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桂良接受议和全部条款
除此之外封御前大臣景寿也就是奕的姐夫为正白旗领侍卫内大臣，奕曾经的师傅协办大学士翁心存为上书房总师傅。虽说奕被任命是一些虚职，上诉两位大臣也不算是奕的亲信，但是奕感受到皇兄对他信任在不断的增加。
在天津议和这边咸丰皇帝还在苦苦挣扎着，桂良从天津发来奏报：英夷制定的五十六条款，一个字都不能更改，并增加在天津一座楼作为居住。
咸丰皇帝幻想着俄国和美国能够从中调停，让英夷有所退让，不断让桂良联系俄、英使臣出门跟额尔金说情，但是他们也借机向清政府所要好处。
此时大清帝国内忧外患，北有俄国非法入侵占领黑龙江地区，南有太平天国粤匪分庭抗礼，黄河各省又有捻军作乱，咸丰皇帝已经没有当初的决心了，开始偏向于接受议和。
咸丰皇帝在给桂良批复的奏折说道：“夷人可在一年之后进京，但是不能用钦差大臣的名义，可以照着俄国以学生的名义。至于开放镇江为通商口岸，等江南平定之后再行开放。至于在天津择一地居住这一条，可以更换其他地方，但是必须是远离京城的闽粤两省之地。”
最后咸丰皇帝还强调到：“该夷所请各款，并非全行拒绝，而是缩减范围。”让桂良继续跟英夷解释。
天津这边，漫长的等待让负责谈判的李泰国失去耐心，在谈判会上给桂良下了最后通牒：本日不给伊带回，即带兵直入京师。”
桂良和花沙纳没办法只能给咸丰皇帝发一个奏折，陈述他们关于本次天津谈判的一些看法。其一，夷兵驻扎在天津，行动起来很快速，如果进军京师，或恐难测。其二，直隶支持捉襟见肘，各府库皆亏空，士兵见到夷人很快就溃败，火药有限，枪炮无存。其三，国家内患还未平定，外患再起，征调很难，军饷筹集不易，如果开战，虽未闭关，但是税收有限，江南的军队嗷嗷待哺，不知如何是好。其四，天津民众情绪激愤，要求夷船立即撤退，已经冲突对峙很久，这几天必有叛变。
咸丰皇帝感觉到事态有些严重，于是再次在乾清宫召开御前会议，讨论议和事宜。此时的朝堂与夷人决战的呼声达到顶峰。
侍郎潘祖荫上奏道：“前者叶名琛不知道利用民众，一味畏敌，以致于该夷重启觊觎之心，才酿成中国二百多年来未有过的耻辱。现在该夷陈兵天津，任意提要求，如果再和他们谈判，此后炽焰更加嚣张，国威愈损，以后的隐患更不用说了。愚臣以为唯今之计，议和不如开战，用兵不如用民。天津的百姓无不愤慨，皇上下旨让百姓群起而攻之，没有不争先恐后与之搏命，结果必定是稳操胜算。”
御史尹耕云附和曰：“夷人猖狂太甚，万不能和，请皇上下旨用兵讨伐伸张国威。中国一直以来对外夷的政策无外乎战、守、和，战则百年无事，守着数十年无事，和如果敌人再至，没有不灭国的。”
这两位官员的陈述代表朝堂打不官员的意见，他们大部分是文官，所言基本都是迂腐不切实际的言论，空言误国的家教训历历在目，咸丰皇帝和肃顺等人当然不仅单方面采纳他们的意见。
当然也有不少有识之士主张议和，曾国藩曾经的幕僚，南书房翰林院编修郭嵩焘上奏道：“洋人起兵以通商的名义，当然要用相对应的策略应付，不能兵锋针对。而且现在中国处于极弱之势，没有拒绝人家要求的实力。并且朝廷上下对夷情懵然不知，整天想如果用奇怪的方式击败他们。应该用信义来应对，夷务自然迎刃而解，若必与言战，终无了期。”
最终咸丰皇帝以军机处的名义给在天津谈判的桂良、花沙纳和谭廷襄发了一份上谕：“大概的条款，暂时都答应，开放内地通商口岸和自由到各省游历承诺在平定太平天国粤匪之后再办理。赔偿的军费让广东省办理，让外国使臣驻扎北京一条晚点再议。其他像不禁止传教，一起缉拿海盗，修改文书，重新商定商品税率等基本都同意。”
咸丰皇帝知道这些条款对天朝的威胁打击过大，不利于清朝的统治，不同意全部接受侵略者的要求，一再令桂良、花沙纳等与英夷讨价还价。
桂良把咸丰皇帝关于条约的意见告知李泰国，正中他们的下怀，他们知道清廷已经抑制有所松动，更加变本加厉。
李泰国向桂良提出：“之前提的条款一个字都不能改，现在在加在条约里面注明外国公使长驻北京，另外增加开放镇江和天津作为通商口岸。”
咸丰皇帝也毫无退让，回复桂良：“驳斥开放镇江和天津作为通商口岸，反对公使长远驻京师，无论如何都要反对这一条，遇到大事时可以来京面诉。非要驻京，可以派学生留驻，但是要按照中国方面礼仪，穿中国衣服，听中国约束，只能学习技艺，不能参与共事。”
由于咸丰皇帝的意见和英夷的要求出入甚大，李泰国有频频发来照会，逼促定议论。桂良等最后给咸丰皇帝上折：“如果英法两国要求按照之前所列的条款，没有商量的余地，是否要同意，以解燃眉之急。如果按照之前发来的谕旨，就说奴才不能议定，让僧格林沁带兵前来天津全权负责议和事宜。”
天津议和这差事让桂良和花沙纳身心疲惫，被逼到如此地步，竟然敢上疏皇帝说自己干不好这差事，让他另选贤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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