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八章 乱起圣人乡
孔端操学着当日孙石的样子，以手指蘸上茶水，在桌上写下了五个字：
“孔子改制考”！
这五字似是欲要跃出桌面择人而噬的上古凶兽，让孔端友不敢正视。
其人甚至连大同帝国需要孔子改什么“制”，又从何处“考”都没有询问，便以“我需静静”为由，将胞弟赶出了书房，留下自己单独思考这个要命的问题。
呆坐良久，直到桌上的字迹因茶水挥发完全淡去，已经看不到半点痕迹，孔端友才稍稍理清了头绪。
孔子因儒学而尊，孔氏又因孔子而贵。
春秋战国大争之世，儒家能在百家之中占据一席之地并成为显学，孔子功不可没。
但若是没有董子“推明孔氏，抑黜百家”，促使汉武帝将儒学确定为大汉帝国的正统思想，孔子在儒学上的造诣再高，也只能是一门一派的集大成者。
便如墨翟相对于墨、老聃相对于道、韩非相对于法，无论他们生前多么辉煌，死后都要面临学术居于旁末，后裔泯然众人的结局。
儒家表面复古，内核却是疑古。
千百年来，儒学多次大发展都是以古为名，借古论今，解决现实的社会问题。
从这点意义上讲，孔子虽被众儒生尊为儒家圣人，但儒学这些年的发展成就却不属于孔子独有，更不可能属于其后裔私有。
谁要是当真了，谁就是读书读坏了脑子的真傻子。
正因为如此，造反起家的正乾皇帝虽然多有惊世骇俗之言，却从没有攻击孔子的地位，也没有否定儒家的贡献，而是循循诱导儒生们走上歪路。
以其这些年的所作所为来看，“孔子改制考”肯定借孔子之名重塑儒学的根。
最终有多大的效果不重要，重要的是态度。
因尊孔尊儒而富贵千年的孔氏子孙，如今却要借先祖之名伪称改制，可见“格儒”之道势不可当，就连孔氏子孙也要急着改换门庭。
孔端友敢肯定，孔氏一旦这样做了，就是自绝于天下旧儒。
从此之后，孔氏子孙便只能在伪学“格儒”这条道走到黑，再没有回头路。
当然，有了这份“投名状”，孔氏肯定能换来大同帝国的礼遇。
孔端友毫不怀疑正乾皇帝有改天换地的决心和能力，只要大同帝国日后一统天下，孔氏凭借这份“投名状”，至少一两百年内不用担心家族的命运。
可万一正乾皇帝的大业半道而殂，大宋中兴，天下再次回归旧秩序，卖祖附逆的孔氏又该何去何从？
孔端友的见识并不比平常人差上分毫，但生而富贵，数十年来都没有经历过什么磨难，终究少了一份“光棍劲”。
枯坐至晚饭时分，其人还是无法作出抉择，饭也没心情吃了，径直前往从父孔传的宅院，与其商议至半夜方回，又召孔端操密议。
次日大早，孔端友不顾疲乏，遣人通知各族老，下午召开孔氏宗族大会。
孔氏宗族大会召开的时机非常突兀，议题更是惊人。
会议一开始，衍圣公便宣布其人决意奉天子诏，带族人南迁。
历经千年的繁衍，孔氏族人早已遍及整个仙源县的社会各阶层，就连孔府内的异姓仆人，实际上也是之前改姓的孔氏子孙。
不用专门调查就能知道，出了五服的孔氏族人绝大部分已经沦为了底层贫民。
所谓“带族人南迁”，自不可能包括他们。
甚至，在共建会已经初步掌控仙源县的情况下，为了自己的安稳生活，这些人不仅不会走，还有极大可能会阻止孔氏嫡脉出逃。
这也是孔端友定下决心后就急着开会的原因——再不走就真有可能走不脱了。
一旦涉及到切身利益，不仅是事实上与嫡脉成了两个世界的孔氏下层不愿意走，上层也有很多人无法理解衍圣公的举动。
大同帝国事实控制了袭庆府后，确实没有礼遇孔氏的积极行动，但也没有特别针对。
