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00章 谁为往圣继绝学!
卢养直视父亲：“天下莫知从袁或从董，而刘师兄发布致百姓官吏将士书，既是公开信，也是宣言书，给天下人划出袁、董之外第三条道路！
就是要让更多人无所适从的逃难者明白，青州是主动追求和平之州，在战乱时代更显得难能可贵!
讨董之州刺史、郡守国相约20个，董卓尚且控制的不过司隶、凉州、并州荆州约10余个，看起来关东盟军似乎数量更多。
可大汉有13州106郡国，天下间犹豫不决，或持两端以观望者，或忠诚王室而力不能伸者超过三分之二，刘师兄不止为青州说话，亦为三分之二州郡说话！
刘师兄之胆量让孩儿佩服，刘师兄之名必闻于天下！绝不亚于讨伐董卓所获之名誉之利益！”
这一刻卢植感到无比的疲惫，不仅公孙瓒、刘备、郦炎等徒弟已有了自己的事业和主张，没想到就连原本听话长子也不赞成他的观点：“莫非为父真的老了？跟不上世间之变化？”
卢养安慰道：“父亲莫想多了，孩儿只是不愿把鸡蛋全放同一篮中而已。”
卢植满是皱纹的脸上难得露出一丝笑意：“江山代有才人出，一代更比一代强。”……
孔融颤抖着拿起公文：“这是墨拓？不对，我曾在熹平石经上印过，墨拓字显白色，周边为黑色。”
属下左承祖道：“据说左伯等人改进了造纸术和墨水，刘备遣人将字写在纸上，翻过来盖木板上，然后把字周边掏空，再沾上墨水，就能印出字来。明明就与印章别无二置，却叫什么‘雕版印刷’，可笑至极。”
孔融指着公文，心里如同惊涛骇浪：“官印、私印是金铜所制，每字皆大，蘸墨水盖纸上，用墨少了就不甚清晰，用墨多了墨水往往浸透纸张，字迹颇粗，不甚美观。”
作为文明于世的文学家、诗人、经学家，孔融动容不是因为公文上本身内容，也不是因为公文的文采——在他看来，刘备所谓的得意之作只能算还行。
孔融同时也是书法和印章名家，他震惊于印刷的方法：“这个用木板雕刻印刷，每个字不过指甲盖大小，字迹却清晰无比，墨水聚而不散。岂是印章、拓印能比？
这是大创举，大发明！备车，本府要立即拜见刘刺史，争取印刷夫子的著作！”……
孔融的到来，让刘备精神为之一振。
从印章、墨拓石碑到第一次使用雕版应刷术和纸张大规模印刷，东方文明为此在黑暗中摸索了数千年。之后的活字印刷，就是将大块的雕版变成小块的铅字而已。
在孔融面前，刘备更进一步，演示了活字印刷术，没想遇到了明显的阻力。
并非活字的制作技术有多么困难。
孔融认为：“活字印刷是对资源的极大浪费，还不如抄书来的快。
其一当前的文章绝大多数短小精悍，其二一个郡最多就十几个县，一个县不过几个到十几个乡，换句话说郡里给县发公文，或者县给乡发，都只需要几份到十几份而已。”
研制雕版印刷的大功臣左伯亦说：“雕版印刷的雕刻者根本不需要识字，只要根据笔迹刻就行。识字者在监督的同时还可以完成其他工作，或组织生产、或监督其他工作、或开展统计、或撰写公文。”
邴原则说：“当前，一百个人只有几个识字，有些汉字区别很小，只认识一两千字的人很难做好这项工作。让一名识字水平中上者去做挑选活字“拣字工”，他们愿意才怪！”
看来一项发明或技术进步并非越先进越好，能不能推广开来，根本上是看能不能给人帮助，占据主导地位的识字者更希望把自己从抄书解放，而不是陷入花销许多时间找字的新桎梏。
孔融的来历并不是研究印刷术本身：“我想印刷夫子、孟子等人著作《论语》《春秋》《孟子》……为圣人立言，为往圣继绝学！”
“很佩服孔兄敏锐的眼光。”刘备欲抑先扬，“可本侯已经答应过师尊（卢植）、郑君，以郑注、卢注为基础。”
