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文化自信

  ——本章仍然是我的养父郭虎啸医生的一篇自述,是关于吸烟利弊问题的更深入的思考:
  吸烟利弊问题是非常复杂的,即使全世界科学家都参加讨论,也不是一年两年就能解决的。但是,有些人以为这个问题,早已经在科学上解决了。
  这是个天大的误解!这只是反吸烟的强力宣传造成的假象,或者说,是大家制造出来的大众迷信!
  现在包括很多医生、科学家、哲学家,都是这一迷信的信徒,正如古人所说:
  “一犬吠影,百犬吠声。曾参杀人,三人成虎。”
  现在如果有人要表示,不满意当前关于吸烟有害健康的宣传,就可能要遭到人们的围攻。围攻者的理由,当然是有自己的观念,而这些观念不过是别人灌输给他的。
  没有实事求是的精神,没有科学精神的人,摆脱不了先入为主的观念,接受不了别人平心静气的摆事实讲道理,千方百计地找理由反对别人的说法,解释别人的质疑,坚持自己的信念,又不允许别人坚持信念。
  他们还制造诸如被动吸烟害处更大的说法,来加强反吸烟的宣传力度和强度,提倡在许多公共场所禁止吸烟,来给吸烟者设置障碍,增加麻烦。
  古代有所谓“三人成虎”之说。说的是只要有三个人说城里有老虎,很多人就会信以为真。实际上城里并没有老虎,只是有三个人说了,就使人不得不信。(故事见《邓析子》)
  《新序杂事》中记载:
  曾参居郑国时,有一个与他同姓名的人杀了人,有人就告诉曾参的母亲说“曾参杀人了”,她开始不信,照常织布。有三个人都来跟她说这件事,她不能不信,就放下手中活,越墙逃走了。曾母虽然很相信曾参,但经不起那么多人说同样的话,也不免产生了疑惑。
  现在许多所谓科学的问题,还没有可靠的结论,就有那么一些人拼命宣传,其他人跟着大喊,唯恐落后。把不完善的说法、片面的结论,当作绝对真理不断重复,使全社会陷入误区。
  一种说法重复三遍就成了真理,而“吸烟有害健康”的说法,何止重复三亿遍,怎么能不成为“绝对真理”?!我们如果冷静下来,进行深入的辩证的思考,可能还会发现这种说法的某些漏洞。
  我想就推敲两个问题:
  一是有毒论,二是有害论。
  反对吸烟的人说,香烟点燃时能放出大约6800种化学物质,其中有害健康的约有3800种。这数字是相当可怕的!
  但是还有约3000种是无害的。这些无害的物质是不是有益的呢?如果是这样,那么,两相比较只差800种。即使按这种说法,就已经不那么可怕了。有害的物质,都是害什么?无害而有益,都是益什么?这恐怕是一笔糊涂账!
  另外,反对吸烟者还说:
  “吸烟者患冠心病的危险性要高十倍,发生心肌梗死的危险性要高三十倍。”
  这就意味着,不吸烟者在其他疾病方面的死亡率,要比吸烟者高出许多倍。
  举例来说,假如一个单位有一万职工,其中两千人吸烟。每十年,死亡1200人,其中吸烟者240人,不吸烟者960人;死于冠心病的110人,吸烟者100人,不吸烟者10人;死于心肌梗死的93人,吸烟者90人,不吸烟者3人。
  统计结果:吸烟者死亡240人中,两项合计190人,其他死亡只有50人。不吸烟者死亡960人,前两项合计死亡只有13人,其他死亡947人。
  很显然,在其他疾病死亡中,不吸烟比吸烟要高出约十九倍。如果从年龄方面进行统计,吸烟者平均年龄肯定比不吸烟者高出一段,因为有的死亡在进入烟龄之前。
  因此,只有统计数字不能完全说明问题。统计资料很重要,但只能供参考供分析,不能直接证明什么因果关系。不同的统计方法,会得出很不相同,甚至相反的结论。
  以上所谓几千种有害物质和危险性几十倍,都是很吓人的。有那么可怕吗?我认为,怕烟比吸烟,对健康的害处更大!
  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讲到阴阳家时说:
  “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纲纪,故曰‘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
  这里讲的四时就是四季,二十四节气,都是一年气候变化的问题。这本来是科学的问题,就是历法与气候的关系的问题。
  但是,汉代科学家——阴阳家认为时间与吉凶有关系,于是详细规定了哪一天哪一时是吉,做事顺利;哪一天哪一时是凶,做事失败。说是如果按他们说的去做就顺利,违背了他们的说法,就会遭祸。
  他们有各种说法,并且互相矛盾。历法本来是科学的,加上吉凶说法,就变成了“使人拘而多畏”的东西,即迷信的内容。司马迁认为“未必然也”,不一定都会像他们说的那样,从而否定了迷信的观点。
  但是,对于四季节气变化,是天道之大经,还应该顺应,不能违背,“不可失也”。可见,司马迁的头脑是清醒的,是有科学精神的,分得清科学与迷信。
  现代科学有了长足的发展,对于科学,我们也要“不可失也”;因为仍然有一些“使人拘而多畏”的东西,我们还是要清醒地认识到它是“未必然也”。
  现在科学条条框框也多得很,有一本小书叫《生活六百忌》,书中说的就是“要这样”、“不能那样”,否则就会如何如何。这也是“使人拘而多畏”的,都相信它,生活就很拘束,很可怕;不理它,生活反而可能会更舒心一些。
  一支香烟点燃后,会放出几千种有害物质。我们吃一顿饭,是否也吃进去几千种有害物质呢?也许更多,因为吃的花样与数量比吸的要多得多。
  可是能不能不吃饭呢?只要纯粹无害的东西,完全避免有害物质,人能不能活下去?肯定不能很好地活着!
