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十四章 死守社稷赵官家
经过百官之前的激烈争吵，留下来继续议事的宰执们终于有了灵感，各自都想出了应敌之策，并纷纷向皇帝进言。
但听完宰执们的高见之后，大宋皇帝赵桓的脑瓜子更疼了。
真正能通过各种黑白规则走上高位的文武官员没有一个是真傻子，任何异常行为背后也必然有其原因。
大同都摆明车马就是要灭宋了，众臣居然还在纠结要不要割地这种离谱的问题，只能说这样的想法太具有普遍性了。
或者说，一直装睡的大宋精英们装着装着就真的睡着了。
由翰林学士直接提为中书侍郎的何矯便是还在梦游的人之一，其人好似还没有意识到大同灭宋之意有多坚决，仍在纠结实际已经没有必须要再讨论的淮南问题。
“淮南之地，割之则伤两淮军民之盼，不割则寿春、光、濠、楚等州府已失，不若任之，但饬守备以待。”
而少宰唐恪到底是多当了一段时间的宰相，看问题就比何矯要清晰得多。
其人已经意识到了大同是玩真的了，更清楚南阳也守不住的现实。
并建议皇帝留太子居守南阳府，然后带文武百官以亲征为名西幸秦雍之地，待敌攻势减弱后再图恢复。
种师道病故之前就曾上书请天子西幸陕西，朝廷为此也讨论过一次。
结论是去了陕西就回不来，最终还是得亡国。
唐相公到现在还说这些没意义的屁话，如其说是向天子进言提建议，还不如说是看到了危险却没能力解决问题的干嚎，自然遭到了其余宰执的鄙视。
于是，这帮人又是一顿吵。
赵桓到底是遗传了道君赵佶的部分优秀基因，虽然皇帝做得极其窝囊，基本的鉴别力却是不缺。
在众人的吵嚷，其人终于想明白了究竟谁怎么回事。
赵桓其实比大部分臣子都清楚正乾皇帝这次是玩真的，大宋逃不脱即将灭亡的命运，但他还是不想背这个亡国之君的骂名。
哪怕最终还是要做亡国之君，也要召集文武众臣来进行大朝议，百官共同决定大宋该不该亡怎么亡，也好过让他一个人来背亡国的黑锅。
可这帮臣子要么是真糊涂，要么是装糊涂。
没有一个人上当，都故意避开大同真要灭宋这个敏感话题，就死揪住可以算是“无关紧要”的淮南问题不放。
吵吵嚷嚷了大半天，自然什么结果都没能吵出来。
赵桓在朝会上早就憋出来一肚子火，又想到迟早都得面对的亡国之君命运，见众宰执到了这个时候还再玩这一招瞎扯蛋，也是彻底没了耐心。
由是，众宰执正争吵不休时，大宋皇帝突然以足顿地，大叫道：
“都别吵了！朕意已决，哪里也不去，朕就留在临安，以死守社稷！”
皇帝态度坚决地定下了调子，本就没有想出什么良策的宰执们终于松了一口气。
反正跑与不跑大宋都要亡，还不如留下来搏一搏。
有了明确的方向，随后的讨论就简单很多了。
天黑前，大宋君臣终于拿出了应对大同灭宋之战的行动：
其一，建南阳、河南、河中、扬州四个都总管府，分总四道兵马，以集中力量抵抗同军即将展开的全面进攻。
其二，下哀痛诏，命京西、淮南、永兴军路等路帅臣传檄延边各军州，紧急情况下不必等待朝廷诏令，可便宜行事。
特别之时必行特别之事。
大宋一直被大同按着打，很重要一方面就是军队没有战斗力，怎么打都打不过。
宋军脱胎于五代藩镇，当初也是非常能打的。
后来被废了武功的原因有很多，归根结底其实就是矫枉过正，朝廷对军队防得太死，使其失去了很多作战欲望和灵活性。
现在大同已经明确提出灭宋的口号，大宋危在旦夕，也顾不上什么祖宗之法了。
先赋予一线军帅更多的自主权，所有的一切都等赶走了同军挺过眼前这关再说。
其三，召天下豪杰再次入京勤王。
