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7 交锋
自然，他一直被监视。我们为他准备了新加坡护照。您不安指望他来干特殊的工作。他是那种压不服的人。他们又发明了什么东西，是前所未有的。
不过我认为，这些混蛋在拖延，在等待”
“等待着什么？”
接头人在杯子里又斟满热茶，然后说：“我们最后战胜敌人，李广元，还能等什么呢？”
“詹国强没有告诉您，为什么我需要这些人？”
“他讲了一个人的情况”
“不过他向您解释过我为什么需要这个人吗？”
“没有”。
“于是您向我推荐那个家伙？”
“是的。”
“您认为可以信任他？”
“无论何时何地何事也不能信任日本人，李广元。不过．可以利用他们。如果上面不把我的全部谍报人员关进监狱，我会证明我能干出什么来。”
“对于您的工作我有所耳闻……”李广元笑了笑，心中想：“哼，恶棍，你是个坏蛋，是个下流的冒险家。你足一个愚昧无知、不学无术、由汪未经和詹国强推上台的坏蛋。”
“您在想什么？”他担心地问。
“我在想您的工作。装有手铐的监狱的事正是您的工作，您的工作就是要使这个组织的机械兴奋起来。”
“我感到一种幻觉。”
“您不是住宣传部的机构里，同志。他们在寻找幻觉，而您应当用眼睛看事实。象我一样，不要把事情弄糟当做是菩萨保佑，幻觉不象想象的那么可怕。”
在第一次被捕之前，他还是一名律师。在部长梅思品以逮捕和处分相威胁，下令禁止所有医生、珠宝商、律师、药剂师、糖果点心商、护土、面包师、按摩师、导演、记者和演员从事自己的工作之后，他决心想方设法脱身，并开始了秘密的辩护人工作。
七天之后，他被捕入狱。法庭判处他十年监禁。
一九39年在武汉他被送进一座破木板房，里边关押着一些共产党员、民主党人和上海、南京地下组织的负责人。
他当时不行了其他人用自己的口粮救活了他，使他没有饿死。
与其他人囚服不同，他的胸前和背后有红色标记，这是表示共产党员的符号。
军士长把他的标记撕掉，说：“虽说你是个可恶的共产党，但是作为共产党员，你没有权力有民族。我们要瞄况红色的靶子，把你打个稀巴烂。
接着，在排干沼泽地积水后，这个人由于“企图逃跑”被打死了。他连走路都很闲难，根本跑不动，两腿肿着，尤其是小腿肚，向外凸出，样子非常可怕，双肩象鸟儿一样，仿佛是做体操旋转的孩子。
负责领导他的是一个老党员。他曾经是上海区委地下活动部成员。象死去的其他同志一样，他明白，象他这样没有限定的社会主义思想、偶然被投入监狱的人意志薄弱，如果不扶他一把，不去影响他，那么他可能会屈服。因此，同志们通过在监狱工作的地下党员把自己从干最繁重的苦工的地方调到了活计较好的病房。
接着代表是共产党的标记也被撕掉，同大部分政治犯一样，他注定要埃枪子儿。但是76号的特务得到了情报，说他的妻子、共产党员李香兰跑到了边区，在延安援助建设的红十字会”中工作，并同国际红十字会建立了联系；她两次前往莫斯科和国际革命战土救济会，访问过一些名人，诸如在斯德哥尔摩，见到过布莱希特、保罗.毕加索、埃吕埃尔、阿扎贡，得到了他们对自己工作的赞成、帮助和支持，她还在英法报界举行了几次记者招待会。76号的吴四宝命令在监狱里的人研究利用他诱使他妻子返回南京的可能性。
第四处特别代表、卫队队长、警卫队的头子翻阅了他的档案。他明白，这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忠实信徒，同他耍滑头不会有任何好处。他把手下的特务安插在他身边作为眼线。尽管他的手下手段高超、精明能干，但也不能奈何这个犯人，话题一扯到妻子身上，他马上缄口不语。