  不要一说有毒,就想象成砒霜,一旦中毒,就七窍出血而死亡。实际上,有毒的物质到处都是,只是毒性小,或者量小,不能致病。而人体就是在有毒的环境中生活,必须有一定的抗毒能力,才能够适应正常的生活环境。
  如果完全避免有毒的物质,抗毒能力就会逐渐丧失。如果人体没有了抗毒性,也就像失去免疫力一样,那就等于患了艾滋病。
  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有点毒还是有好处的。种牛痘,打防疫针,就是借毒来培养抗体,提高抗毒性。简单地说,毒性太大,有害健康,甚至伤害生命;毒性小,无害,还可能有益。益处就在于提高抗毒性。这里的关键在于毒性大小的度。
  有一个报道,说曾经有一个人家,非常讲究清洁,每天打扫房间干干净净,还要喷药消毒。但是他家的人经常患病,经过医生研究,发现是由于缺乏免疫力,于是,研究人员从垃圾中提取毒素,制成疫苗,给予注射,这家人增加了免疫力,患病就大大减少了。
  问题是,科学研究在这里起了什么作用?哈哈哈!不就是赚钱嘛!
  有毒未必有害,无毒也未必无害。例如水虽无毒,太多了就会淹死人。江河里的水,虽然也有有毒物质,溺水者却不是中毒而死的。
  中医认为草可以做药来治病,又认为是药三分毒,药与毒之间的差异在哪里?就在于是否适当。
  中医讲阴阳,一个人上火可能是阳盛阴衰,就要补阴。这时补阴的草药就起了治病的药的作用。如果补阳,那么补阳的草药就会加剧阳盛,导致生病,或者使病情加剧恶化。对于患者来说,补阳的草药就成了有毒的物质。
  当然,上火是多种情况引起的,中医强调辩证施治,有的是虚火,却要采取温补,不宜盲目使用败火退烧药。中医还讲五行脏象理论,五行与五脏是相应的,肝对应木,心对应火,脾对应土,肺对应金,肾对应水。
  五行生克的关系是: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五者循环相生,相生又是母子的关系。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这也是循环相克。
  按照这一理论,医家认为:虚则补其母,实则泄其子。例如肝虚,肝属于木,水生木,水是木的母,水对应肾,因此,肝虚,就补肾。如果肝实,木生火,火是木的子,火对应的是心,因此,肝实,就要泄心火。
  但是,如果这时服用补肾的药,就会使肝实加剧,病情恶化,而补药就成了毒药。肾有阴阳,肾阳虚,要补肾阳;肾阴虚,要补肾阴。如果肾阳虚,再补肾阴,也会导致病情加重。
  由此可见,补药乱补,就有可能成为毒药。相反有些毒药,却也可能成为治病的良药。例如蛇毒,人被蛇咬,中毒,可能死亡。但是,将蛇毒稀释到一定程度,却是治疗心肌梗塞、血栓病的良药。有些人养蛇就是为了取蛇毒卖钱。
  我认为中医药理论有更多的辩证法道理。现在回头再看,上面所说的点燃一支烟会放出几千种有害物质的说法,就是违背辩证法的。那些所谓有害物质,很可能正是人体所需要的有益的物质。利害相联,哪有什么纯粹的“有害物质”?
  肥肉无毒,吃多了却容易患心血管毛病。香烟有毒,吸烟者是否不会得一些疾病呢?
  ——作者注:
  郭虎啸说这番话后十三年,中国发生了一场全民抗击非典的大战役。那些在电视上否定“吸烟也有一定益处”这一说法的医生,却未能举出一个吸烟者得非典的姓名。为什么呢?他们已经盲目到不会实事求是了!
  2003年的那场“非典”悲剧,特别是一些医生与护士的死亡,与一些权威人士的僵化观念有关。他们迷信西医,不相信中医,这是一个血的教训!
  由此我还联想到了一个重要问题:
  发明吸烟的是西方人,提倡吸烟的也是西方人,首先提出反对吸烟的还是西方人。
  学着吸烟的是中国人,跟着提倡吸烟的也是中国人,再跟着反对吸烟的还是中国人。
  这不是中国人的头脑,长在西方人的肩膀上吗?难道中国人自己肩膀上扛着的是南瓜葫芦地瓜萝卜,一点也不会独立思考问题吗?
  当然我思考的是,吸烟引发的哲学问题,我也并不是提倡吸烟,而且我也从来没有收到烟草公司提供的研究经费。
  我只是觉得中国有那么一些人,什么都跟在西方人后面当吹鼓手,没有自己的思考,甚至没有自己的语言,中国独立自主这么多年了,怎么还会有这么严重的洋奴相呢!
  话还要说回来,我也不是反对向外国人学习,反对的是不会独立思考,不加分析地引进别人的一切理论。我们的口号应该是“洋为中用,古为今用”。正像领导人提出的那样,我们确实应该具有自己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