只是先压一压孔氏的傲气再册封，不是常规操作么？
本地共建会的行动如其说是来自大同帝国的恶意，还不如说是孔氏内部本身的矛盾。
仙源县本就不是什么人间乐土，宗法之下孔氏子孙也分三六九等，照样有各种无法回避的尖锐社会矛盾。
有没有大同帝国和共建会组织，这些矛盾都一直客观存在。
以前也有人闹过，只不过以往是以宗法处理内部问题，现在变成了共建会协调处置而已。
但千年来的宗法惯性哪是那么容易去除的？
在孔氏子孙遍及仙源县的情况下，构成各村共建会的执委要么是孔氏近支族人，要么是远支族人，要么是各种亲戚，谁都改变不了这种事实。
那些底层泥腿子们就算有大同帝国撑腰，也不敢闹得太过分。
仙源县这片土地外人依然难以插手进来，不管前朝大唐、本朝大宋，还是将来归于大同，仍是孔氏说了算！
现在，大宋自身难保，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被大同灭国，孔氏却要听从教主道君皇帝的诏令，抛下千年祖业远奔异乡，图什么呢？
真等迁徙他乡之后，孔端友应该还能凭借“衍圣公”的爵位继续享受朝廷的优待，可其他跟着一起迁徙的人怎么办？
再说，嫡脉远迁最多带走一些金银细软，田地房宅等不动产却带不走，还有先祖坟墓也绝对不可能随之迁徙。
守着这些，孔氏就算再落魄也能翻身。
而守不住孔子墓和孔氏老宅的孔氏嫡孙，还有资格做衍圣公么？
有不少人很快就想清楚了前后之事，开始暗自盘算着嫡脉迁走后，如何重新分配祖产，自己又能从中得到多少好处。
孔端友并不是很清楚众人的想法，也没有心思去猜。
安排端操偷偷接触大同一事乃是绝密，虽然目的确实是为了孔氏的未来，但宗族大会人上多嘴杂，各有心思，其人不可能将之公诸于众。
可若是不讲清这件事，就无法解释自己为什么要急着迁徙族人。
其人什么都不能讲，便只能以教主道君皇帝的旨意来搪塞众人。
到底是圣人后裔，孔氏族人就算各有想法也不会争个面红耳赤，更不可能如满门武夫的府州折氏那样动不动就拔刀子。
眼见冷了场，孔端操心知众人没有追随自己远去的想法，也不勉强。
事实上，今天的会议本就是一种表态，既对族人，也对外人。
宗法之下，宗主权威极重，众人不说话就等同于默认支持迁徙，孔端友便不再耽搁时间，当即宣布了自己的决定：
以胞弟孔端操留守阙里，守好祖宅祖坟，维系先人香火不断。
其人则携孔子及亓官夫人楷木像、吴道子绘孔子佩剑图、至圣文宣王庙祀朱印等宝物，随从父孔传，带堂弟孔端朝、堂侄孔瓒等人南迁。
孔氏家学渊源，宗法治理的效果远甚其他大族。
尤其是衍圣公爵位的传承上，更是容不得半点混乱，必须严格遵照嫡庶长幼尊卑的顺序，这一规矩非常严密。
孔子四十七代嫡孙孔若蒙之子现存孔端友和孔端操二人，端友为长，继承了衍圣公的爵位，端操便没有机会。
但孔端友至今没有诞下子嗣，端操却育有四子。
正常情况下，孔端友百年之前要是还没有子嗣诞生，必然会从胞弟端操的四个儿子中选择一人继承长房香火和衍圣公之爵。
这期间，如果孔端友急病暴毙来不及过继儿子，宗族便会按照宗法召开大会，推选孔端操一子袭爵并继承长房香火。
总之一句话，嫡庶有别，长幼有序，嫡脉长房的东西永远都属于嫡脉长房，就算有再多的意外，也绝对轮不到其他人眼红。
此番，孔端友虽然带走了部分“传家宝”，但随行的族人极少，根本不可能撑起孔氏千年大族的架子。
若是同宋两国已经爆发大战，同军开进了仙源县，为逃避敌人追捕而急着赶路，只带这些人尚情有可原。
