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央积极探索
●李先念说：“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体现价值规律。我们对这个问题还在学习，而且要好好地学习。”
●李先念强调说：“我们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发展生产力。”
●中央积极探索
共和国故事·渐入人心
财经委组织经济调查研究
197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的蒋一苇在《经济管理》月刊第六期上发表《"企业本位论"刍议》，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
8月14日，《人民日报》以《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根本问题》选载了此文。文章说：
我国现行的经济体制，存在着许多不能适应国民经济高速度发展的情况，已经到了非从根本上改革不可的时候了。但是改革涉及的问题面极广，而且一环套一环，牵一发则动全身。最基本的环节应当抓什么呢？我认为应当从确定社会主义企业的性质入手，以此为基准，进而研究整个国民经济的组织与管理，这样，才能由此及彼，顺理成章，使经济体制的改革有一个牢靠的基础和依据。
作者在文中说，基于上述思想，试就社会主义制度下企业的性质、特征，以及国家与企业的关系等问题作一些探讨。同时指出，实际上所涉及的问题和原则，大部分对其他企业，包括商业企业、农业企业等也是适用的。
这篇文章在《人民日报》的登载，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也开启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话题和探索。
很快，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组织和领导的大规模的关于经济问题的调查研究工作，就逐步展开了。对经济问题开展大规模的调查研究，是为了搞好国民经济调整工作，全面实现经济改革而采取的一个重大步骤。
国务院财经委员会召集党中央和国务院有关财经部门的负责同志和经济理论界的同志开会。李先念、薄一波、姚依林同志到会。
李先念作了重要讲话。他指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没有调查研究就不能做出正确的决策。对于这次大规模的、有组织、有计划、有重点的调查研究，党中央和国务院寄予很大的希望。请各个部门、各个地方都重视起来，大力支持。做理论工作的同志，做实际工作的同志，要密切配合，认真把这项工作抓好。特别是做实际工作的各经济部门的领导同志，要切实负起责任来。下决心抓它几个月，抓它一年、两年，一定能够抓出成绩来。
这项调查工作，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直接领导下，分四个小组进行。
其中，经济体制改革研究小组，首先从企业入手，摸清企业内部以及外部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各个环节及其联系的情况，进而研究什么样的企业管理体制妨碍生产的发展，什么样的企业管理体制促进生产的发展，并且围绕企业管理体制问题，调查研究了计划体制、物资体制、商业体制、物价体制、劳动工资体制等问题。
1980年4月4日，经济学家林子力在《人民日报》发表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开端——四川、安徽、浙江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考察》一文。他在文中写道：
中国经济改革的实践，正在成功的尝试中起步，它预示着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将获得适合于自身发展的经济形式而磅礴向前。
……
去年十月至十二月，我们到四川、安徽、浙江三省对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情况进行了初步考察。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尽管目前试点的范围还不是宽广的，对旧体制的变更也远不是彻底的，但仍然收到了显著的效果。
林子力在文中列举了一个事例。
四川宁江机床厂是一个生产仪表机床的企业，产品质量较好，价格较低。但是1979年国家压缩了下达的生产计划，企业的生产任务严重不足。
然而，宁江厂的同志认为，那些年机床生产量虽然很大，象他们生产的这类中小型精密机床，特别是质优价低的，还是供不应求，弊病在于现行的产品计划调拨体制。
为了充分发挥生产能力，增加盈利，他们在1979年6月25日的《人民日报》上登出了"承接国内外用户直接定货"的广告。
这么一来，订户盈门，销路大开，相继签订国内外合同1000多台。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国内生产同类产品的4家企业，在宁江厂生产高涨的同时，受到了巨大压力。
宁江厂生产的7毫米的自动车床具有高生产率、高精度和加工稳定、操作简便的特点，每台出厂价9500元，上海、辽宁、杭州、西安等地生产的同类自动车床，为了争取订户，就不得不降价，甚至考虑关停并转。