孔融：“可我是孔子后裔，我传承的才是最正宗的儒家思想！”
书写历史、传承文化、宣传教育……刘备知道印刷术的巨大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在没有网络、没有自媒体的时代，掌握了印刷术、造纸术相当于掌握话语权，他并不会轻易让孔融得偿所愿，尤其是鲁儒还以保守著称。
刘备在桌上写下一句话，孔融读出来：“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意为上位者指挥民众，只可让他们由我所指挥而行，不可使民众知道我所指导之用意所在。”
刘备标出两个逗号一个分号一个句号：“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老百姓，若可任使，就让他们听命；若不可任使，就让他们明理”
“你这个不对，孔家祖传是我那个说法。”孔融意图一把擦掉标点，“你长期忙于为政治军，学问可能早就丢下了。”
刘备脸上难得一红，伸手死死捂住：“别拿夫子压我，有些事你不答应就别想印《论语》。”
之后刘备请来郑玄，与孔融议论的焦点从《论语》改为《礼记》。《礼记》有大小之分，小戴礼记为西汉戴圣搜罗民间藏书，加以编撰所做，内容主要是先秦礼制，重点体现儒家哲学、教育、政治、美学等方面思想，相传是曾子等人所作，其实不少是今文经学，藏有大批私货。
孔融自有家学渊源，对其中许多经文、注释都有不同的看法。而郑玄将西汉后期流传的各种《礼记》抄本，相互校对，并作注解，卢植亦参与，已经成书，给徒弟们广泛教授。
对《礼记》中大部分先秦礼制，刘备都不怎么关注，他只关注其中《大学》《中庸》等少数问题，例如“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孔融就认为‘格物’是以夫子著作为基础推究事物之理。要按照孔融和这个时代大部分人的说法，很容易仅仅把格物理解为磨砺心智的方法，最后变成‘本本主义’（教条主义）或者晋朝玄学。
而受到唯物论影响的刘备，认为格物要以马夫子的认识论为基础，强调实践才是格物的中心，格物的来源不仅应包括社会科学，还要把自然科学的数学、物理、天文学、化学等等包含在内。这样就能为科技进步找到理论基础，借助实践快速推动社会进步，而不会放任一部分腐儒成为绊脚石。
“格物”比之前的“民可使，由之”问题更大，郑玄涵养好，仔细思索。孔融是个暴脾气，一来二去，把刘备衣袖都撕烂了，依然不相让。
如果说古文经学是为圣人立言，今文经学就是打着圣贤的名号，为自己立言，说好听点叫“为往圣继绝学”。今文经学口口相传，更多创造——这也是问题，创造太多容易背离原意，走上邪路，如东汉学者把谶纬之学与经学融合，走向天人合一和迷信思想，继承孟氏易经的袁绍家就是典型，每逢大事卜一卦，有事没事推图谶。
看上去，古文经学以古本经文为基础，不如今文经学有创新意识。可事实并非如此，只要对注释稍加改动，如刘备对格物的解释，古文一样能换发生机与活力，只是夹带的私货，只是略少一些。
在熹平石经之后，儒家学者对经文文字异议不大，关键在句读、注释上——私货，才是是刘备、郑玄、孔融纠缠的焦点！这就比如一个市年财政收入200亿，其中160亿都是比较固定的支出，剩下40亿才是常委、副市长们争夺的唐生肉。
孔融与刘备、郑玄争夺的既是一句话的解释权，更是‘愚民’与‘开启民智’之争，是以‘本本’为主与以实践为主的认识论之争，最关键是‘谁来创新’之争，是谁来“立言”，以谁为主“为往圣继绝学”之争！