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百六十二章 武装护侨
阿穆尔华侨总会在发给北京的长电中，甚至详细列举了出兵的理由，除了保护华侨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之外，也鲜明地提出了，此时正是从俄罗斯手里收回晚清所丧失的利权的好机会，并且趁俄国动乱之际，在远东地区进行经济上的抢先布局，总之，出兵“于侨民、于国际，有百益而无一害”。
除了北京之外，近在咫尺的东三省巡阅使张作霖和黑龙江督军孙烈臣，也收到了大量告急求援文电，“商民呼吁乞援之电，日必数至”，黑河商业协会甚至派出代表常住沈阳，不得出兵誓不罢休。
身在动乱灾区的中国外交官们，对华侨们呼吁祖国出兵给予理解和支持。中国驻海参崴总领事陆是元，在第一时间将海参崴的危机进展、华侨的艰难处境及热切盼望，急电传回北京，并建议中央“及早筹维，为未雨绸缪之计”。
但是，北京似乎相当为难，未能立即确定出兵。急不可耐的华侨们，说出来的话就不很中听了。
“黑河江北旅俄华侨会”公开指责北洋政府：“华商经营俄边界阿穆尔省，现值内乱、政乱，两党争权夺利，全省响应，华侨人口数十万，财产数万万，受该乱党扰害，实不聊生，屡请黑龙江督军进兵保护，苦无中央命令，未敢擅进，意将华侨生命财产置诸脑外。”
国务院随即进行了讨论，终于在３月１３日决定：派遣一艘军舰前赴海参崴护侨，由海军部负责落实。海军部在３月２０日指定了“海容”号巡洋舰担负这开天辟地的出国护侨任务。
其实，当外交部收到海参崴总领馆报告的第二天，就立即与海军部展开了磋商。此时，是１９１７年１２月１２日，距十月**爆发仅３５天，考虑到十月**波及到远东的时差，北洋政府的行动可以说是非常及时、迅速的。
对于派遣军舰护侨，海军部毫无异义，认为理所当然，但是，“现时国内多事，军舰不敷分布”，爱莫能助，只能通过外交途径为华侨尽力提供救助。
海军部的婉拒，绝非推托搪塞，此时国内的确是多事之秋。
这年７月，孙文在广东联合西南军阀等，发动第一次“护法战争”。海军总长程璧光率领北洋第一舰队，投奔了南方阵营，这导致政府手上能掌握的海军力量大为削弱。俄国内战导致华侨告急之时，祖国的内战也正打得如火如荼，各种势力在动听的口号下互不相让，纷纷指责对方“假共和”，宣称自己才是“新共和”。遥远的西伯利亚的华侨命运，也就只能留给当家当得焦头烂额的北洋政府去操心了。
对于海军部的婉拒，外交部却并不气馁，当天再度发函，要求海军部以华侨为重、以大局为重。海军部一时处在两难的境地，直到半个月后的圣诞节当天，才答复：依然是无舰可调。
更多的呼吁信涌向了北京。海参崴中华总商业协会、伯力中华商业协会等华侨社团相继到中国驻海参崴总领事馆请愿，１９１
年１
月
日，
陆是元总领事再次致电外交部，要求中央果断调集军舰护侨，“以慰华侨之恐慌”，“以壮华侨之胆”，并“派得力陆军驻扎东宁、虎林、图们江、绥芬河四处”，确保撤侨通道的畅通。
１
月１９
日，外交部将海参崴总领事馆的电报提交国务会议审议。依然被南方动乱搅得一团混乱的中央政府，同意了护侨之事。国务会议决定，由陆军部会同奉天、吉林两省，抽调陆军进驻图们江，保边护侨。２
月１６日，国务会议又决定，由吉林督军调兵绥远，保护伯力华侨。但考虑到出兵入俄将引发复杂的国际问题，军队不得越境行动，主要目的就是保持撤侨通道的安全与畅通。
