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5混乱
当他把车子开出小街，驶上和总统车队并行的路线时，他因晚了半秒而不能和汪未经的座车并行，而是和汪未经的警卫人员警卫队长的座车并行。他把半个身子伸出右边的车窗，把冲锋枪的全部子弹倾泻在前面的雪铁龙轿车的后部，他从打碎的玻璃窗里似乎可以看到汪未经的身影。
“为什么不还击，这些白痴！”车里，汪未经生气地问道。虽然是个文官，但毕竟写过“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诗，他的胆气还是有的。
此时，警卫们原打算对准10英尺以外平行的“秘密军队组织”的汽车射击，但是汽车司机遮住了他的视线。
警卫队长对司机大声吼道，要他紧跟汪未经的座车。几秒钟后，“秘密军队组织”的车子落后了。两名摩托车警卫人员中，有一名因阿兰突然从小街冲出而从车上跌下来。这时，他们很快就清醒过来，飞速地向前面的车队靠拢。就这样，总统的车队冲过十字路口，向郊外驶去了。
那些埋伏在伏击地点的“秘密军队组织”的射手们来不及互相埋怨，他们急忙
离开原来的汽车，跳上预先停在路旁准备逃跑的三辆汽车，很快消失在渐渐降下的
夜色之中。
10分钟后，车队到达华界警局，汪未经命令把汽车开进里面。汽车停下来后，一批官员立即围了上来。车门打开了，他们把震惊的汪夫人先扶下车，汪未经把膝盖上的玻璃碎片抖掉，则从另一边下车，他不顾四周官员们慌张的慰问，绕过车子搀扶住夫人的胳膊。
“来吧，亲爱的，我们回家去吧！”他对夫人说道。
然后，他转过身对其他官员说出了他对“秘密军队组织”这次行动的评价：“他们射不准！”
说完，他就扶着夫人换了另一辆车，坐在她的旁边。而他的警卫们也着上车，他们动身去乡间一处宅院去度过周末。
到这时，马鲁还心有余悸，脸色灰白地坐在方向盘后面。
汽车右边的两个轮胎已被打掉，最后仅靠轮圈向前滑行。警卫队长暗自庆幸，没有出大乱子。他安慰了马鲁几句。接着就去处理那些必须尽快处理的事情了。
之后全世界的新闻记者都在打听这桩谋刺事件，但苦于缺乏这方面的真实资料，只
好凭个人的猜想来写报道。然而，警方则以保安总局为首，加上特工人员和宪
兵队的力量，发动了一次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侦察工作，接着进行了搜捕。
这次搜捕活动仅次于以后进行的追捕另一个刺客的活动。这个刺客的情况至今
尚未弄清楚，档案里用的名字仍然是他的代号——“钓鱼”。
9月3日，警方获得了第一个线索。
这和其他一些案件情况有相似之处，是在一次例行的检查中获得的。在里昂市以南的小城瓦朗斯的郊区，在一条巴黎通往马赛的公路上，警方的路障拦住了一辆坐着四个人的小汽车。
这一天，他们已经拦住所有的汽车和黄包车，检查每个人的身份证。当他们检查这辆小汽车时，其中有一个人拿不出身份证，说是已经遗失。警察就把他和另外三个人带到瓦朗斯镇进行例行的查问。
在审讯中，他们知道其他三人和此人无关，因为这三个人仅仅是给此人搭了便
车，所以就释放了他们。警察把第四个人的指纹印下来，送往巡捕房以便核实他自己
所报的姓名。12个小时后，答复来了：指纹属于一个30岁前国军的逃兵，根据军法被控有罪。但是他所说的姓名倒是确切的。他的名字叫吴劳德。
吴劳德被带往工部局的司法警察区分部。在接待室等候审讯时，一个看守