林子力在文中还列举了一个事例。
1979年10月，在四川省温江地区举行了机电产品定货会。此次定货会曾被形容为四川的小“广交会”。
在这个生产资料的市场上，各家产品都摆出来，任凭用户去评判、选择。愿买愿卖即可成交，没有任何经济外的强制。有的产品或因质量不高，或由于价格不合理，没人愿买，只能把价格调低，其结果自然形成了价格的浮动，这种浮动是不可能人为地去阻止的。
这次会上展出的玻璃纤维，泸州和自贡产的每吨5800元，而重庆产的只要3800元。人们都争着买重庆的，迫使前两家也把价格降到3800元。尽管价格持平了，但因为质量比不上，还是无人光顾，到底连一个合同也没订成，而这两家派来参加定货会的人员都急哭了。
有的企业因为自己产品质次价高，不敢拿出来较量，便悄悄退出会议，连夜回厂研究如何提高质量、降低成本了。
作者接着在文中写道：
所有这一切，使人耳目一新，精神振奋。它表明一种新型的经济形式正在开始形成。这就是既非资本主义的又非小商品生产的新型的商品经济。
林子力在调查中，组织了几次座谈会。
成都量具刃具厂的厂长一见面就说，我有好多心里话想讲，半天谈不完，谈一天行不行？他以这样一个比喻来说明改革的阻力和动力：石头埋在土里，当然冲不出地面，而如果是种子，那一定会破土而出。自己就是要做改革的“种子”。
合肥无线电一厂的党委书记，年富力强，精明干练。他在座谈中，大胆提出希望能获准搞个“自负盈亏加一长制”的试点，厂长由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如果自己当选，就由自己“组阁”，配置生产指挥班子。他手拍胸膛说，若这样搞，相信全厂能够大上。万一失败了，那他本人承担经济以至法律责任，即使坐班房也心甘情愿。
安徽省经委一位副主任，已年近7旬。他说自己打从一建国就在工交战线，30年的路是怎么走过来的，眼见得一清二楚，而且现在越加看出这里面的症结，沿袭旧的从苏联搬来的模式，封闭在自然经济的圈子里，是无出路的。当问到如果展开竞争，安徽的产品不能与上海相抗衡怎么办？他朗声答道，这有什么关系，市场是广阔的嘛！比如半导体收音机，你上海的高档货可以在城市畅销，我安徽产的却有价格低、经济实惠的长处，能占领农村市场。况且，即便是同类产品竞争败了，也不是坏事，非如此就没有拚命向上的压力。
通过调查，大家获得了具体而鲜明的印象。四川当时的做法是想通过试点在这方面走出一条路子来。
不久，合肥无线电一厂的试点也正式开始了。
林子力写道，经济改革的伟大实践，将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舞台上演出威武雄壮的一幕，它的开场锣鼓已敲响了。不难看到，试点为有的人松开了束缚多年的绳索，为之开拓了施展才能、实现抱负的新天地。试点也把一些人的思想和行为甩出原先的轨道，迫使他们思考新的问题，追循历史的宏伟步伐。
作者最后写道：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开端了。这将是一条开创我们现代化未来的艰辛而又壮丽的道路，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方面，要做的事情都很多很多。
扩大经济体制改革的试点
1980年6月10日，著名经济学家薛暮桥在《人民日报》发表《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些意见》指出：
过去一年的体制改革试点，我们是从两个方面进行的：一个是从分配方面，兼顾中央、地方、企业、个人的物质利益，以调动大家发展生产、增加盈利的积极性；另一个是从流通方面，在统购包销，计划分配上打开一个缺口，逐步发挥市场调节作用，开始改变生产与需要互相脱节的情况。在这两个方面，都已经开始收到相当大的效果。但是，国民经济是一个整体，各种改革必然互相交错，有可能这一种改革妨碍那一种改革。
作者在文章中首先肯定了我国过去一年多在经济改革中所取得的成绩，同时就扩大企业自主权和市场调节中出现的新问题提出了很有见地的意见。作者通过调查研究，认为今后体制改革，从改革流通制度着手更为重要。
最后，作者发出呼吁：
要想出一条新的路子来，按照适合于社会化大生产客观经济规律的办法来改组我们的经济结构和经济体制。
1980年7月31日，广东省工交部门召开了增产节约、增收节支工作会议上，广东省委充分肯定了清远县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决定在各县推广，以便使全省的经济工作进一步活跃起来。
在会后，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省委秘书长杨应彬，同省人民政府经济部门负责人一起到清远县考察。
习仲勋一行看到这个县的工厂一派兴旺景象，形势使人振奋。有的工人说，清远县的经济改革，是工业部门30年来最得人心的政策。
习仲勋说，清远经验给我们的启示，就是要继续解放思想，依靠党的政策，把经济搞活。
清远县从1978年10月开始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主要办了两件事：一是全县17个国营工厂普遍由过去的财政统收统支办法改为实行超计划利润提成奖；二是改革机构重叠，多头领导的工业管理体制，撤销各工业局，由县经济委员会直接管理国营工厂，县经委由行政机构变成企业性质的经济机构，把全县国营工业企业的产、供、销、人、财、物都管起来。
改革后21个月来的经济效果十分显著。同样是这些工厂，改革前的21个月平均每月实现利润增长了36倍。