控制东北的张作霖等奉系军阀，与控制北京的皖系军阀，并非同志加兄弟，各有各的小九九。但在护侨的问题上，双方罕见地保持了一致。奉天、吉林两省奉命，立即抽调了大批兵力。张作霖等还在华侨中推广自我保护办法：“一、财产造册送交俄官，以为损失索赔根据。二、紧急时悬挂国旗，标示华侨。三、各商设团自卫。”
但是，这种隔靴搔痒的办法已经无法应付俄罗斯越来越恶化的局势。２月份，布尔什维克在海参崴暴动，推翻了当地旧政权，却未能控制局面，海参崴社会秩序彻底崩溃。日本、美国、英国也已经派出军舰，进行武装示威。
此时，南方“护法”阵营围绕着拥护孙文还是拥护约法，发生了分裂。孙文希望借护法战争之机会，建立自己的军队，要求海军总长程璧光率舰队与他协同，攻击驻守广州的桂军。桂军乃是“护法”同志，如此内讧，遭到程璧光拒绝。孙文遂带人强行登上同安、豫章两艘军舰，并轰击广州城。程璧光事后下令撤除了同安、豫章两舰舰长的职务，但２月２６日，他就在光天化日下遇刺而亡。孙文与桂系相互指责对方是幕后的凶手。
护法军的内讧，令中央政府的压力大为缓解。２月２７日，也就是程璧光被刺杀的次日，中央收到了新任驻海参崴总领事邵恒睿的紧急报告，指出：日、英、美都以“护侨”为名派出军舰，作为协约国的成员之一，“我国既已实行加入战团，亦当速派军舰来崴，相机应变，不但得以保护侨民之生命财产，假令一旦失和，俄国退让之际，该三国对于俄国亦必有所要求，倘或咸争利权，提起分割租界事，该三国定收捷足先登之效，此千载不遇之机会，而我国侨民较诸他国众多，若无武力以作后盾，未免向隅矣。”
邵恒睿在发给北京的电文中说：“我侨民之众，关系之巨，处常之难，应变之险，远非他国之比。果真处于绝交或交战地位，又或猝值暴变，人有自卫之力，我何所持。人可鼓掉而去，我将焉往。前虑运粮为梗，我先受饿，兹虞风云莫测，我先蒙难”。
国务院随即进行了讨论，终于在３月１３日决定：派遣一艘军舰前赴海参崴护侨，由海军部负责落实。海军部在３月２０日指定了“海容”号巡洋舰担负这开天辟地的出国护侨任务。
“海容”号巡洋舰，是当时中国海军的主力军舰。甲午战争之后，清政府向德国伏尔锵造船厂订造了３艘军舰，排水量２９５０吨，分别命名为“海容”、“海筹”、“海琛”，军史上统称为“海容级巡洋舰”。３舰在１９３７年抗日战争中，均悲壮自沉于江阴附近的长江航道，以堵塞日本海军的进攻之路。
中国派遣军舰赴俄护侨，激怒了日本。此时的日本，正致力于建立中日的共同防卫体系，以便攫取自己在“北满地区”的特权。中国的单独行动，大大打乱了日本签订《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的计划。
可以说，“海容”号奉命赴俄，因力量依然单薄，对护侨来说，实际意义并不大，但这不仅是中国执政者第一次通过武装护卫的方式表示对海外侨胞的关切，更是在当时的弱势环境下，对日本逼迫的一次“软”对抗。
在日本的高压下，中央政府一边尽力敷衍日本，另一边敦促“海容”号尽快成行，将生米煮成熟饭。外交部不断催促海军部，“即日开驶”，并电告海参崴总领馆，切实做好“海容”号的煤炭、淡水、食品等补给供应。４月９日，在日本的一再责难下，“海容”号驶离国内军港，４月１６日在华侨们的欢呼声中，进入了海参崴港口。