于是队长给南京总部发电，请求批准他吸收另一小组参加行动。假如上面同意，他就敢自己担风险吸收他参加情报工作了，但是假如问题涉及到四分之一或者二分之一的人员，那么按照上面的指示，就需要呈报最高领导。直至全国领袖。一般地说，詹国强禁止吸收此类人参加行动，只有一次他不得不向梅思品让步。当时，军事情报局在同一个日本财团的一名成员接触，他本人向那边提供大批资金购买最新式的武器，条件只有一个：胜利后，日本人不得对破坏行为听之任之。
所以他们认为，党队总部会拒绝他的请求。不过，如果让刚刚在保安总局巨头詹国强手下崭露头角的那个女人，的确是国家的危险人物，她同莫斯科、巴黎、斯德哥尔摩和伯尔尼的关系日益给国家带来越来越多的损害的话，那么就可能是另一回事了。他可以向詹国强证明诱使那个女红十字积极分子回国，对她进行审判并处死的行动的重要性，把迁居在国外的共产主义分子水搅浑，他们会逃之夭夭，最后就象老鼠一样乖乖地呆着吧。
基于这一原因，所有名单上的人被列入受到保护的卡片。
他们接着抓了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一个十岁，另一个七岁。他们被关到歌乐山的监狱。就算他本人也被押到那里。
接着负责审讯的特务头子把他叫到审讯室，说：“到窗前去看看放风的地方。”
他看到一个院子，厚厚的石墙把院子截为两段，洒上装着铁蒺藜，一边是他的孩子，穿着肥大的不合体的囚衣，另一边是他的妻子。
他的头嗡地一响，一阵眩晕，昏倒过去。
医生使他苏醒过来后，审讯者说：“你想让他们获得自由吗？”
他不得不哭了。
“啊？我还没听到回答，混蛋！”审讯者喉道。
他只能点了一下头。
“你会为了这一点，什么都愿意做吗？”
他只能默不作声，却仍然在啜泣，浑身颤抖。
审讯者走到他面前，双手扶在他的肩上，盯住他的眼睛用更轻的声音说：
“我没有听到答复。你必须说‘是’，这样我们还能接着谈下去，假如你还不吭声，那现在就决定你孩子的命运，而且是当着你的面”。
“我什么都愿意干！”他嘴里嘟哝着，“不过请放了我那不幸的孩子和妻子。”
“等你干完我所吩咐的事，就放他们。”
“我会完成，我能完成。可是您在骗我，所以我要等他们自由之后才去干您吩咐的事，如果不行那您就处死我吧。”
“为什么要处死你？”审讯者奇怪地说，“我要当着你的面处死他们，你也知道，我们向来说活算数”。
秘密警察这部可怕的机器是根据一个简单的原理在运转的，即便临死前的人也还希望能得到一个平安的结局。有一次詹国强对亲信们说：“我劝你们每个人顺便到我们各门诊所住着癌证病号的各病区去看看。可以观察一下，当病人不愿意，正确些说，是已经不能对自己的处境作出客观分析时的那一种‘自抱自弃’的有趣过程被我们逮捕的罪犯同癌症病人一样。你们越使他感到疼痛，就越是能更快地压服他，他也就越顺从，只要你善于向他暗示他可以获释，他就会抱有出去的幻想”
结果他屈服了，他从关押他的人那里拿到写给妻子的信。他的同志还不知道，自己已经在为76号特务开始做事了。
接着他被调出武汉那所监狱，安排在野战医院，做好准备工作之后被派住重庆。于是，一场针对女人的阴谋开始了。她的太太通过他同丈夫取得了联系，用他的话说，联系是通过可靠渠道进行的。女人同意与逃跑的“地下组织”的代表见面。这次会面约定在边境进行。她的两个随从被打死，她本人被捕，最后押到南京后同丈夫一道被处决。
参加这个阴谋的人得到国家最高层的赞赏。但是在忙乱中人们忘记了另一个人。
他漫不经心地给詹国强写了封信：“从他的行动的效果看，他的工作不仅是可行的，而且是必需的。我的经验是将要在其它监狱里推广。”
詹国强勃然大怒：“这个白痴被布尔什维克搞昏了头？他想让个别情况高于原则？他公然要假设民族才是决定一个人的主要因素？不，不能做那样的工作，而他，被俄国人的阶级意识的致命毒药毒害了。这种阶级意识永远是我们以国家思想为基础的学说的敌人”。