从利润总额分配的比例可以看出，国家得利最多，地方、企业、职工都从经济体制改革中得到好处。企业分到的钱，大部分用于扩大再生产和盖职工宿舍。例如，县糖厂增添了一台造纸机；电瓷厂新建了一座隧道窑，生产出口的釉面瓷砖；印刷厂新建了彩印车间。
清远经验实际上是通过扩大企业自主权，进一步处理好国家、企业和职工三者关系的经验。企业完成任务后超计划的盈利，国家不全部拿走，给企业和直接生产者留下一点实实在在的好处，使企业和职工都能从切身利益上更加关心生产的发展。这样就调动了县、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企业经营亏损、管理落后的局面迅速得到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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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实行超计划利润提成奖的清远氮肥厂，变化就非常明显。这个厂从建厂以来年年亏损，亏损额累计达700多万元，年年靠地方财政补贴。自从实行超计划利润提成奖以来，月月都是盈利，成为全县的“大盈利户”。
鉴于改革的呼声与事实，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在五届人大第三次会议上说：
今明两年我国在试点的基础上，将加快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进程。
姚依林在会上所作的报告中谈到国家已经和将要采取的一些经济改革的措施包括：在国营工业中全面推行扩大企业自主权；按照平等、互利、兼顾各方面经济利益的原则，积极组织各种形式的经济联合；打破地区封锁和部门分割，在国家计划指导下广泛地开展竞争，广开商品流通渠道；银行实行独立经营；逐步改革税制；实行国家计划指导下的市场调节；继续改革外贸管理体制；加强经济立法和经济司法工作。
因此，财政部长王丙乾在全国人大五届三次会议上的报告中提出：今明两年着重改革财政体制、企业财务制度和税收制度。
在中央的领导下，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工作，于是在国营企业中全面推开。
四川省经过调查研究和细致准备，选择了四川第一棉纺织印染厂、成都电线厂、重庆印制第三厂、重庆钟表公司、西南电工厂5家国营企业实行自负盈亏的试点。实践证明，这样做，企业在经营方针、计划安排、产品销售、企业基金支配、工资福利等方面有了更多的自主权，使企业的生产经营搞得更灵活了，经济效益显著。
实行自负盈亏后，各企业努力搞好经营管理，实现了增产增收，做到了国家多收，企业多得，个人多得。企业增加收入后，对职工的各项生活福利设施，住宅建设都作了相应的安排。
1981年2月28日，姚依林在人大常委会上所作的报告中说，要继续进行有利于调整的经济体制改革。在谈到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时，他说：
我国生产、建设、流通中的经济效果很差，国民经济的结构不合理，是同现行经济体制的弊病分不开的，对这种体制如果不加以改革，我们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提高经营管理的水平和经济活动的效果。
为了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尝试，1982年，国务院将原来的52个部、委，改组为39个。合并、撤销了一些部、委，第六机械工业部就是其中的一个。
精简行政机构，一种办法是合并或撤销，另一种办法是将政府中管工业的行政部门，改为企业性质的经济实体。
撤销第六机械工业部组建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是工业改组和联合的重大突破，也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次重要尝试。
除了船舶工业总公司而外，还有其他工业总公司成立，如汽车工业总公司，等等。这些工业总公司的成立，有利于克服提高经济效益，把企业办得更好。
作为机械工业的一个重要行业的船舶工业，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大潮中先走了一步。以全国主要造修船厂、配套厂和科研设计单位为主组建的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改变行政管理体制，打破地区、部门界限，实行权利、责任、利益三者统一的经济组织。
船舶工业总公司把工业同贸易、军用品同民用品、造船同修理、科研同生产紧密结合起来，使一个政府部门改为一个企业组织，对下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
这样做有利于运用经济办法开展生产经营活动，提高经济效益；有利于统筹安排各项任务，更好地为用户服务；有利于进一步扩大船舶出口。
经过多年建设，我国船舶工业从科研、设计、配套到总装，形成了比较完整的体系。船舶工业除了完成国内需要的船舶任务外，还有能力建造远洋船舶出口。
大连造船厂1982年第一季度交付的两艘2．7万吨出口远洋货轮，船舶质量受到国外航运界、造船界一致的好评，说明我国制造的船舶质量是高的，是可以进入国际市场的。
但是，在管理体制上存在着不合理现象：部门分割，管理分散，造成重复生产、重复建设，以及“大而全”、“小而全”的不合理结构，在产品出口上也遇到了困难。