他的警察开玩笑地说：“喂，你这家伙怎么回事？”
吴劳德无奈地耸了耸肩回答说：“好吧，你想知道什么呢？”
就这样，吴劳德一连讲了八个小时，惊呆的警官听着，速记员的笔飞舞着，记
了一本又一本的记录。最后，他把上次活动所有参加者的姓名都说了出来，还
有其他九个人。有人在策划期间担任了某些次要任务，有些人帮助搞了器械。一共
二十二个人。
警察的大追捕开始了，这次他们知道该捉谁了。
最后只有一个人逃脱了，直到今天也没有捉到。他就是陈功书，他逃掉了，
估计和大多数“秘密军队组织”的首领们一起住在郊区。
对其他参与这次阴谋活动的为首人物的审讯和起诉工作是在12月前就完成了。1940年1月，对这一案件进行了审判。
当审判正在进行中的时候，“秘密军队组织”又集中力量对汪伪政府进行了一次全面出击。汪伪保安总局也竭尽全力予以反击。在雪茄繁荣的上海生活方式的背后，
在所谓有文化、有教养的外表下面，一场现代历史上最残酷和最激烈的地下秘密战
争开始了。
汪伪保安总局它的任务主要是进行国内进行反间谍工作。其中第五局的名称叫行动分局。这个局是对付“秘密军队组织”的战斗核心。该局指挥部设在歹土，一座毫无特色的楼房里。
行动分局有一百来个硬汉子。这些人大部分是江浙人，他们练就一身最棒的体格，然后被送往训练营，在该营一个与其他部分完全隔绝的特别部门里，学习一切有关破坏的技术。他们成为用小武器或赤手空拳——徒手劈杀和柔道
——进行格斗的高手。
他们还学习无线电通讯、爆破、破坏、用刑或不用刑审问、绑架、纵火和行刺等课程。
他们有些人只会说上海话，其余的人能够流利地说好几个其他地区的方言，他们有权在执行任务时杀人，并常常行使这种权利。
随着“秘密军队组织”活动的日益狂暴残酷，保安总局的头子李事群最后取消了对这些人的一切限制，听任他们去搞掉“秘密军队组织”。他们有些人参加了“秘密军队组织”，打人了该组织的最高机构。他们只满足于从内部提供情报，而由其他人采取行动。把“秘密军队组织”派进上海或其他地区执行任务的间谍逮捕归案，都是靠打人这个恐怖组织的行动成员提供的情报。
有时，警察无法把所要抓的人诱骗来上海，就残酷地把他们在外地杀掉。许多失踪了的“秘密军队组织”成员的亲属从此就都认定他们是被行动分局的人干掉的。
对于“秘密军队组织”成员来说，教训是够多的了。他们咬牙切齿地痛恨这批
行动分局的人，称他们为“流氓”。甚至比痛恨日本人还要痛恨出卖自己组织的人。
“秘密军队组织”和汪伪政权在上海进行持续的权力斗争的末期，“秘密军队组织”活捉了七个“大流氓”。后来他们的尸体被挂在阳台和电线杆上，耳朵和鼻子都被割掉了。这一场秘密战争就以这样的方式进行着，至于究竟谁在哪个地窖里死于谁的酷刑之下，这一切将永远不得而知。
剩下来的“流氓”仍留在“秘密军队组织”内等候保安总局的差遣。他们中有些人在参加保安总局之前是地下黑社会的职业刺客。他们仍保持着以前的老关系，他们不止一次地请地下黑社会的老朋友帮助他们为政府干一些特别肮脏的勾当。这些活动使人们认为上海存在一支平行的、非官方的“二警察部门”，据说是在汪未经的得力助手周呼海指挥之下的。
其实并不存在什么平行的“二警察部门”，这些事情都是由行动分局的刺客或是从那个“社会”里临时借用的黑帮头头们干的。
上海本地青帮在浙江和江苏的黑社会里是很有名的，他们对于这场仇杀也略知一二。