此时的海参崴港口中，已经有了另一艘悬挂中国五色国旗的商船“飞鲸”号。“飞鲸”号属于国有企业“轮船招商局”，此次奉派前往海参崴撤离华侨。这也是中国政府第一次动用民用交通工具从海外撤侨。早在确定了“海容”号巡洋舰赴俄的同时，中国外交部就要求交通部和东三省地方，紧急加派机车、商船，从陆海两路加快撤侨。“飞鲸”号于４月１０日出发，先期到达了海参崴。
“海容”号巡洋舰抵达后，“飞鲸”号的撤侨工作得到了巨大的支持，当俄方禁止华侨们搬运两具棺木上船时，在外交交涉无效的情况下，“海容”号巡洋舰应总领馆的要求，“派兵四十名，登岸排立”，在武力面前，俄方边检人员也只能退让，“始得将枢装运”。“海容”号巡洋舰抵达后的第三天（，“飞鲸”号就满载了１１６５名华侨，起锚返航烟台港。
“海容”号巡洋舰在海参崴，还多次派兵登陆，前往保护因争夺工作机会而被当地人包围的华工。几次三番武装示威后，针对华人的暴力行为大为减少。
与此同时，中央宣布放松自上年圣诞节开始执行的对俄粮食禁运，对运往海参崴的粮食车队或船队，一律从速放行，以缓解海参崴的粮食危机。国内各地立即停办赴俄工作的护照，旅俄华工最多的山东全省动员，做好侨民的安置准备。
“海容”号巡洋舰进驻海参崴还不到一个月，“捷克军团”发动叛乱，远东局势更为混乱。
捷克军团全称是“捷克斯洛伐克军团”
，本是协约国武装力量的一部分。当时捷克斯洛伐克还在奥匈帝国统治下，为了争取民族独立，捷克斯洛伐克的侨民们组织了志愿军部队，加入俄、法等协约国的军队序列。而在东部前线，与俄军对抗的德奥军队中，不少捷克斯洛伐克士兵也投奔俄军，到二月**爆发时，俄军中的捷克军团人数高达５万。
十月**后，列宁与德国单独媾和。这支捷克军团宣称将加入法军队伍，继续对抗德国和奥匈帝国。新生的苏联政府为不激怒德奥，下令将该军团调往海参崴，并与该军团达成协议：抵达海参崴后，即行缴械，然后从海参崴登船返回西欧。列宁此举，一是为了避免刺激德奥，二是延缓捷克军团加入法军，三是由捷克军团搬运全套武器装备到远东，加强远东的布尔什维克的力量。但这个愿望随即落空。
捷克军团进入混战中的西伯利亚后，立即向布尔什维克开火，得到了各地“白卫军”、社会**党人和孟什维克的大力支持，沿途接连推翻并不稳固的苏维埃政权，到月初已经占领了乌拉尔、伏尔加河流域和西伯利亚的大部地区。刚刚泛“红”的西伯利亚，又回归了一片“白”色。
失算后的列宁立即着手弥补，建立了红军“东方面军”，对捷克军团和白卫军展开攻击。“白”方逐渐不敌“红”方，开始步步向东撤退。而支持“白”方的协约国，包括中国在内，开始积极部署营救捷克军团的使命。
毫无疑问，拯救捷克军团，为协约国干预俄国内战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借口，也为中国出兵西伯利亚护侨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
捷克军团事件，令远东华侨的处境更为悲惨。捷克军团切断了西伯利亚大铁路，至少２０多万华工滞留鄂木斯克和伊尔库茨克，发生了严重的粮食危机。日军虽然数次前来赈济灾民，却明确宣布华侨不在赈济范围，连购买赈济粮的资格都没有。
同时，管理远东地区的“白卫军”高尔察克政府，为了备战，积极搜刮民间财富，而华侨、尤其是略为富裕的华侨，成为主要的盘剥对象。白俄政府不断要求华侨换领“居留票”，进行勒索，１卢布的“居留票”，对华人却要收取１０卢布，军警严厉盘查，无票和过期者将被罚款甚至监禁。华人离境，只能携带５００卢布现金，超额的一律没收。日本支持下的谢苗诺夫“白卫军”，仅在１９１９年元旦一天，就从查获的７０多名华商身上，没收了高达６６５万卢布的巨额现金。