党中央、国务院经过反复考虑，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机械工业必须按行业实行改组联合，生产部门与使用部门建立合同和订货关系，从管理体制上进行改革。一句话，就是要走联合之路。
交通运输是国民经济中的薄弱环节，水路运输又是交通运输中的薄弱环节，大力发展水路运输就需要大量的船舶。因此，我国船舶工业有广阔的前途。我国内河和沿海航运的自然条件十分优越。随着我国大规模的海洋石油勘探开发，承造各种海上石油开发设备，也是船舶工业的重大任务。
为了使船舶工业更好地适应经济发展需要，船舶工业总公司围绕提高经济效益，不断采用新工艺、新技术、新材料，有重点有步骤地进行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组织专业化协作，扩大大型船舶的建造能力，提高船舶工业的技术水平、管理水平和配套设备国产化水平。当时出口的船舶还有许多配套部件是进口的，要求逐步做到国产化。
总公司坚持统一规划，对方针政策、布点、重大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重要的对外贸易以及全国性的专业化协作等，都统一规划。在统一规划和统一对外的原则下，提倡各地区公司之间、各企业之间进行竞争。在质量、工期、价格和服务水平上，大家来个比赛，以激发生产积极性，取得更大的经济效益。
为了国防的需要，军用品生产摆在首要地位。为了航运的正常进行，把船舶修理工作放在重要的位置上。军需、民用，造船、修船都实行了经济合同制。
船舶工业打破地区、部门界限，走联合、改革之路，从管理制度到管理方法都有大的变化，人们的思想认识和工作方法，也适应了这个大变化，逐渐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召开经济体制改革试点会
1982年12月，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组织召开座谈会。
这次座谈会由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安志文主持。参加座谈会的有于光远、许涤新、潘遥、杨浚、周太和、童大林、廖季立、吴俊扬、林子力、蒋一苇、何匡、杨培新、王珏、王大明、商宝坤等20几位同志。
参加座谈会的同志认为，在今后三年内，改革重点要放在以税代利、发挥中心城市作用、改革商业流通体制这3项工作上面。这些方面如果突破了，不但能带动整个经济体制改革，而且会给全国经济形势开创一个崭新的局面。
经济学家们认为，改革要大胆一点。以经济比较发达的城市为中心，带动周围农村，统一组织生产和流通，逐步形成各种规模和各种类型的经济区；在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实行地、市机构合并，由市领导周围各县；当时的省属企业改由所在城市管理，这些就是大胆改革的范例，其意义重大，必将影响各个经济领域的活动。这个试验如果成功了，一定会大大解放生产力，使我国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出现新的面貌。
1983年6月初，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和常州社会主义企业学研究会，在常州市联合召开经济体制改革若干理论问题讨论会。
这次会议主要讨论理论经济学家林子力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蒋一苇的两篇论文。
在这次讨论会上，汤永安、张东桂介绍了常州的经济体制改革的情况和经验，受到与会者的重视。
在讨论会上，从事政治经济学、现实经济学和战略经济学研究的同志都认为：当前的经济的理论研究亟需同经济改革的实践密切结合起来；对不同观点的争论，也必须经过经济实践的检验，以验证其是否正确。
1984年4月16日，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在江苏常州市召开。
这次座谈会是国家体制改革委员会组织的。参加座谈会的有25个城市和有关省的经济体制改革工作机构的领导人，以及中央有关部委的人员。
会上交流了重庆、常州、沙市三市进行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的经验，着重讨论了搞活企业、搞活流通，开创城市改革新局面等问题。
4月25日，座谈会落下帷幕。会议提出，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要有新的突破，中央有关部门和省、市、自治区要简政放权、层层放权，把一部分权利和责任下放给试点城市。试点城市的经济管理也不能沿用老办法，要把应该给企业的权利真正下放给企业。
与会者认为，在扩大试点城市权利和责任的同时，要进一步扩大企业的自主权。他们认为应该赋予试点城市企业生产计划权、资金使用权、劳动工资管理权、干部任免权和机构设置权等自主权。
当时，除了国务院已经确定的试点城市外，辽宁的丹东市、黑龙江的牡丹江市、湖南的衡阳市、河南的安阳市、安徽的蚌埠市，已被确定为省里的城市改革试点城市。
5月21日，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印发了《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纪要》。
