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三节 筑城之争

  动静闹得太大了,惊动了官府。
  沿淮镇抚使兼扬州知州许份找上门来,他不反对筑城,一点都不反对,而且大力支持,公主认为扬州的城防不稳,愿意拿出私财来修城,他鼓励还来不及呢。
  许份表示,既然公主有意修城,两道城一起,应该互相呼应,他建议增加一条甬道或者夹城,将两座城连接起来,一旦发生战争,可以互相援助。
  李慢侯不同意,他筑的城位于最高的蜀冈上,往东南有一片坡地,比扬州城地势高,当地人称笔架山,有一些树木生长,有这片地并不是坏事,一旦要出击,这里是最适合的集结位置。一旦用夹城将这片坡地圈起来,大军要出城就复杂了。
  两座城本身都被瘦西湖水道围起来,筑城就已经很安全,还要继续修筑夹城,完全没有必要,反而限制自身机动。没能说服李慢侯,许份跑去忽悠公主,公主被说服了,又找李慢侯,李慢侯一番说辞,公主又被说服,公主太容易被说服,但是跟以往一样,最后都会支持李慢侯。
  这只是很正常的公务冲突,李慢侯没有当回事,可他没想到,许份上书竟然弹劾他。
  文人的小气劲让他有些傻眼。
  也让他很愤怒,这不是小气,这是歧视。因为他很确信,如果是另一个文官,哪怕是许份的手下跟他有冲突,他都不可能上书弹劾,他反而会息事宁人,以显示他的宽宏大量,可一个武官竟然敢拒绝他,否定他的建议,他就认为这是羞辱。
  而他的弹劾还真给李慢侯惹了不少麻烦,执掌相印的李纲特意发来公函,要求扬州一应兵马,都归帅府节制。
  李纲的意思是明确权柄,担心公主府的存在,影响到沿淮帅府的职权。
  但这也没有影响到李慢侯的建城方案,因为这是公主府掏钱建的城池,建城并不是什么军事行动。
  当然许份跟李慢侯之间,不在可能有什么合作,很快也没什么冲突了,因为李慢侯不久之后就离开了扬州,北方局势越来越恶化。
  最近的形势极其古怪。匪患突然大规模爆发,到处都有小股匪徒滋扰地方。包括江南地区也不例外,这让李慢侯很忧心。显然李纲实行的高度刚性的备战政策,已经让半壁江山有些难以承受。
  各地发来的物资源源不断流入江北,尽管官府名义上并没有提高税负,只是对大量富人进行了临时性摊派,就像南宋文人说的那样,各地豪强乐于输纳。可是地主豪强的这些输纳,不是平白的,官府从他们手里拿走了大量积存的财富,他们是不会降低生活质量的,他们会向下转移压力,地主们开始普遍加租。加租的结果无非两种,一种是佃户咬牙接受了,第二种是承受不来退佃了,退佃后的佃农就脱离了土地,一旦短时间内找不到其他替代谋生方式,就会成为流民。
  这种内生性的流民形成,是非常可怕的,意味着社会的承受力已经到达边缘,随时可能崩溃,大规模农民起义往往就是在这种氛围中萌芽的。不过这种形式的流民,比较分散,凝聚成流民群体需要时间,社会有消化的机会。即便偶尔有佃户联合抗租,也容易被镇压,都不用官府出面,大多数地主自己就能镇压了。这就是所谓的镇压在萌芽状态。
  真正引起江北大规模匪患的,其实是杜充掘河的后果。掘河后,开封以北大范围泛滥。直接淹死了二十万人,受灾的人口更是超过百万以上,开封西北部数个县受到波及。
  这种黄河泛滥,并没有史书上记录的那么简单,说黄河立刻改道南流,没那么容易。淮河可没有随时为黄河准备着河道,黄河泛滥后,首先是大范围的黄泛区。黄河水流量不大,可是含沙量特别大,覆盖范围很大,实际上并不是整个地区被淹,河水聚集在低洼地带,大范围形成泥泞覆盖,尽管这阻止了金军骑兵,可是大片农田颗粒无收,本就已经连续遭受金军劫掠的河南地带百姓,瞬间就失去了活下去的希望。
  河北是金国占领区,无数巨寇横行,流民只能向南。官府根本没有救济上百万难民的组织能力,流民为了活命,要么自发的组成匪帮,要么只能加入其它匪帮,如洪流一样开始冲击南方的正常生产秩序,崩盘的多米诺骨牌被推倒了。
  与此同时,康王赵构这段时间捷报频传,黄河决口之后,康王上书说金兵进攻开封的可能性已经不复存在,他恳请带兵进入山东平乱。李成等巨寇逃到山东之后,一直没有安生,依然继续打家劫舍,山东地面上很乱,李纲朝廷完全没有多余的部队去镇压,康王现在有了余力,没有道理不同意。
  康王赵构历史上是一个逃跑皇帝,可实际上他手里是有一只强大军队的。他在河北的时候,各州县的精锐军队都向他汇聚,除了宗泽被排挤出去之外,其他部队一直跟着他。这其中还有大批从陕西出来勤王的西军。
  河北最精锐的军队都在康王手里,而这些军队的指挥官中,也不乏猛人。中兴四将中的刘光世、韩世忠、张俊此时都在康王麾下。南宋四大名将他手下占了三个,大量曾经在河北作战的一线部队都在他手下,有兵有将,打击李成这种流寇,其实不算难事。
  随着一封封捷报,以及在开封镇守的两年时间,已经让康王勇武之名传遍天下。这种诡异的风向,让李慢侯都有些开始怀疑历史走向。赵构这个逃跑皇帝勇武之名响彻天下,粘罕这样的死硬主战派同意给宋朝一个宽松的和平协议,这些都跟李慢侯的认知出现了偏差。
  他虽然怀疑这些都是粘罕制造出来的迷雾,他甩出一个宽松的条款提现他的宽大,却又抛出一个称臣的要求,让李纲集团跟皇帝走向对抗。
  但赵构这边,李慢侯就真的看不明白了。难道说是因为跟宗泽一起在开封镇守期间,赵构亲眼看到宗泽一边努力修复盐税法,恢复开封经济,甚至重新积攒了大量物资的奇迹,同时还能维持数十万义兵,看到这些义兵也能跟金兵你来我往交战,让赵构改变了性格?