接着他被开除出卫队，经过两个多月的艰难申诉，他当上了杭州郊区的消防队队员。他开始酗酒。一次酒力发作时，他吊死在酒馆的卫生间。他脑前贴着一张纸条，他用自己的血在上边写道：我是汪未经统率下的可恶的的牺牲品，为了一个被毁灭的国家，清算他吧！”
詹国强监视出卖同志的那个人。他的妻子和孩子暂时获释，允许他们住在特别居住区。每日提审一次，在送往城里的途中，他可以通过车窗看到自己的家人。
他两次参与了76号谋害他的同志和战友的行动。最近一次审讯者把他带到陕北，在那里他们与同西方有联系的一个地下党进行了谈判。那边答应从监狱里每放出一个共产党就付给监狱和詹国强一辆卡车外加二十桶汽油。他们把这些车交给部长宋大文使用。宋大文用这批车把日本人从新加坡、缅甸和高棉掠来的文化珍宝从上海运到东京地区和北海道的矿井。
接着他奉命将叛徒交给李广元导。
“您好，”李广元请他坐在固定在屋子中央的圆凳上，然后说。他明白，他的话会只字不差地被录下来。他不为自己胆心。他要搞清楚坐在他面前的这个人“我姓李，我也是为数不多真正想帮助您的人。不过，为了您的利益您要坦率地回答我的问题。您准备这样做吗？”
“我准备不准备无关紧要，我已经学会这样做了。我的家人是你们的人质，所以我只能坦白地回答，没有其它办法。”
“那么让我们看吧。首先，有谁比我们，比我的组织，比我的国家更让您憎恨呢？”
他的脸可怕地抽搐了一下，眉毛向上挑起，使额头变得窄了些，布满了皱纹，好象是一只干瘪的苹果，他的手不安地在发肿的膝盖上搓着。
“您提了个可怕的问题，；李先生”
“哎呀，您显然没有听清我的话。我向您提的是一个只有一种含义的问题，请同样地回答我。”
“我最恨那些把国家引向危机的不负责任的人。”
“是指现在？”
“您说什么呀？我指的是二十年代的危机”
“从我国的报刊报道看，二十年代把我国引向危机的是布尔什维克、共产主义、和美国银行资本。我可以这样理解您的回答吗？”
“是的，我正是想这样回答”
“不，对您的回答我完全可以作截然不同的解释：在我们国家不能有左派和共产党，或者相反，让这些人变得更机智，更团结，更强大，这样我们就不会取得政权，您就可以免遭您现在的经历。”
“啊，不是，李先生。您解释得太随便。”
“您在对我说谎您憎恨我们，就象一个受折磨的人必然要憎恨折磨他的人一样。如果您反对，那我就中止讨论，把您送回牢房，您一家人的命运就要由另一个人安排，但绝不是我。怎么样？”
“刚坐牢时我的确恨那些想不公正地”
“听着，我现在把您的想法说出来，如果您同意就向我点点头，如果不同意就从左向右摇头。不过如果您想更舒服些，可以由右向左摇。就这样。现在您一定这样想：你这个杂种、暴徒，你折磨我和我的全家不会长久，你们就要完蛋。你们这群匪徒你们想当着我那身陷困国的妻儿的面摧毁我的意志，这一天永远不会到来。你们是一帮畜牲，为了你们那荒谬的思想，你们什么都干得出来不过没有关系，畜生们，没关系。你们以强凌弱，我终将回报。别以为你们送我去杭州和武汉时我会对别人说什么。我把你们的计划告诉了别人，所以她赴约时带了两个持枪的朋友，只不过你们这些匪徒人多，又懂得如何在边境上抓住这两个幼稚的地下工作者罢了。没关系，畜生们，没关系。在其他地方我也告戒前来接头的人有危险，我干得丝毫不敢马虎，我比你们聪明。我知道，你们残暴的组织终究要破产。我想的很实际，而你们这些被理想主义迷惑的人甚至连明年也不愿意去想。你们带我去杭州时，我和我的同志低声交谈了两句。他完全明白了。我会得到宽恕，而你们谁也不会得到。”
对方恐惧地望着李广元，额头和鬓角渗出大粒的汗珠，手指无力地捏拢，一个个骨节泛着青色。
“是从右向左摇呢？”李广元问，“还是从左向右摇？”