白俄政权之外，布尔什维克、日本军等，也纷纷印刷各自的纸币，强行兑换，令远东地区成为全球纸币币种最多、物价最为离谱的地区。加上各种政权强行征收高额税收，远东地区的华商被彻底地变成了“无产阶级”。而且，人身安全也得不到任何保障，针对华人的烧杀奸yin不绝于耳。“财产任便处置，生命随意蹂躏”，“数十万侨民生命日居釜底，千百万财产形若垒卵。”
远东华侨们再度向祖国发出呼吁：
出兵出兵
此时，协约国各国也在积极磋商出兵干涉俄国内战，日、美、英、法等逐渐形成了共识，而北洋政府也不甘落后，与协约国列强展开外交交涉，表示中国将随同出兵西伯利亚，“此次若协商各国公共出兵，我国对于参战应尽之义务，自应一致派遣一二千人，并以保护领馆、侨商”。与此同时，北洋政府行动起来，筹划利用这一良机收回被沙俄强占的一些主权，包括中东铁路的控制权。
北洋政府的出兵要求，遭到日本的坚决反对。日本所希望的，是将中国纳入所谓“中日共同防敌”的体系，中国只要提供基地和补给即可，日本军队将会协助保护华侨。日本人的如意算盘，是借机攫取在中国东北的更大利益。
北洋政府并不示弱，虽不能与日本人针锋相对，但还是实行了软对抗，将中国出兵的目的由护侨修改为“援助契克（捷克军团）为宗旨”。这一理由，得到了美国、法国的支持，美国甚至明确表示，北洋政府应自行掌控中东铁路。日本也不便继续反对，但提出中国出兵的人数不必多。
外交斡旋结束后，北洋政府确定出兵西伯利亚。出兵的真正目的有二，一是未雨绸缪，保障包括黑龙江航权在内的中国主权，防止在自己缺席的情况下，列强达成任何损害中国的协议；二是护侨。
月２日－日，日、美、英先后发表出兵宣言，正式对俄国内战实施武装干涉。日军的人数，最多时高达７２０００人，美、英、意、法等国军队分别达到９０００人、５００人、１４００人和１２００人。
月３日，已经在海参崴的“海容”号驱逐舰舰长林建章，被任命为“代将”，负责驻俄部队的全权指挥。
月２２日，北洋政府正式发表出兵宣言，陆军第九师抽调了相当于２个团的总兵力，人数达４０００人，包括步兵、骑兵、炮兵、工兵、辎重兵和机关枪部队，分６批陆续开进了西伯利亚，由团长宋焕章负责指挥。主要使命就是确保海参崴-双城子-绥芬河的撤侨通道。
中国军队的到来，大长了华侨的志气。驻俄部队不断派出小分队，应华侨的要求，前往执行拯救和保护任务。而在驻俄部队无法驻守的城市，华侨们开始成立自己的民兵组织“商团”，领事馆悄悄协助他们购置枪支弹药，增强自卫能力。
在驻俄部队的壮威下，在内战最为激烈的伊尔库茨克一线，中国外交官员不畏艰险，从莫斯科和哈尔滨联系调运火车，全程护送，仅１９１~１９１９
年就抢运出３
万名被困华工。
尽管中国出兵的公开目的是援救“白俄”，但白俄对华人的态度并未丝毫改变。
白卫军首领谢苗诺夫继续屠杀和抢劫华侨，１９１９年１月１日他“没收”了华商们６６５万卢布的高额现金后，７月份再度刷新此纪录，华商们１０００多万卢布被“没收”。
谢苗诺夫丝毫不顾“友邦”情谊，排华暴行越演越烈，干脆宣布在他的管辖范围内，没收华侨的全部财产，禁止华侨居住。
是可忍、孰不可忍。
驻俄中国军队的枪杆子也不是摆设，在外交抗议的同时，他们并没有龟缩在“顾全大局”的乌龟壳里，而是勇敢地抗击，向敢来骚扰的“友邦”“白卫军”开火。同时，驻俄部队也分兵进驻伯力、双城子、海兰泡等地，武装护侨。