《纪要》概述了1984年4月16日至25日在常州召开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的主要内容，对加快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试点的步伐进行了新的部署。
《纪要》指出，我国城市的经济体制改革，由扩大企业自主权开始，逐步向广度和深度发展。近年来，经国务院批准，沙市、常州、重庆先后进行了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
经过努力，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效。但是，大家感到，城市改革的步子还不够快，地区之间发展也不平衡，不能适应面临的新形势。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要有战略性的突破，必须加快改革试点的步伐。当前，试点城市要以搞活企业和搞活流通为重点，带动其他各项改革。
《纪要》指出：
简政放权，搞活企业，把企业的巨大潜力挖掘出来，是增强城市经济实力，发挥城市经济中心作用的基础，是当前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首要任务。
会议代表对企业权力小、“婆婆”多、负担重反映十分强烈。《纪要》确定，试点城市的国营企业在生产计划、产品购销、资金使用、劳动工资管理、干部任免和机构设置等方面，应进一步扩大自主权，并做出了原则性的规定。
《纪要》指出，搞活流通，是促进生产、发挥中心城市作用的重要前提。当前宜从建立贸易中心入手，着重抓好商业批发体制的改革。试点城市的商业二级站原则上下放给市，与城市现有的批发机构合并或联营，同时，建立各种类型、不同规模的工业品、农副产品和两种产品兼营的贸易中心、贸易货栈、批发市场。贸易中心应该是开放式的，打破现行批发层次和地区、行业界限，无论市内市外，无论全民、集体、个体经济单位均可入场交易，经营方式要灵活多样。城市物资部门也要建立生产资料贸易中心，设立物资综合商场和门市部。
《纪要》指出，要发挥城市组织经济的作用，必须对计划管理体制实行改革。在试点城市中，除少数大型骨干企业仍归中央有关部门管理外，其他中央和省属企业都宜下放给城市统一管理，这是改革城市计划管理体制的前提。
为了解决计划多头的问题，可考虑今后省内各厅、局的计划任务只下到市，由市计委平衡衔接后，通过一个“漏斗”下达给企业。原来通过中央和省各“条条”分别向企业分配供应计划物资的做法也应改变。
为了改善和加强城市经济计划管理，应赋予试点城市必要的运用经济调节手段的权力。试点城市在保持市场价格基本稳定的前提下，可根据生产发展需要和市场供需变化，对不影响国计民生的产品划出一部分品种，有升有降地调整价格。小商品价格，1984年内全部放开。重要的生产资料价格，按中央统一规定进行管理和调整。在城市物价部门的管理监督下，工商企业可以对产品实行质量差价、花色差价、城乡和地区差价、季节差价、批量差价。
座谈会还谈到改革银行信贷制度。根据行业发展政策、企业资金利用效果以及产品是否适销对路，扩大实行浮动利率、差别利率的范围。对重要的技术改造项目和开发新产品，银行应积极提供优惠贷款；对生产优质名牌产品的单位，提供贴息或低息贷款。
银行还可开办买方信贷、卖方信贷、票据贴现和抵押贷款等多种业务。为推动经济联合、广辟资金来源，经过批准，可选择少数企业试行跨部门、跨地区发行股票或债券，银行要做好代办工作。
《纪要》最后指出，除了国务院已经确定的试点城市外，有条件的省、自治区都可以自行选定一两个中等城市作为改革试点。
经济体制改革纳入中央工作
1984年9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习仲勋在中央党校新学年开学典礼上说，中共中央决定不久将召开十二届三中全会。
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是1983年10月中旬在北京举行的。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
习仲勋说：
最近中央为即将召开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拟定了一个关于经济体制改革问题的重要文件。这个文件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密切联系我国实际，既正确地总结了历史和现实的经验教训，又科学地解答了实际工作产生的新问题，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
他说，这个文件经过三中全会讨论通过发布后，一定会对我国四化建设发生巨大的促进作用。
这标志着，中央已经把经济体制改革正式提上议事议程。
10月7日下午，国家主席李先念在北京会见由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检查委员会主席瓦西里·维尔库率领的罗马尼亚中国友好协会代表团。
对外友协会长王炳南、中罗友协副会长陈叔亮和罗马尼亚驻华大使米库列斯库等参加了会见。
在亲切友好的交谈中，李先念高度赞扬了罗马尼亚人民在齐奥塞斯库总统领导下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他对罗马尼亚共产党始终不渝地坚持独立自主的内外政策表示赞赏。
李先念在向罗马尼亚代表团介绍我国的政治、经济情况，他说：