上半年才结束的同宋战争，最终赶到临安城下的各地勤王兵马实际仅有几万人，且因为行动迟缓，基本没有发挥什么实质性的作用。
更多的地方明明有兵却以各种理由拖延不前，或者借勤王的借口行不轨之事。
因此而留下的诸如淮南李成、荆湖钟相等烂账到现在还没有彻底处理掉，再次下诏勤王绝对会让各地出现更大的动乱。
但都已经到你死我活的关键时刻了，多一分潜在的力量也好。
反正正乾皇帝在讨宋檄文中已经明确指出了这天下要么姓同要么姓宋，不存在第三种选项，所有妄图借改朝换代之机行割据之实者都会受到大同帝国的严厉打击。
这份檄文既是宣布了大宋的死刑，也是对还没有彻底断气的大宋进行保护。
天下之争实际就是同宋之争，大宋王朝最终只能死在大同帝国到手里，任何阴谋家要想在这期间搞事，都要先掂量一下自己的斤两。
只要大同一口吃不下整个天下，大宋就还能苟延残喘，自然无所谓作死。
其四，诏用蔡京、童贯所荐人。
蔡京和童贯二人是大宋官方认定社稷败落至此的罪魁祸首，这两个奸臣一个病饿交加死在了潭州，另一个也被枭首示众。
可事实却证明道君太上皇的眼光的确很厉害。
这二十多年来，大宋还真就没有人比蔡京、童贯二人更强。
不管承不承认，这两人的能力要比今上登基后所用的十几个宰执加起来还要强。
众臣之前痛打落水狗，受到处理的可不止蔡京、童贯等大奸臣，还有很多他们一手提拔起来的能臣干吏。
如今罪魁祸首已死，他们的党羽便难以再兴风作浪，该用还是得用。
国难当头就得精诚团结，方能共渡难关。
其五，禁京师民以浮言相动者。
人心，大宋还能苟存的关键是“人心”。
前线的仗究竟如何打人心如何乱朝廷已经管不了，近在脚下的京城人心若是还不能安定，朝廷就真的什么也指望不上了。
幸好，这次皇帝表现出了少有的果决。
赵桓“以死守社稷”的豪言通过何矯等人传出宫外后，倒是稍稍振奋了临安人心。
大战在即，赵官家却对这届宰执很不满意。
忍了两日后，下诏罢中书侍郎何矯，改知南阳府，以尚书右丞陈过庭为中书侍郎。
……
大宋都城临安勉强安定了些许，各地的情况却在持续恶化。
皇帝的口号确实很有感染力，却没法感染到最需要朝廷增援的前线官兵。
同军由淮南寿春府率先发起攻击后，各地的坏消息就接连不断传入京师。
十一月初三，同军第五军张雄部进攻光州，李成告急。
十一月初五，同军第五军陈达、季闯两部同时突破濠州、楚州防线，淮南东、西两路全线告急。
十一月初六，光州沦陷，李成仅率数百残兵溃逃。
十一月初七，楚州治所山阳县陷落。
楚州兵马都监贾亶死守城墙不退，亡于同军炮击之下，尸骨无存。
城破之后，知州张克戬犹组织兵马与敌人进行巷战，直至最后退守官衙。
其人乃着朝服，焚香，西向拜舞后自尽，张氏一门八人同死。
同一日，同军张雄部攻入光州。
十一月初八，濠州治所钟离县陷落，知州谢淼于混乱中不知所踪。
同一日，同军第四军马麟率兵南下开封府，攻入京西北路的陈州。
今年初，同军第五军便攻陷过陈州，并在该地做了大量的民政工作。
乡民闻同军再至，皆箪食壶浆以迎王师，治所宛丘城内亦有百姓骚动。
知州刘汝博抓获了一些闹事者并治以内奸之罪，这种战时恐怖政策不仅没有稳定城中秩序，还造成了更大的骚乱。
北城门守城官见势不妙，主动开城迎同军入城，陈州轻下。
与此同时，在两浙路蛰伏许久的同军第六军军正关胜也亲率主力西进，攻入越州以西的杭州境内。
六年前，方腊为祸两浙路，杭州治所钱塘、仁和两县遭贼军方七佛部屠城六日。
其后，方七佛在秀州治所嘉兴城下遭千里南下的徐泽重创，仓惶退回睦洲时，又在杭州放了一把大火，以期迟滞同军的行动。
