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98章 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
这个时候，蒋介石对抗日更铁心了，他对国际社会不再抱有幻想。一个月前“张鼓峰事件”让他伤透了心。
此时蒋委员长想起了一句名言，十九世纪英国首相帕麦斯顿说的一句话:国与国之间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
1938年7月，也就是日军进攻九江的当儿，在吉林中苏边境一个叫张鼓峰的地方，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举世瞩目的事件，后来史学界将这一事件称为“张鼓峰事件”。
当时有40多名苏联红军越过边境进入张鼓峰，被日军第十九师团发现，于是双方激烈交火，并由此为导火线，引起了双方调兵遣将，大动干戈。
紧接着，战斗民族的苏联红军将日军第十九师团铁桶似的包围住了，日军第十九师团随时面临着覆灭的厄运。
蒋委员长听到这一消息后，自然欣喜万分。他想，在这个节骨眼上，如果苏联红军向日军第十九师团发起攻击，势必引发苏、日间的战争。
如此一来，日军大本营必然会从中国战场分兵北上，这样，日军就会首尾不能相顾，武汉会战中国军队所面临的压力就会小得多。
然而，让蒋介石意想不到的是，就在日军第十九师团行将覆灭之际，双方停战言和。
苏军怕德国打过来，日军怕分兵北上。两国都是为了自己国家利益。
“张鼓峰事件”的结果，又一次让蒋介石对斯大林感到失望。
除了斯大林让委员长失望的还有希特勒。自20年代起德国和中国处于蜜月期。
也许是“墙倒众人推”，于1938年7月间，德国突然停止了对中国的一切武器出售，同时撤走军事专家。希特勒为讨好日本，态度竟是十分的坚决，如德国军事专家在限期内不回国，则以叛国罪论处。
德国的背信弃义，给蒋委员长的打击也很大。
这些年来，德国不仅向中国出售了大量武器装备，还向中国派出了军事顾问，协助中国建成了十多个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精锐之师。
这十多个师可以称之为中国近现代军事史上无论装备、训练、编制、战术诸方面现代化程度都最高的部队，在抗战初期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这就是闻名遐迩的“德械师”。
除了军事学德国，就连军工也效仿德国。中正步枪就是效仿德国的毛瑟步枪。
环顾当时的世界军事强国，除了苏联和德国让蒋介石失望之外，英、美隔岸观火的态度，也让委员长七窍生烟。
中国全面抗战爆发后，英、美怕触怒日本，不仅不肯因帮助中国而卷入战争，甚至于1937年9月便单方面取消了卖给中国飞机、军火的协定。
更可笑的是，当英国将少数战机高价卖给中国的时候，却不允许提供战机所必需的机枪。
美国更可恶，他们的“中立立场”则表现得更彻底。1937年12月，日机炸沉美舰帕奈号及美孚油轮，美国士兵3人死亡，17人受伤，美国却不敢向日本兴师问罪。
事实上，从“七七”事变到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一直是日本战略物资的主要供应国。
日本战略资源奇缺，美国不顾中国政府的反对，将大量废钢铁、汽油和橡胶卖给日本。
(PS:美国人活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机扔在美国太平洋舰队和美军头顶上的炸弹，就是日本用美国卖给他们的废钢铁制造的。)
难怪美国前国务卿曾直言不讳地承认：“日本的侵略得到了我国的支持的。”
全面抗战刚刚开始，蒋委员长就被苏联、德国、英、美等军事强国无情地抛弃了，这些昔日的盟友，将往日的信誓旦旦置之脑后，而让蒋委员长陷入了十分尴尬而艰难的境地。
一连串接踵而至、猝不及防的打击，让蒋委员长深刻的明白一个道理:利益永远是至高无上的。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什么这个主义，那个精神，都是外交场合上骗人的辞令。
穷亲戚自身若是不争气，永远会被人看不起。人与人的交往是势利眼，国与国的交往又何尝不是如此？
求人不如求己！无路可退的委员长选择了坚决抵抗，这是摆在他面前的唯一出路！于是，委员长铁了心，就是拼光了老本，他也要坚定不移地拼下去，不是鱼死，就是网破！
在一连串的失望面前，蒋委员长没有退路了。
薛岳第一兵团在南浔线的几个漂亮仗，让蒋委员长脸上一扫多日的愁云，紧皱的眉头也渐舒展开来。
正当委员长自发感慨之时，陈诚走了进来。
“委员长，刚得到前方来报:东孤岭防线以有160师接防。52师以转移到隘口，准备下一阶段作战。”
委员长扶着手杖从座位上站了起来，郑重地对陈诚说：
“辞修，伯陵指挥作战章法严谨，缜密有度，具古之大将遗风！党国有如此帅才，乃民族之大幸也！南浔线上的战事，你就放手让他去打好了……”
蒋委员长自己喜欢冷不丁地对下级的指挥插一竿杠子，便以己之心度人之腹，以为别人也和他一样。
好在陈诚一向言听计从，知道他的脾气，也不多说什么，只是顺着蒋委员长的话题，应道：“请委座放心，南浔线上的指挥，我会放手交给伯陵……”
“好，这就好，这就好……”
委员长对陈诚的回答似乎很满意。
陈诚突然笑道:“之前52师出了件匪夷所思的事。有一名叫唐桂林的上等兵，她一名非常出色的机枪手，杀敌无数。可没想到她是女的，后来经调查她还参加过淞沪会战……”
“哦～”委员长一下子兴致勃勃，道:“好啊，好啊。此乃巾帼英雄，军中花木兰！必须要好好宣传。”
“我已经派人着手此事了。”
“你做事，我是放心的。”
南浔战场有薛岳委员长很放心。长江北边由于“张鼓峰事件”和平解决，日二军已经开始向第五战区发起进攻，由于宋希濂各部在富金山一带顽强阻击，日第二损失惨重进攻缓慢。
现在委员长唯一担心的就是武汉的撤退问题。武汉会战的真正目的不是真的守住武汉，而是消灭日军的有生力量，从大战略上是从防御阶段转为僵持阶段。
随着南京的陷落和武汉会战的爆发，国民政府的立国方略已经改变，此时已由东部立国变为西南立国，国民政府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重心，正在紧锣密鼓地向西南转移之中。
早在武汉会战序幕拉开之初，蒋委员长就已下令：驻武汉三镇的各机关团体、厂矿、企业、学校，一律撤至重庆、昆明、宜昌、湖南、西安等地，这其中包括大量的兵工和日用品生产企业。
同时，为了防止南京大屠杀的悲剧在武汉重演，国民政府还令武汉居民和从东部逃亡过来的大批难民也一律撤出。只留下他的军事指挥机关，即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武汉指挥作战。
要将这么一大摊子家当在日军攻占武汉前撤出，显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是经历了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徐州会战之后仅剩的一点家当。
如今，外援已断，武器和日用品的生产就全指望这点家当了，这是国民政府赖以生存和继续抗日的根基和命脉。
这次大撤退的壮举空前绝后，大量的机器需要抢拆、抢装、抢运。如果完成这一壮举，“民生航运”将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此时此刻，委员长最要依赖只有卢作孚。
（PS：后世学者评价这次大撤退是中国工业史上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敦刻尔克大撤退”。可以这么说，卢作孚挽救了中国的工业。）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