为对抗谢苗诺夫军队，在黑龙江督军鲍贵卿的多次催促下，中央制定了更为详尽的“境外出兵计划草案”，计划在俄境的大乌里、格林木斯克、赤塔、大乌金子、伊尔库茨克等地驻兵，但最终未能实施。
这其中，最大的一起“摩擦”事件，就是所谓的“庙街事件”，中国军队面对俄罗斯白卫军、以及日军，勇敢地用枪杆子捍卫自己。
北洋政府出兵入俄的同时，为加强中俄界河的防务，中央宣布将驻守长江的“江亨”、“利捷”、“利绥”等３艘小炮艇和“利川”号武装拖船，调往东北，扩建“吉黑江防舰队”。
这是一支吃水很浅的江上舰队，却必须从海路赶往东北。为此，由海上运输舰“靖安”号拖带护送。舰队由“靖安”舰长甘联趝指挥，在１９１９年９月上旬到达庙街，进入黑龙江，“靖安”舰南下返航，舰队指挥权交给“江亨”号炮艇艇长陈世英。
中国收回三江的航权，这自然是俄国人和日本人所不愿意看到的。舰队需在黑龙江封冻前赶往“吉黑江防舰队”司令部哈尔滨，但行进到西伯利亚大铁路桥附近，遭到白卫军和日本军队炮火阻挠，不许西下。因此，舰队被迫停泊在庙街，随后，黑龙江封冻，舰队只能在此等待开春。
此时的庙街，驻扎了俄罗斯的白卫军和日军，日军还有４艘驱逐舰和１艘巡洋舰。平日里，白卫军与日军对这里的２０００多华侨予取予夺，双方矛盾极深。
１０月份，苏联红军开始攻打庙街，白卫军要求陈世英的舰队为他们协防，遭到陈世英的拒绝。不久，红军攻入庙街，白卫军撤离，红军将负隅顽抗的日军包围在日本领事馆内，但因为缺少重武器，难以攻克。这支红军部队纪律还算不错，对华侨并未骚扰。因此，当他们拜访陈世英，希望从中国舰队的炮艇上拆借几门大炮时，陈世英及各艇指挥官们经过会商，爽快地答应了。于是，“江亨”舰的１门边炮、“利川”舰的１门格林炮及一批炮弹，“借”给了红军。在中国大炮的帮助下，红军迅速攻占了日本领事馆，击毙日军数十人，俘获１３０余人。次年春天江面解冻，在此兵力单薄的红军主动撤离，撤离时指挥官下令将日军俘虏全部处决。
日军卷土重来后，发现了“惨案现场”，并通过炮弹弹壳发现了中国军队支持红军的证据，恼羞成怒，派出军舰包围了中国舰队，并通过外交渠道提出抗议。
陈世英一面矢口否认，推卸得一干二净，一面积极备战，准备在庙街与日军决一死战。双方相持数月，在协约国各国的调停下，调查最后也无法证实中国军队协助了红军的进攻。中国军事法庭因此仅判处陈世英革职，“永不叙用”，而日军也无奈解除了对中国舰队的包围。“永不叙用”的陈世英后来悄悄更名为陈季良，依然在海军中供职，到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已经高居海军部政务次长兼第一舰队中将指挥官，亲自指挥了抗击日本海军的江阴海空保卫战。至于下令处决日军俘虏的苏联红军指挥官，则在日苏两国就“庙街事件”谈判时，被苏联军事法庭判处死刑。
除了“庙街事件”之外，北洋政府在中东铁路的问题上，也利用中国出兵西伯利亚的有利机会，大举动作。
１９１７
年１２
月，哈尔滨中东铁路路区发生了布尔什维克暴动，在俄方请求下，北洋政府派兵干预，解除了布尔什维克的武装，并部分收回了中东铁路的管理权与监督权，为撤侨工作及不久后的出兵提供了保障。１９１９
年月，北洋政府宣布在哈尔滨正式成立警察总局，从俄国人手中收回了大部分警权。