遭到连番劫难，钱塘、仁和两县百姓十不存一，生计无着。
最绝望之时，是徐泽挪用军粮抚慰赈济，并安排麾下军士帮助百姓重建家园。
由此，同军与杭州百姓结下了深厚的军民鱼水情。
赵宋朝廷接手杭州后，为了自己的统治稳固，一直在做“去大同化”的工作。
但公道自在人心，仅仅六年时间还不足以让纯朴的百姓遗忘谁才是敲骨吸髓的恶人，谁又是自己真正的救星。
新任知杭州事刘豫到任杭州后，便面临明州同军西进的极大压力。
为了自己的官帽子，其人残酷压榨治下百姓，沿浙江、钱塘江西岸修筑了一道高近九尺的围墙，以隔绝杭、越两州，期望借此阻挡同军突入。
事实证明，抛弃民心者不配拥有天下。
当同军前锋鲁智深部出现在西兴镇后，杭州守墙宋军便主动拆除了部分围墙，喜迎同军入杭赶走朝廷狗官。
随即，杭州守军兵变，刘豫仓惶携其子刘麟、刘猊逃亡。
途中，刘麟为抢夺民马而伤人，遭愤怒的乡民围攻，被随后赶到的同军斥候发现。
刘麟自负勇力，在反抗抓捕中被毙当场，刘豫、刘猊二人就擒。
两日后，关胜部士师王闻之组织公判大会，民怨极重的刘氏父子被处以斩首。
正乾皇帝再次发布《讨宋檄文》后，大同帝国便兵马四出，以狂风骤雨之势，疯狂摧残大宋这栋破房子。
事到如今，大宋君臣迫切需要盟友的救援。
对！
大宋王朝是有盟友的。
上半年同宋两国停战后，意识到独木难支，赵桓在臣子们的劝说下，多次派使前往兴庆府，急欲和夏国结成更加亲密的关系。
夏国国主李乾顺也因为王后绝食而亡、世子出走大同、被迫割让浊轮川等一系列事件而声望大损，也需要与大宋缓和关系。
其人乃公开接触宋使，以展示夏国有摇摆于同宋两国之间的实力，并遣使入宋。
断交数年后，夏国再次来贡，无遗给迫切需要外援的大宋君臣注入了强心剂。
为了表达结盟的诚意，大宋勒紧裤腰带给夏国送钱粮，为的就是夏国在关键时刻救援大宋。
现在便是关键时刻，夏国也终于做出了选择——出兵进攻大宋秦凤路西安州。
为了平定各地动荡并应对大同的再次征讨，大宋朝廷这一年来不断从陕西诸路抽兵，送往边地的钱粮也不断缩水。
再加上国势晦暗，宋夏结交等形势影响，使得大宋边境的防御力量极其薄弱，民心士气也极为低下。
由是，大宋耗费了无数钱粮修筑的西安州防线在夏军的攻击下，仅仅坚持了十天时间便宣告陷落。
在此期间，朝廷收到了西安州告急，却没有做出任何反击的表示。
赵桓等人寄希望于夏国吃饱了就会退回去，甚至返身帮助大宋攻击大同。
结果，夏人攻陷西安州后，便迅速挥兵东进，再攻怀德军！
屋漏偏逢连夜雨，船迟又遇打头风。
接连不断的坏消息传到临安，逐渐意识到大宋社稷真要灭亡了，朝臣们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频繁上书献策。
在臣子们不断劝谏下，“以死守社稷”的赵官家也坐不住了。
赶在同军尚未攻入南阳府之前，赵桓听取了门下侍郎耿南仲的意见，急召康王赵构入宫，赐其玉带，并委其再使大同之重任。
大宋皇帝许给赵构的条件是割让淮南两路和两浙路，以及巨量钱粮物资和二十一字尊号等，只求大同息兵，一切都好说。
为防止正乾皇帝答应了停战，淮南和两浙路却又冒出臣子抗命不遵的情况。
赵桓随后又遣中书侍郎聂山、尚书左丞王矪两位宰执重臣提前携带割地圣旨，分别前往两淮和两浙路，以督导地方官员立即向大同移交统辖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