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咸丰皇帝令耆英自尽
但是咸丰已经定下“死罪”的基调，所以他只能在尝试在减刑上做文章，主张绞监测候，定为绞监候，就是给耆英留有一线生机。
奕这么做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当初就不应该重新启用耆英，这是用人不当，并不只是耆英个人的问题。
但是咸丰宠信的权臣，理藩院尚书肃顺却上疏公开反对奕的意见，他在奏折中提到：如果不立即正法，仅仅判绞监候，然后再减刑免去死刑，让他得以苟延残喘余生。如果不幸的病身亡，然后得意保全名声，那么国法以后如何伸张，百官效仿就达不到以儆效尤的目的。况且现在全国还有不少办理夷务的官员，如果他们相继效仿，畏敌潜回，这种风气一打开后面就很难抑制了。
咸丰皇帝把奕和肃顺关于耆英量刑的奏折交给大臣们讨论，大部分官员同意肃顺的意见，主张严惩耆英，因为他们大部分是主战派，连偏向于主和的权臣肃顺都主战严惩，他们没有理由同意恭亲王的意见。
有御史参奏道：“耆英原本就是带罪之身，皇上圣明重新提拔重用，原本希望他通过自己与夷人办事的经验，对议和有帮助。而且耆英在离京时，当着皇上的面许下诺言，一定力排其难，看臣如何扭转乾坤，看起来并不是昏庸无能之辈。”
看大臣们都表达自己的意见之后，咸丰皇帝说到：“朕用耆英不谓不专，保全之恩，不可谓不厚。在他离京时朕反复跟他强调，不用全部都附和桂良等人的意见，不用缚手缚脚，灵活的使用谈判策略。桂良等上奏耆英已回京，朕以为耆英不会不知道无诏不能回京的规定，可能是在谈判时受到桂良、花沙纳的掣肘。特地下旨让他留在天津自己想办法。”
说到这里咸丰皇帝越说越激动：“如果耆英良心还在怎么会不竭尽全力，被夷人拒绝拜访后就擅自回京，借口面陈机要。如果有什么重要的事情，为什么不单独上密奏说明，又借口说难于形诸笔墨，为什么接留天津的圣旨后又匆忙回京，屡次三番渎职，……”
“朕这几天仔细斟酌，想批准恭亲王所拟免耆英一死，但是这样子影响不好，特地在这里给予否决，但是又不忍弃之于市，不得不想一个让情法两全其美的办法。著派左宗正仁寿、在宗人绵勋、刑部尚书麟魁、立即前往宗人府牢房，让耆英看朕朱谕，另其自尽，以示朕饬纪加恩之至意。”
最后咸丰皇帝下旨：“此次朕任用耆英，是不得已而为之，希望对议和有所帮助，虽然是惠亲王、怡亲王、郑亲王等人保奏，但实际上都是朕的决定，朕无先见之明，羞愧难当。但是诸王公大臣也有用人不察的责任，如果不给予惩罚，恐怕难以服众。著惠亲王毋庸管理中正殿雍和宫事务，载垣、端华、均著开领侍卫内大臣缺，与惠亲王、一并交宗人府议处。彭蕴章、柏葰、穆荫、杜翰、均著交部议处。”
奕诉主张将者英从轻处以绞监候，并不是袒护耆英，而是鉴于朝廷内人事关系的新变化。他知道，三年前在他被勒令回上书房期间，咸丰帝的近臣空间已被载垣、端华和肃顺占领了。
而此次起用耆英恰恰是载垣、端华和惠亲王绵愉的主意。奕诉主张从轻处理，正是为了不结怨于他们。而肃顺主张从重处理，也正有引咎自责之意。因此，双方在处分耆英之后，保持相安无事。
逮问耆英期间，在天津议和的桂良和花沙纳不断有折报入京，备述英法联军侍强要挟，请求朝廷应允英法关于开放长江沿岸诸口的要求，甚至应允英法关于公使驻京的要求。
听闻桂良和花沙纳的奏报，奕单独上奏，坚决反对开放长江口岸通商：“长江关系到四川、湖北、江西、安徽、江南，甚至中原大局的安危；长江还是关税、场盐、遭运诸大利源之所在。”
奕重申以战迫和、釜底抽薪之策，请咸丰皇帝饬令天津地方简选能员训练兵勇，水陆设谋；饬令广东地方分兵进攻省城及香港。如果允许夷人派使臣进驻京师，很容易受到夷人的挟制，在战和之间犹犹豫豫，贻患无穷。还不如开战，两害相比，取其轻，要根据形势，该战时就战。
但是咸丰皇帝还在战和之间摇摆不定，实际上也代表肃顺等人的想法，因为肃顺等人在处理政务上的确颇有成效，特别是刷新吏治方面。科场舞弊案、户部舞弊案都是在肃顺的主持下进行的，主张严肃整治。在肃顺的铁腕手段治理下，官场一改道光时期以来颓靡之气。
然而肃顺等人对夷务并不了解，但是他们本着务实的态度，也不像以恭亲王奕为代表的主战派那么极端盲目，经常从自己的亲信中了解外夷的情况，包括江南的封疆大吏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之流的意见。
此时的奕不了解夷务，对夷人一窍不通，对夷人古板的印象就是强迫先皇签到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身为爱新觉罗家族的他，天生就排外，对夷人没有好感。
有一次奕给咸丰皇帝上奏折写道：“听说代表英国谈判的大使李泰国是广东人，祖上都是从事与外国贸易，一个市井无赖之徒竟然敢跟钦差大臣当面争执，毫无忌惮。若李泰国再无理取闹时，立即拿下，或就地正法，或解京治罪。”
咸丰皇帝收到恭亲王的奏折后哭笑不得，没想到当年坐皇子时才智都高于自己的六弟竟然如此无知，建议更是荒唐可笑极致，把一个外国翻译当作中国人，并且打算单方面治罪，既无知又鲁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