可现在的问题是两国之间大战将起的氛围越来越浓，却没有真正开打，衍圣公就算要奉诏南下，也用不着这么急。
更关键的是孔端友有妻妾数人，这些年来耕耘不断，年近五旬都没有子嗣，此生再诞下子嗣的可能性几近于无。
其人南迁的时间再紧，也不耽误他提前过继一个儿子，完全可以在今天的会上一并宣布，事实却是略过了此事。
莫非，族人南迁避祸是幌子，真实的目的是为了分宗？
分宗避祸多头押宝，乃是世家大族应对乱世危机的常规操作，并不值得大惊小怪。
九百年前诸葛氏三兄弟分仕魏蜀吴三国的传奇故事就不用说了，当今之世也有须城梁氏、府州折氏等族分仕同宋两朝的先例。
真要是如此，无非牺牲孔端友一脉的利益，换取留在仙源县的绝大部分族人的平安，也不算是坏事。
想通此节，众人也就不再阻拦，纷纷说些难舍宗主、前途珍重之类的废话后便各自散去。
教主道君皇帝之前虽然暗示过孔端友让孔氏南迁，却没有为此下旨。
孔端友不仅是当代衍圣公，还兼着仙源县县令一职。
而仙源县又是边境州县，其人负有守土之责，无圣旨不能擅离职守，要走也只能偷偷摸摸地走。
孔端友会前便命家仆开始收拾细软，会后又跟胞弟端操交代一些事，然后便回到府中静待孔传、孔端朝、孔瓒等人上门。
天黑时分，五辆马车出了孔府，借着夜幕的掩护驶离仙源县。
一旬后，教主道君皇帝诏以直秘阁孔端友知江南西路袁州事，并赐家襄州南漳县。
向来只作吉祥物的衍圣公居然外任上州，并且还被天子赐家孔氏祖宅千里之外的南漳县并不是一件小事，意味着孔氏发生了大变故。
若是以往，肯定会掀起轩然大波。
但现在却是大同步步紧逼大宋退无可退的历史大背景，两国大战一触即发，而大宋却明显没有做好应对大战的准备。
而在被动等待大同开战的紧张压抑中，能多一份力量以证明人心在宋也是好的。
关心此事的人，更多的是关注仙源县乃至袭庆府会不会因此而出现动乱，自己的产业和势力会不会受到影响之类。
就在孔传、孔端朝、孔瓒等人护送孔子及亓官夫人楷木像、吴道子绘孔子佩剑图、至圣文宣王庙祀朱印等宝物赶到南漳县的第三日，京东西路传来消息：
仙源县因县令孔端友擅离职守，城中官吏军兵无人统辖，社会秩序逐渐失控，有贼人趁机裹挟百姓，占据县城驱逐官吏。
自年初同军大规模扩编的消息泄露之后，大战将起的阴云便始终笼罩在大宋军民头顶，至此时已经持续了大半年的时间。
当群体陷入大范围长时间压抑紧绷的情绪中得不到合理宣泄时，便会因为一些并不是太大的事引发不可控制的连锁反应。
袭庆府七县，仙源县正好处于其余六县包围中，城池低矮，又是圣人故里，守军极少，乱起来很容易，平定起来也不难。
但消息传到袭庆府治所瑕县后，知府徐处仁却担心东平府同军会趁机由中都攻入瑕县，不敢立即发兵平灭仙源之乱。
其人一面严守城池，一面向朝廷求援。
严格地讲，徐知府的应对措施并无大错。
政和八年，徐泽以李子义之名祸乱京东两路时，徐处仁尚在知徐州事任上，曾于彭城城头多次目睹同军耀武，非常清楚同宋两军的战力相差天壤。
此时，袭庆府早就被大同渗透成了筛子，以至于其人的政令难出瑕县。
守军不出城还有可能保住瑕县，万一出城遭到了同军突袭则悔之晚矣。
只是，还没等到朝廷收到徐知府的求援，仙源县乱民引沂州同军入境，敌军即将攻入瑕县的消息便传了过来。
袭庆府守军大惧，争相弃城而走，知府徐处仁也被乱军裹挟一路遁入济州境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