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我和古丽 下

  克里雅河的水量,逐年还在递减,河边的胡杨林和苇滩,也在同步地萎缩,我养的羊越来越少,已经不到六十只了。
  在外放羊时,由于无聊,我经常用书来打发时间,在我的要求下,儿女每次回来,给我带得最多的,当然也是书。
  这次,女儿要走时,偷偷地塞了一本书给我,同时还郑重其事地说:“爸爸,你该看看三毛的这本作品了,也是关于沙漠的!”
  说到这里,女儿还调皮地对我眨了眨眼睛,“您看这本书时,一定要记住,如果碰上让您感动的片断,一定要用我们克里雅人的语言,讲给妈妈听!”
  儿子和女儿走了以后,我翻开了这本书。
  女儿说得不错,三毛和荷西的故事,确实让我感动,特别是在撒哈拉沙漠上的那一段经历。
  我看完以后,便按女儿的提醒,将三毛和荷西的故事,开始讲给古丽听。
  当我讲到三毛和荷西,在撒哈拉腹地租房的那一段故事时,古丽一边紧紧地抓住我的手,一边伏在我身上哭了。
  后来,我将三毛写给荷西的一句诗,再次翻译给她听时,古丽不禁泪眼婆娑,忙不迭地说:“这个女人了不得,写得太好了,太好了,写到我的心坎儿上了!”
  每想你一次,
  天上飘落一粒沙,
  从此形成了撒哈拉。
  我与古丽结婚后,几乎所有的克里雅男人,都把我这个内地来的汉人,称为“沙依玛洪”,意思是“怕老婆的男人”,我却毫不在意。
  在达里雅布依,离婚率出奇的高,纯朴的克里雅人在婚姻方面,有着充分的自由。他们认为,离婚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很多克里雅人,甚至在五六十岁的年纪,依然还在寻找适合自己的爱情。
  作为旁观者,我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们结婚太早了,很多的年轻男女,彼此还没有充分了解,就仓促地结婚成家了。
  当他们成熟后,男人一旦觉得婚姻不合适,只要当着妻子的面,摔三次帽子,婚姻就自动终止,两人互不相欠,就可以重获自由,开始寻找自己的伴侣。
  而我和古丽,却相敬如宾,感情一直很好。
  至于原因,说起来挺长的,或许跟我的经历有关吧。
  一九六九年春天,我十九岁,在成都读高三,准备报考野生动物方面的专业,我打小就喜欢动物,想成为一名动物学家。
  可是,我美丽的梦想,却被时局粉碎了。
  我们家受到了牵连,母亲为了撇清关系,立即离婚改嫁,父亲作为“资本家”的后人,因不堪凌辱选择了自杀。
  学校所有的学生,包括我们这些即将毕业的高三学生,都接到了通知,要下放到新疆乡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改造。
  家庭的各种变故,一系列的打击,我的心情降到了冰点。但无论如何,我走之前,还是到了大邑乡下的奶奶家,去向年迈的老人告别。
  在奶奶家,我从墙上那些已经发黄的报纸上,竟然发现了六十年代初,关于达里雅布依和克里雅人的有关报道。
  从报纸上面,我得知克里雅人生活的达里雅布依,也就是克里雅河下游的绿洲上,那里离最近的城市于田,还有两百多公里的距离。
  报纸还评论说,克里雅人远离热闹与繁华,依然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
  在那个人性泯灭的年代,达里雅布依是现实生活中,唯一世外桃源般的存在,它像一块巨大的磁石,深深地吸引了我。
  墙上的那份旧报纸,我反复看了不下十遍,至于奶奶的反复叮嘱,竟然一句也没有记住,脑子里全是关于克里雅人简朴的生活场景。
  接下来,我与其他学生一样,坐上了去新疆的火车,狂热的知识青年们,都在憧憬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因而没有大多的精力,来非难我这个“资本家”的后人。
  但从那高昂整齐的口号声中,我知道即便是到了遥远的新疆农村,“根正苗红”的红卫兵们,依然不可能放过我。
  就这样,我在火车上,作出了影响一生的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