党争，是从王安石变法以后才大盛起来的。王安石不但是个政治家，亦且是文学者。当他执政的时候，他所著的《三经新义》，曾经立于学官。王安石和程颐，政见本是反对的。到徽宗时候，程门的高弟杨时，首先明目张胆，攻击王安石的学术。从此以后，程、王两家的学说，就立于正反对立的地位。南渡以后，秦桧是主张王安石之学的，赵鼎是主张程颐之学的。秦桧死后，曾经下诏：说“学术惟求其是，不必偏主一家”。然而学术界的趋势，毕竟不是一纸诏书所能防止的。酝酿到后来，到底成了庆元以后“伪学”之禁。
朱熹之学，虽然讲究心性，然而他于经世之务，和孔门的经，都颇留意。所以朱熹的学问，是颇为切实的，就是他的门徒黄榦、王应麟等，学问亦极切实（应麟著《困学纪闻》，是清代“考证学”的一个远源。榦续成《仪礼经传通解》，是江永《礼经纲目》、秦蕙田《五礼通考》的先河）。然而天下事，总不免于偏胜。像宋学这种专讲究心性的，到后来自然就流于空疏。周密《癸辛杂识》上说：
世又有一种浅陋之士，自视无堪以为进取之地；辄亦自附于道学之名，褒衣博带，危坐阔步，或抄节语录，以资高谈；或闭眉合眼，号为默识。而叩击其所学，则于古今无所闻知；考验其所行，则于义利无所分别。此圣门之大罪人，吾道之大不幸；而遂使小人得以借口为伪学之禁，而君子受玉石俱焚之祸者也。
可见空疏无具的风气，到南宋时已很盛了。
宋学的行于北方，是元以后的事情，其中最初提倡的是赵复，后来极著名的是金履祥、许谦等。都是程朱一派，只有个吴澄，是颇近于陆九渊一派的。
还有一件事，当两宋时代，史学颇为发达。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郑樵的《通志》，马端临的《通考》（虽有杜佑的《通典》在前，实不及此书之精），都是贯串古今的名著，为前此所未有的，这也是讲求经世之学的结果。
文学上，则因讲求理学，尊重实用故，性质近于质实，而不主张华藻。所以散文较骈文为发达。欧阳、三苏、曾、王等，都是有名的作家，这也是魏晋到唐的文学的一种反动力（参看第二篇第十五章第六节）。因崇尚质实的趋势，而白话文大为发达。在学术一方面，则应用之于语录上，以求不失真意。在文学一方面，则用之于和戏曲上，为文学界开一新生面。
北宋以后，印刷术的发达，是和中国学术的进步大有关系的。本书篇幅有限，不能备详。近人所著的《中国雕版源流考》，颇可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