  这是有可能的,毕竟赵构此时还只是一个二十郎当岁的少年,性格可塑性很强,正是世界观形成时期。跟在宗泽这种人身边,哪怕两人政治理念冲突,也有可能受到感染。
  赵构剿匪当然是好的,唯一的坏处是,他在山东的军事打击,将大量流寇比如了淮南,进一步造成淮南地区的混乱。
  于是李慢侯开始频频被要求剿匪,都不需要请战。扬州以东的泰州、通州,西北的兴华,北边的承州,西边的真州,都相继有匪患报告。而这里的军队既无力镇压,也缺乏机动性追击流寇,从楚州开始各州县开始向扬州求援,希望公主护军能配合他们镇压叛匪。
  李慢侯于是开始四面出击,跟各地的军队相互协作,其实更多的是独自出击,因为大部分军队,都只管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根本不积极去剿匪,匪徒一旦流出了他们的辖区,很少有人去追击的。
  李慢侯自己,带着两百精锐骑兵,与林永一起行动,他依然需要向林永学习。而他手里其他部队,李慢侯下了一个很大胆的命令。只要接到报警,允许各只军队自行出击。他从纪律第一,还是随机应变第一的军事学思辨中挣扎了出来,其实就是一个放权与集权的政治问题,所谓一抓就死,一放就乱。索性给基层军官最大的自由裁量权,让他们充分发挥能动性,期待最后能博弈出一个最优的平衡。
  战斗大多数都是碾压状态,流民的数量增多,可组织性下降,绝大多数都远远不如花马刘的水平。最大的困难是如何安置,如果能安置,其实匪患都算不上是匪患。往往是击败一股流民,交由当地官府安置,转头这股流民就又开始作乱,因为当地官府没有安置好。
  这让李慢侯疲于应付,而且还有许多仗没法打,不是打不赢,而是打不了。黄河泛滥之后,尽管还没形成夺淮入海的局面。水流已经开始经过黄泛区,找到了合适的渠道,侵入了一些淮河流域的河道。黄河从决口处,一支继续沿着旧河道北流到天津入海,一支往东渗透进了梁山泊,接着经由梁山泊往东由济水出海,还有一支直接泄入古汴河,汇入了泗水,通过淮河出海,这只正是夺淮入海的南流黄河。
  不过在北流没有中断前,南流黄河尚未造成巨大的灾难。除了黄泛区外,只是在淮河流域制造出了一批湖泊,因为淮河自身的水量无法通过淮河河道通畅的入海,就向低洼处开始堆积,甚至通过大运河流入长江。而原本的运河,其实是从长江引入水源的,此时河流流向直接逆转了。
  流通不畅的淮河,在扬州以北的高邮军积压,形成了一连串湖泊。许多百姓落草在湖泊中,成为水匪。这让李慢侯的马队完全无计可施。不管是招降的花马刘这样的流寇也好,还是林永这样的西军军官也罢,都不擅长水战。
  李慢侯带兵在高邮湖已经折腾了大半个月,始终抓不到登岸劫掠的水匪的踪迹,这一日突然遇到了一个书生,其实是文官,作书生打扮,他要进湖诏安水匪。
  李慢侯亲自带兵护送着书生进了高邮湖,等了三天,书生出来了,大功告成!
  这书生原本是汴京的太学生,考中进士后,当了太常簿。当金军围城的时候,他就在城内。亲自见证了金人的野蛮和凶残,当金兵在城外杀人如割麻,臭味传百里的时候,他并没有被吓到。
  当姚仲平劫营的时候,他也没有一味的主战,反而弹劾了李纲专权。当金兵撤围,赵楷宋城继位,召回李纲,他在朝中没有容身之地,自请留守开封,一直跟随赵构。
  但他跟赵构身边的那群逃跑分子不同,他是主战的。他是四川人,可他却认为中原才是天下根本,不能放弃。他认为关陕关乎天下安危,当跟他一样在赵构身边南逃的官员一个个偏安临安的时候,他自请去川陕跟金军主力作战。
  这书生叫张浚,今年三十二岁。
  张浚诏安的水匪叫薛庆,而张浚之所以到高邮,是因为他追随的康王赵构,已经追击巨寇李成南下到了楚州。
  赵构到底是南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