协约国进行共同干涉期间，中东铁路被纳入国际共管，但实际上主要由中国进行管理。１９２０年，协约国陆续从俄国撤兵，中东铁路的国际共管局面即将结束。由原沙俄政府任命的中东铁路管理局局长霍尔瓦特，为了对抗日本人扶持的谢苗诺夫政权，公开发布告示，宣称由他负责中东铁路范围内“俄民之国家统治权”。
黑龙江督军鲍贵卿立即向霍尔瓦特发出通牒，中东铁路完全属于中国领土，绝不容有第二国施行其统治权。在中央支持下，双方展开十余次谈判，中方工人开始全面罢工。当霍尔瓦特计划调动俄国护路军镇压罢工工人时，鲍贵卿向他发出最后通牒：俄军俄警的武装必须一律解除。霍尔瓦特试图反抗，但鲍贵卿迅速派出军队，强行解除了俄国护路军及哈尔滨市俄国军警的所有武装。这是近代史上中国军队第一次依靠武力收回国家主权。
北洋政府还展开了一系列收回国权的动作：
废止《中俄蒙协定》，出兵外蒙，１９１９
年１１
月外蒙撤销自治，几乎成功回归中国；
积极提出修改《中俄伊犁条约》，与苏联地方政府在１９２０
年５月签署新的局部通商协定，废除了旧约中的不少不平等条款；
１９２０
年９
月发布大总统令，废除俄侨领事裁判权，收回俄租界；
１９２１
年
月，《中俄伊犁条约》第四次十年届满，因无俄方政府可谈判修约，１９２２
年１
月以大总统令方式宣布废止俄商陆路减免税特权
一个虽仍羸弱，却正在不断崛起的中国新形象，正出现在世人面前。
但是可惜的是，在列强、尤其日苏两大强邻的操纵下，本该专注于国家建设的中国，却被深深卷入了争权夺利的内乱之中，城头变换大王旗，华侨再度成为被遗忘的弃民。
随着协约国军队陆续撤离，北洋政府也宣布从俄国境内撤兵。中国历史上首次武装护侨、撤侨告一段落。
苏联政权发布了两次对华宣言，宣布放弃沙俄攫取的在华特权。这曾经被讴歌为苏联的伟大情谊，而实际上，其所宣布放弃的特权，大多已经被北洋政府在此期间实际收回，苏联即使不放弃，也无法实际行使。
说到这，常言意语气沉重地道：“中国从中苏谈判所得的利益，并不一定是苏俄高兴给的，其实苏俄简直没有供给这些利益的能力。譬前俄帝国和中国缔结的不平等条约，自民国六年俄国帝制灭亡后，已不再为中国承认。纵使这一次苏俄政府不肯放弃前俄帝国与中国缔结的条约，苏俄也没有法子使中国承认。
新生的苏联那动听的‘主义’之歌，只是其在国际孤立、四面楚歌状态下的缓兵之计和‘合纵连横’之策。实际上，其脚跟尚未站稳时，远东苏维埃政权就悍然宣布，中东铁路界区为苏联领土。
１９２１年初，海兰泡、伯力等地再度发生排华事件，应侨胞要求，北洋政府在６月份再度‘派军舰江亨赴黑河，利捷驻三江口，利绥、利川赴伯利，专备保护侨民之用’。”
“可惜啊，可惜啊。”高飞也在那里轻声叹息。
当时的北洋政府焦头烂额，一边要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一边要应对山头林立的国内各派势力，正在扯旗放炮武装暴动的**党，牵制了政府的大量兵力。但即便在这种情况下，“黑暗、腐朽、反动”的北洋政府，也顶住各方压力，下令出兵西伯利亚武装护侨，甚至不顾日本的威胁警告。
这是中国数千年历史中，执政者第一次在海外动用军事力量，以保护侨胞的利益和安全。那一年，全世界都对中国刮目相看。
高飞甚至回到了那一年，他看到了４０００名中国陆军、１艘中国军舰，在五色国旗的引领下，开进了海参崴、开进了西伯利亚，开进了那片林海雪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