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体现价值规律。我们对这个问题还在学习，而且要好好地学习。我们在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上已初步取得一些成绩，现在我们要着手对城市经济体制进行改革。
李先念指出，计划于本月中旬召开的党的第十二届三中全会，将讨论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特别是城市经济管理的改革。
李先念强调说：
我们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发展生产力。
维尔库说，我们在访问期间，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35周年庆典活动。10月1日的阅兵和群众游行给我们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我们在访问中还参观了工农业项目和一个农贸市场。我们看到，农产品非常丰富，价格也合理。
李先念主席请维尔库回国后向齐奥塞斯库总统和其他罗马尼亚领导人问好。
当时，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成为了十分热门的话题。《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关于经济体制改革几个问题的探讨》的文章。文章说：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很大成绩，但发展是不平衡的，城市改革的步子还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为了加快城市改革的步伐，对那些涉及改革方向的一些重要问题，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结合改革的实践深入探讨。
文章指出：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计划与市场机制有着不同的作用方式、作用范围和重点，彼此相辅相承。计划的调节具有直接的、强制的性质，它的任务主要是解决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平衡问题，解决发展目标和重大比例关系问题，解决生产力的布局问题，解决投资政策和重点建设问题，等等。
文章认为：这些方面是计划调节的特长和优势，市场机制往往是无能为力的。因为解决这类问题，需要从全社会利益出发，掌握国内外全面的经济、科技、社会信息，这只有社会主义的国家能够胜任，并通过制定统一的国家计划来达到目的，任何一个部门、一个地区都是不可能做到的。
文章富有创造性地指出：
计划和市场机制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两个主要的调节手段，二者互相补充，但却不能互相取代，硬要用计划指标去代替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和硬要用市场机制去代替统一计划的职能一样，都是不能成功的。计划协调市场，市场调整计划，各有侧重，有主有从，这两方面结合起来，才能构成现阶段完整的社会主义经济管理制度。
文章最后破天荒地指出：无论计划也好，市场也好，都必须围绕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尽可能满足人民的生活需要。
中央通过经济体制改革决定
1984年10月20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
出席这次全会的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321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以及地方、中央各有关方面的主要负责同志共297人列席了会议。
会议由中央政治局常委胡耀邦、邓小平、李先念、陈云等主持。叶剑英因病未出席会议。
经过6天预备会的研究和讨论，20日全会一致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决定第一次明确地指出，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不是计划经济，而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决定指出：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首先在农村取得了巨大成就。长期使我们焦虑的农业生产所以能够在短时期内蓬勃发展起来，显示了我国社会主义农业的强大活力，根本原因就在于大胆冲破“左”的思想束缚，改变不适应我国农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全面推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发挥了八亿农民的巨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