当七个“流氓”在上海被杀后，他们宣布要向“秘密军队组织”讨还血债。
部门本土流氓在1937年时曾帮助日本人在吴淞登陆，他们后来得到的报酬是
有权垄断宝山地区的大部分非法生意。而在战争年代初期消灭“秘密军队组织”的
行动中，本地流氓则以同样的方式又一次为日本效劳。“秘密军队组织”里有许多
成员也是出生在上海的本地人，他们差不多，因此这战斗有时几乎是兄弟间互相残杀。
在审讯吴劳德和他的同伙期间，“秘密军队组织”也在展开攻势。他们这时候的指挥者是曾经在幕后参加策划过多次暗杀行动，绰号为阿古的军统中校。他和蒲素和顾楫一样，有着留法的经历，只不过不在同一所学校，他毕业于法国一所著名的大学——工业大学，具有灵敏的头脑和充沛的精力。
他在汪未经的手下曾经当过少尉，并且在日本进攻南京时参加过守城战争。后来，他曾在江苏指挥一个骑兵团。他虽然长得身材矮小，但却是个硬汉子，同时也是一个有战绩而又非常残忍的军人。
从1938年年底起，他就成为“秘密军队组织”潜伏在上海的行动首脑，仅次于陈功书的二号人物。
阿古有丰富的心理战经验，他知道反对汪未经政权的斗争必须在各方面进行，
既搞恐怖活动，也要通过其他渠道及宣传活动。作为整个活动的一个部分，他安排
“秘密军队组织”的外围政治组织——全国抵抗委员会的负责人、前报刊联合会的会长金旭喜同全西方的报纸和广播举行一系列的会见，用体面的词句说明“秘密军队组织”反对汪未经伪政权的原因和决心。
阿古的才干，过去曾使他成为国军军统里中最年轻的中校，而现在则使他成为
“秘密军队组织”中最危险的人物。他安排金旭喜接连地接见一些主要的报刊记者，在这些接见中，这位老政治家可以为“秘密军队组织”的这些活动披上正直行动的外衣。
金旭喜的这些宣传活动，几乎和这几天在上海各地电影院和咖啡馆里出现的炸弹爆
炸恐怖活动一样，使租界以及汪伪当局感到吃惊。
然后，到了1940年2月14日，发生了另一次谋刺汪未经的事件。汪未经预定要
在第二天到军事学院去讲话。谋刺计划是当汪未经步人大厅的时候，由一名刺客从
附近房子的屋檐下向汪未经的背后开枪。
有三个人在这次事件后被捕审讯，他们是戴农、一个名叫罗普纳
的炮兵上尉和一名军事学院的女性英语教员莉菲女士。射手是“跛子”来担任。但这次又让“跛子”逃脱了。他们的被捕是因为在租住的套间里搜出了一支带有瞄准器的步枪。经过审讯后表明，他们为了把“跛子”和步枪偷运进军事学院，曾找过马杜准尉，后者立即报告了警方。
二月15日，汪未经准时出席了军事学院的典礼活动，但是令他很不高兴的
是，乘坐了一辆装甲汽车。
那次的阴谋搞得非常笨拙，但是它却使汪未经很生气。他在第二天把李事群叫来，拍着桌子对这位负责国家安全的部长说：“这种暗杀的勾当搞得太过分了。”
李事群决定对“秘密军队组织”的某些高层阴谋分子来个杀一儆百。他对最高
军事法庭正在进行的对暗杀分子的审判结局十分放心，因为那些杀手已在被告席
上直言不讳地努力说明为什么他们认为汪未经应该死。这一点就足够判他们的死
刑了。但是还需要更多杀鸡儆猴的例子。
2月22日，保安总局第二局局长致内政部长的一份备忘录的抄件到达了行动分局局长丁末村的办公桌上，内容摘要如下：我们已经查明这场颠覆运动的一名主要领导人的下落，他是前国军军统官员阿古。他已逃往重庆，根据我方情报局的惰报，他将在武汉停留数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