“您为什么又开始折磨我？为什么？”
“他们折磨了那个可怜的女人。当着她丈夫的面，他们侮辱她。他们曾经救活了您，把自己的芜青汤分给您喝。他们这么对待她，当着她丈夫的面搞这些勾当，可不论是谁都没说出您的名字。不过，这只是首抒情诗，与我的工作和您的未来没有关系。在我刚才说出您那种可以得到理解、最终在去世前得到宽恕的隐秘的念头时，我得出结论，我们俩都必须得到宽恕。如果我们能把关押在监狱的人不被当作敌人消灭的话，我的一些朋友出会得到宽恕，尤其是允许这些人前往安全地方的话。譬如说，由我或者我的朋友来组织，但是同其他人的按触，问你们财政要人的接触要由您来保证。感觉如何？不错，不是吗？”
“可家呢？我的孩子怎么办？”
李广元从抽屉里取出一份护照扔到面前的桌子上。
“过来翻开看看。”
他怯生生地走上前，询问似的望望李广元毫无表情的脸，打开护照，看到了妻子和两个孩子的照片。他仔细地看了又看上面是否有外国政府的签证。他确信签证已办好之后，硬咽着说：“不过没有你们的批准。”
“您难道认为，在我和您平安从国外回来之前我会放他们？”
“您说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我会很容易做到这一点。我们会回来的，我重新进牢房，一家人呆在武汉的监狱。”
“不，您不会的，因为我们必须接待那些从国外来的可敬的先生们，就在我们境内，在这里，还要领他们转一转监狱，以通过我和您的代价极高的冒险来组织运送获释的人。待第一批使者同我们谈判结束，我们就把您的妻子同他们一起送走”
“不，”他声嘶力竭地喊叫，“不要送走她，送孩子们”。
“我再说一遍，我们将把您的妻子同第一批来接获释的人的使者一起送走，同第二批使者一起送走您的大孩子。”
“您说的不是真话，护照上写的是两个孩子。”
“我怎么能把女孩送到那里去？或者是那个男孩？那男孩儿听力超群，七岁时就举办了音乐会，饶了他吧，他会为国家效劳的，他，还有我的女儿。”
“随您的便吧。您为什么说谎要放他们，如果……”
李广元背靠在坚硬的椅背上：“您想的很对，象条好汉。这一点我没想到，准确地说，是那些做技术准备的人考虑不周。明天白天我会给您看一份您夫人的新护照，她一和人的，还有两个孩子的，每人一份”。
“好吧，那什么时候让我第二个孩子出国？让男孩先走吧。如果菩萨让他活着，就让他活下去吧。什么时候办这件事？”
李广元反问：“他们不让您看报纸？”
“是的”
“我要吩咐他们给您报纸，而且允许您听前线的消息。不过眼下您要在这张纸上写上这段话；我，同意谍报军官李广元的建议，参加释放监狱一批犯人。保证在今后所有人道主义行动中协助李广元及其上级，我知道，我的背叛将意味着我的家人和我迅速无条件地死亡。对了，别忘记写上日期”
接着李广元叫来卫兵，把他送到囚牢房。他给监狱长打了电话，询问能否为他准备一顿丰盛的饭，发给他三支烟和两块糖。他又给常凯申的秘书打了电话，请他转告分队长，如有可能，近期内请分队长接见他。
情报中心需要了解在盟国首都也仅有少数人才知道的情况，这是促使延安派人前往南京的原因。情报负责人远没有将所有情况告诉自己国家的首脑。
英国的一位大人物常常回忆起他对莫斯科的初次访问。那是一九三九年的令人不安的夏天。那边又重新提到人类的命运，谈到他飞往苏格兰的真正动机，也提到伦敦的反对派在这件事情中是十分可疑的……
丘吉尔按照事先同情报机构助手商定的口径向斯大林元帅做了回答。
这位领导眉头紧锁地说：“对这种解释我并不满宏。我确信，我的情报人员也没有把一切部告诉我，出许他们做得对。按照他们职业的原则，秘密工作不是犯罪，相反是一种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