这几年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也已经进行了许多试验和探索，采取了一些重大措施，取得了显著成效和重要经验，使经济生活开始出现了多年未有的活跃局面。但是城市改革还只是初步的，城市经济体制中严重妨碍生产力发展的种种弊端还没有从根本上消除。
决定认为：正在世界范围兴起的新技术革命，对我国经济的发展是一种新的机遇和挑战。这就要求我们的经济体制，具有吸收当代最新科技成就，推动科技进步，创造新的生产力的更加强大的能力。因此，改革的需要更为迫切。
决定强调指出：
实行计划经济同运用价值规律、发展商品经济，不是互相排斥的，而是统一的，把它们对立起来是错误的。在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问题上，社会主义经济同资本主义经济的区别不在于商品经济是否存在和价值规律是否发挥作用，而在于所有制不同，在于剥削阶级是否存在，在于劳动人民是否当家做主，在于为什么样的生产目的服务，在于能否在全社会的规模上自觉地运用价值规律，还在于商品关系的范围不同。
决定同时指出：经济体制的改革，不仅会引起人们经济生活的重大变化，而且会引起人们生活方式和精神状态的重大变化。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要一起抓，这是我们党坚定不移的方针。在创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同时，要努力在全社会形成适应现代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要求的，文明的、健康的、科学的生活方式。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明确地指出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已是相当大的突破了。
十二届三中全会公报和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发表以后，引起国际舆论高度重视。各国通讯社和报纸迅速加以报道，并纷纷发表评论。
各国舆论普遍认为，这次全会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最重要的一次中央全会，会议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是一份“全面改革现行经济体制的纲领性文件”，是“建国以来最大胆的一次改革”，它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而又改变了“过分僵化的计划体制造成的限制”，这次改革将“建立充满生机的经济体制”，“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日本各家通讯社20日晚迅速报道了这个重要决议，共同社还为此发了号外。共同社说，中国的这个决定“阐明了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是确定基本政策的纲领性文件”。
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在20日晚上的新闻报道中说，中国“这次决定的经济体制改革是建国以来最大胆的一次改革”。
时事社的述评说，这个决定宣告了中国“经济现代化政策——富国富民政策最后定型的纲领。重点放在运用‘经济杠杆’上”。述评认为，“中国社会长时期满足于平均主义的做法，摆脱这种老思想的束缚并不容易。解决这个课题，使经济体制改革取得成功，就会为现代化开辟广阔前途，中国经济就会顺利向前发展”。
21日，日本各大报也纷纷报道和评述我党三中全会和决定。《读卖新闻》说，中国通过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是继1978年中央全会上决定的对农业进行改革之后的“第二步”，中国对经济体制将进行大改革。决定明确地提出要改变历来的统制经济体制，朝着中国式开放经济迈出了历史性的步伐。该报驻北京记者在报道中认为，这次改革“着眼于权力下放”，它在国际上的影响将超过以往的多次变革。
《每日新闻》说，1978年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了对外开放和进行农村改革，具有历史性意义。第十二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放宽对外开放政策，对城市经济进行改革，这“两个三中全会”是决定中国式社会主义的重要会议。
《日本经济新闻》说，这项决定给中国经济增加活力，建设富裕的社会主义中国。可以说，这个文件是现领导机构推行的经济政策的集大成，它将成为今后中国经济的运营指针。
西方通讯社和报纸对三中全会的决定也迅速作了报道并加以评论。
路透社认为，这次全会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最重要的一次会议。会议通过的改革决定是农村改革以来最重要的经济决定，是一份“从根本上改革其经济的蓝图”。这一决定抛弃了平均主义，扭转了左倾错误。“文件将为政府进行改革提供必要的思想指导”。
英国《星期日电讯报》指出，中国经济改革的新蓝图“最终将会影响到10亿中国人的生活”，它标志着中国迈出了“最大胆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